交流与转型
进入20世纪后，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和从海外归来的中国留学生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在两种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历史车轮将徐州缓缓载入近代化的大门。同时，这两种异质文化的激烈碰撞，也使得徐州在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波三折，崎岖艰难。
一、 文化交流
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以文化大使的身份，在中外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交流的桥梁。他们出于传教目的，在徐州开办了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客观上推动了徐州近代化的发展；同时，他们又以搜奇猎异的眼光，把徐州本土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海外。传教士的身上毕竟烙印着浓重的殖民色彩，他们的传教活动和主观意图，使其困囿于两种异质文化激烈冲撞的旋涡中，造成了徐州地区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波澜壮阔。
（一） 开办学校
1897年，基督教美国南长老会在徐州开办了启蒙式学道班。1905年，美国传教士葛马可将学道班扩建为培心书院。1919年，传教士安士东任校长，易名为培心中学。1910年，美国传教士陶美丽在徐州创办了桃李女学堂。1913年，该学堂易名为正心女校，为四年制中学。1919年，美国传教士荣我华将校名改为正心女子中学。1932年，培心中学与正心女子中学合并，各取原校首字名曰培正中学。徐州沦陷后，培正中学被迫停办。1942年，在徐州基督教会的努力下，培正中学又以培真中学的名义重新开办。抗战胜利后，培正中学恢复了校名，并聘请北平燕京大学前任校长、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为学校的名誉校董。到解放前夕，学校已发展到初中9个班，高中4个班，共有700余人的规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培正中学，改名为徐州市第五中学。
1908年，天主教法籍传教士艾赉沃在徐州创办了旨在培养传教人员的要理学，开天主教在徐州市区办学之先河。 (2) 1910年，法籍传教士倪娄将要理学改名为类思公学。1917年，上海震旦大学扩建了徐州类思公学的校舍，并改名为震旦附中。1936年，上海天主教司铎、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建议把学校易名为昕昕中学，意在“学如晨曦，名同震旦，既可得教育之初阶，复能入光明之大学” (3) 。昕昕中学逐渐成为天主教会在华重点中学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声名远播，许多到访徐州的名人都曾到此视察过。徐州沦陷后，昕昕中学暂迁到徐州城外杨庄集天主教堂上课。抗战胜利后，美籍传教士邰轶欧回到徐州，重新整顿昕昕中学，并聘请蒋纬国担任学校名誉董事长。1948年，学校已发展到男女两部23个班级共1095人的规模，成为当时徐州设备最为完善、教学质量较高的中学。 (4) 徐州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昕昕中学，改名为徐州市第四中学。
图7-1 ［民国］培正楼
除了开办教会中学，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还分别在徐州开办了光启小学和培正小学，为徐州的教育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可以说，徐州教会学校是体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摇篮。它一方面促进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徐州的传播，较大范围地普及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它也突破了徐州传统教育的藩篱，加快了徐州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尽管它具有一定的时代进步性，但其教育主旨毕竟是在近代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文化侵略，其最终目的不是徐州的近代化，而是基督化和西方化。
（二） 开办医院
1881年，英国传教士祀思溥在徐州鼓楼南端租房开办了施医院（诊所），为西医进入徐州之始 (5) 。而在徐州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美国南长老会设立的徐州基督医院。1897年，由美国南长老会出资，美籍女传教士葛璧玺（Nettie D.Grier）在徐州西门大街购房开设简易诊所，施医布道。1900年，他们沿街建设平房数间，开设门诊。院内平房10余间充作病房。1914年，女医院更名为坤维女医院（Mary Erwin Rogers Memorial Hospital for Women），葛璧玺任院长。 (6) 1914年，病房楼建成，设有产房和手术室，为徐州西医接生之始。 (7) 1900年，美籍传教士慕庚杨（Lynford L. Moore）在女医院东隔壁创办博济（男）医院，后于1904年离开徐州。1905年，美籍传教士马法典接任院长，并在1916年将医院更名为基督（男）医院（Bennie Blue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 (8) 1945年，教会将坤维女医院和基督男医院合并，名为徐州基督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徐州基督医院，改名为徐州市立第二人民医院。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也重视医教结合的传教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耶稣会传教士在徐州共设立了9处诊所。这些西式诊所为民众治病救人、解除病痛，一时间迅速壮大了西医队伍，形成了西医进入徐州地区不可阻挡的局势。
（三） 从事慈善事业
孤儿院。1905年，美国南长老会美籍传教士顾多马（Thomas Grafton）在徐州西门内开设济孤堂，收容孤儿近200名。1939年，天主教鲍斯高会传教士在坝子街天主教堂开办孤儿院，收容弃童150名，并教给他们工艺技术，作为以后的谋生手段。1943年，天主教乌苏拉会传教士开办了圣母圣心婴儿院，收容弃婴140余名。
避难所。抗战爆发后，日军经常空袭徐州，难民众多，无处安置。基督教会利用徐州中枢街教堂、基督医院、传教士宿舍、教会学校等地方办起了避难所，共收容避难群众3000余名。天主教会在青年路教堂开办避难所，并在教堂屋面涂饰法国国旗和标识难民营的白底蓝十字旗，以示区别。徐州沦陷后，避难所又临时收容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百余人。
赈灾处。由于战乱和天灾，苏鲁豫皖四周难民涌入徐州。美国南长老会美籍传教士顾多马在徐州开办了华洋义赈会，发给灾民面粉、豆饼、棉衣，或以工代赈，发放赈款修筑路桥。顾多马调离徐州以后，美籍传教士彭永恩继续接办义赈。抗战期间，华洋义赈会解散。抗战胜利以后，教会还协助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徐州发放部分救济物资，以赈灾民。
妇女学道班。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长老会美籍传教士彭永恩（Frank August Brown）的夫人彭夏丽（Charlotte Brown）在徐州中枢街教堂东院创办妇女学道班，招收中青年文盲女信徒进行扫盲识字，后来还增设了初级文化课， (9) 以提升女信徒的知识水平。妇女学道班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徐州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
传教士从事的慈善事业传播了近代西方科学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对徐州的近代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传教士从事的慈善事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目的在于使慈善事业成为传教的利器，最大程度上扫除民众对外国宗教的冷漠偏见。由此可以看出，其长远目的在于收揽人心，使民众对基督教产生亲近之感。
（四） 徐州文化宣传
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亦对徐州的风土人情、社会面貌产生浓厚兴趣，通过信函、杂志、著述、实物等资料源源不断地把徐州文化介绍到海外，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这其中尤以加拿大法裔耶稣会的介绍最为显著。
《徐州湖团团界的历史记录——以五段地区为例》。1914年，在沛县五段传教的教士徐劢出版法文图书《徐州湖团团界的历史记录——以五段地区为例》。该书由天主教会资助并在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刷发行。作者通过对“边里”和“边外”在世老人的采访，并寻访各团及其所管辖的“段”，对民俗风情、语言文化、宗教崇拜、家族渊源、社会关系、山东移民与沛县居民之间的关系、朝廷介入、土匪暴动以及革命军的到来等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记录，再现了“湖团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
麦良弼（Louis Lavoie） (10) 和《匪徒》（Le Brigand）杂志。为了向魁北克介绍徐州和中国，获得财政方面的支持，1930年，耶稣会士麦良弼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创办了《匪徒》杂志。他以徐州动荡不安、匪盗横行之故，命名该杂志。杂志记录了徐州水患频发、战争迭起、市井百态、春种秋收等社会现象，详尽记载了当时徐州的风土人情、自然面貌，刊发了许多反映当时徐州建筑、民众生活、战争场面的图片。通过这些珍贵图片，杂志较为翔实地向海外反映出当年徐州社会的真实面貌，把徐州文化形象生动地传播出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当然，麦良弼以西方人的眼光阐释徐州文化，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文化的隔膜性。
盛世音（Édouard Lafortune）的个人著作。盛世音作为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此度过了7年传教生涯。他的《加拿大人在中国——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区徐州府概况》一书，193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 (11) 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当时徐州的自然环境、行政区域、民间婚丧、世俗礼节、水旱天灾、农忙战事等，无不包含其中，堪称当时徐州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徐州文化因此书而被详尽地介绍到海外，引起广泛关注。盛世音在书中对徐州民间迎神乞雨、求卜问卦等社会现象颇有微词，反映出西方传教士对徐州民间文化的一般观点。另外，书中附有大量反映徐州社会风情的照片，这些照片与文字资料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是记录当年徐州社会文化信息的珍贵资料。
法国耶稣会士董师中（Henri Boucher）与《耶稣会士艾赉沃传记（1852—1930）：南京代牧区徐州府传教士》。1930年，近代天主教徐州地区开拓者法国耶稣会士艾赉沃去世，与他一同传教的董师中，根据来往信件、宗教通报和简讯、艾赉沃日记，以及两人之间交往的历史，撰写了这部回忆录。该书从艾赉沃来徐州传教背景、早期探索的历程、徐州地区民俗风情、与当地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冲突、传教方法和成效等角度展开，以大量信函和采访作为资料，同时还有不少难得一见的历史老照片。该书关于西方文化在徐州地区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与融合的描述，为我们再现了历史过往，对研究西方文化在徐州传播的早期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蓝文田（Rosario Renaud）的个人著作。蓝文田是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中的著名史学专家，在徐州传教长达14年。1955年，他在加拿大出版了个人著作《中国徐州主教区（1882—1931）》， (12) 1982年又出版了另一著作《中国徐州主教区：1918—1954年加拿大耶稣会士传教之地》。 (13) 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徐州教会史研究中的地位。蓝文田在书中流露出对徐州社会的看法，体现了西方人对徐州文化的群体认识，成为研究近代西方传教士中国观的重要资料。
《那士荣日记》。1939年，那士荣（Prosper Bernard）来到徐州土山镇传教，1943年在徐州丰县被日军枪杀。期间，他以日记的形式把自己的亲历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并整理成册。日记中关于徐州的记述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对徐州社会状况的整体描述。他在日记里详尽地记录了徐州的自然灾害，对难民抱有同情之心。日记中，他多次提到徐州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诸如壮丁被抓、土匪破坏教堂等事件。另一类是关于徐州风情的记述。他在日记里不吝笔墨地对徐州地区的田园风光、民间劳作、社会应酬、传统节日，以及人们的饮食方式、出行工具、娱乐内容等进行详细记录，为今天研究当时的徐州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那士荣日记堪称是一部向海外传播徐州文化的代表著述，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那士荣毕竟是立足于西方基督文化的角度来评述徐州文化的，由于东西文化的异质性和隔膜性，其日记中亦有偏颇失准之处。
美国传教士及其在华著作。美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对徐州社会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通过信函、明信片、图书等方式，向美国传递他们对徐州文化的认知与思考。其中，彭永恩为妻子撰写的《彭夏丽：一个美国母亲在中国》（1953）、《在华最后一百天》（1949），从不同侧面记录了其在徐州数十年生活的体验和见闻。彭永恩后人为其撰写的传记《遗产：传教士弗兰克·奥古斯塔斯·布朗》讲述了彭永恩在徐州地区的传教历程。海牟登夫妇于20世纪70年代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国日记》，从历史维度讲述了他们作为美国人在徐州乃至中国的见闻。这些图书资料向读者呈现了美国人视角下的徐州文化和历史。
此外，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们在徐州搜集到数百件器物。这些器物种类繁多，有玉器、瓷器、青铜器、石雕等，也有当时的生活用品，如家具、衣物、餐具等。它们先后被存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博物馆和魁北克市博物馆，并举办过中国文化展，以吸引当地人对中国，特别是徐州地区的关注。这些器物承载着浓厚的中华文明气息和徐州文化特征，在海外异域的土地上闪烁发光，推动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五） 文化冲突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民主和科学思想迅速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国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徐州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发动了以捍卫民族尊严，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为主要内容的反洋教斗争，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正心中学学潮
1924年5月11日，正心中学美籍校长安士东看到食堂“馍饭秩序颠倒”，遂大骂学生是“土匪和畜生”，并放狠话：“不如日本把你们中国灭了！”这激起了广大中国学生的愤怒。当天晚上适逢礼拜，安士东又大骂中国教员不做礼拜。中国师生忍无可忍，群起与之争论。随后，安士东在外籍教员的保护下离去。翌日上午，正心中学全体学生举行集会，议定了“永远不准洋校长打人骂人”“准学生成立自治会”等5条决议，遭到安士东和教会的拒绝。安士东威胁闹学潮的学生骨干：“你可到官校读书，以后可爱你们中国，教会学校哪能容你！” (14) 在教会的授意下，徐州的北洋军警对学生进行恫吓，试图镇压学潮。13日清晨，部分爱国学生因不堪忍受教会学校的欺辱，“各携行李出校”，学潮告一段落。(https://www.daowen.com)
从现象上看，此次学潮缘于“食堂风波”，但更有其深层次的政治原因，日渐觉醒的民族主义是最重要的因素。正如恽代英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分析徐州正心中学学潮的起因时所说：“这表明受压迫的教会学生已经为普遍全国的‘民族精神’所感动，中国的青年已经把民族独立运动的责任放在他们的肩上了。” (15) 20世纪20年代徐州正心中学学潮，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斗争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部分。在学潮推动下，斗争又向纵深发展，非基督教运动走上了历史舞台，收回教会学校的教育权成为运动的主要内容。
2. 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运动
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国内所有的外国学校一律要注册立案，否则停办。而掌控徐州正心中学和培心中学教育权的美国南长老会，借口学生“失去读经、礼拜的自由”，拒绝注册立案，更不肯将学校资产转让给中华基督教会下属的徐州教会管理。外国教会这种公然抵制国民政府命令的行为激起了徐州爱国人士的义愤。培心中学和正心中学的广大爱国师生们自发组织了校董事会，并在各届校友支持下自筹经费办学。他们的爱国举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如窑湾基督教徒梁荩忱捐献1顷地，以及正心中学校友捐赠3亩城墙基地和6间平房，支持徐州地方教会收回教育权的斗争。1932年，徐州地方教会新建楼房12间，爱国教师也甘愿牺牲个人利益，减少薪水，因陋就简地办起了自己的学校，开始招收正心、培心两校学生上课。徐州籍牧师王恒心担任校长，并在教育部注册立案。从此，培正中学一切教务管理完全脱离了美国南长老会的控制。
3. 坝子街反洋教斗争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各地设立了具有社会教育性质的民众教育馆，位于徐州坝子街的省立民众教育馆里，云集了郭影秋、薛暮桥等深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中共党员，以及李可染、杨熊如、项陈云等一批追求科学民主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此工作。这批徐州籍的先驱人物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把民众团结起来，积极开展反洋教侵略的斗争。1934年，徐州东关天主教堂要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的西隔壁建造教堂，坝子街一带的民众坚决不同意。开工建造教堂那天，天主教会雇来拉运石料的十几辆太平车轧坏了坝子街的路面，引起了民众的公愤。在民众教育馆担任总干事的郭影秋抓住这一有利形势，在馆长赵洪涛的支持下，联合坝子街一带的商铺、市民促进会、青年励志团、救火会、武术队、坝子街小学师生等团体，组织了数千人上街游行，反对洋人占用民地建造教堂。不久，郭影秋又在江苏省教育厅、铜山县教育局以及外国教会联合调查此事之际，联络陈心明等众多爱国天主教徒一致反对外国教会在坝子街占用民地建造教堂，使调查不了了之。后来，罗马教皇的驻华代表蔡宁来到徐州视察，想借机再建教堂。市民促进会得知消息后，又组织了数百人在火车站抗议，并张贴“反对洋人在坝子街建教堂”的标语。这次斗争持续半年之久，天主教会最终放弃了在坝子街建造教堂的计划。
民国时期徐州的反洋教斗争，从表现形式上看是东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摩擦与碰撞，本质上则是以民族觉醒为标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领导力量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徐州的反洋教斗争，自始至终都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在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及进步人士作为中流砥柱，始终作为前锋，引导着斗争的方向，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其次，斗争目的旗帜鲜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了民族觉醒，以宣传科学思想、“肃清宗教流毒”为目的的非基督教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徐州掀起了以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为目的的反洋教斗争。五卅运动以后，徐州民族主义高涨，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徐州的反洋教斗争又注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由于斗争具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从而避免了晚清教案中盲目斗争的行为。
总的来说，西方传教士在徐州近代化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双刃作用。他们传播到徐州的西学，客观上促使了封建专制思想的瓦解，推动着徐州近代化的进程。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所传播的西学，许多是经过筛选过滤的特定思想观念，而对于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革命主义等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精髓却避而不谈。
二、 留学生与文化交流
留学生是继传教士之后推动东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主要力量，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重要桥梁。他们在思想传播、教育文化等领域中积极地推动着两种文化的交流，促使徐州社会发生巨大裂变，从而加速了徐州近代化的发展。
（一） 传播近代思想
民国时期，留学生作为传播近代思想的主要力量，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文化角色，使“西学东渐”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综观整个转型时期，他们传播近代思想的历程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可分为两个阶段：
1. 五四运动前的传播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之一，“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主旨思想，由徐州籍留日人士韩志正、顾子扬等积极推介，迅速地在徐州传播开来。晚清民国期间，新旧势力角逐激烈，新旧思想交锋甚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徐州传播的过程，就是其与封建守旧思想激烈斗争的历程。扫除封建礼教和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成为徐州先驱人士传播近代民主思想的主要任务。在涤清封建礼教的斗争中，以韩志正和顾子扬为代表的徐州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把重点放在勃兴女权运动和针对旧规陋习的移风易俗上面。1904年，韩志正等人就在徐州成立了铜山不缠足会，其章程明文规定：“中年妇女放足者一律有奖，十五岁以下少女放足者赠纪念章一枚。” (16) 为推进放足运动的开展，韩志正让其妻女首先放足以作表率，引起轰动，文明风气渐开。1909年，韩志正、韩仲英父女创办了徐州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学堂——坤成女学堂，冲击封建礼教观念，在徐州社会引起强烈震动，有力地推动着女权运动的开展。 (17)
“剪清辫”是当时徐州社会移风易俗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近代民族思想的彰显。清辫是汉族被迫臣服于清廷血腥统治的屈辱象征。清辫的剪与不剪，与传播近代民主思想的成败息息相关。因此，在辛亥革命之际，以韩志正、顾子扬等为代表的先驱人士，在徐州雷厉风行地开展“剪清辫”运动。当时凡入城的成年男子，必须剪掉辫子方可进城。以徐州留学生为核心的革命力量发动的“剪清辫”运动，迅速推广到徐州下属各县，并影响到苏鲁豫皖四省毗邻的广大地区。
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传播近代思想的最大障碍。资产阶级革命人士深知必须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才能使民主制度的种子在古老的华夏大地生根发芽。韩志正、顾子扬等人在徐州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凝聚革命力量。在韩志正等人的推动下，徐州地区的革命团体铜山同志会登上了历史舞台，并迅速发展了周祥骏、刘平江、王少华、崔道平等进步人士加入进来，使其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骨干力量。徐州光复以后，革命力量迅速成立了徐州自治政府和参议会，为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建立了保障体制，使民主共和的曙光第一次在徐州大地上绽放出来。
五四运动以前，徐州留日知识分子们所传播的近代民主思想，强烈地冲击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开启了民智，拓展了民众思想，为五四运动以后西方社会思潮拥入徐州创造了条件。
2. 五四运动后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徐州充斥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新思潮，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也包括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说。这些新思潮，在徐州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除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
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由留日知识分子和同盟会会员传播到了徐州。1913年，在韩志正、杨懋卿等留日人士的倡议下，同盟会人士高勉之主办了徐州历史上第一份报纸——《醒徐日报》， (18) 旨在唤醒徐州民众的革命激情，反对封建专制，无政府主义思想从而初露端倪。1920年，曾经留学日本的徐州老同盟会人士顾子扬，创办了国民党在徐州的党报——《民生日报》。该报是反对北洋政府抨击社会黑暗的重要文化阵地，颇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使无政府主义在徐州迅速蔓延开来。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徐州传播的过程中，尤以徐州籍留日知识分子刘仁航的大同思想为代表。
刘仁航是近代以来徐州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他曾把日本的《粗食猛健法》等书籍翻译介绍到国内，之后又游历印度，归国后，著有《印度游记》。他的《东方大同学案》是其大同思想的集中体现。刘仁航的大同思想是在扬弃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后产生的。他吸收了克鲁泡特金鼓吹的“互助”因子，希望将中国的村、区、县作为互助的基本单元，形成一个全方位独立的有机整体，其中包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人们之间的真诚互助，最终实现“大地黄金，世成乐园”的大同社会。他在实现大同社会的具体步骤与途径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即把通向“乐园”的过程分为六个阶段：新物质世界、新人种世界、坤化世界、美艺世界、诸天物质交通世界、仙佛世界。这种划分思想，与其造诣颇深的佛学文化密切相关。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欧洲创造出来的新兴理想，而是中国数千年来已经存在的理想事实，这在贤哲圣佛们的著述中早已提倡过。刘仁航反对苏俄以铁血手段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认为杀伐太重，会玷污“仙国乐园”，因此，他极力主张“竞美而勿竞杀”地进入“地上天国”。“竞美”的最佳途径就是走佛教社会主义路线，最终实现大同理想。
刘仁航的大同思想是近代西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传统佛学相互融通的产物，虽然勾勒出中国未来社会的美好前途，却无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的基本问题和主要任务，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他的大同理想只能是海市蜃楼中的虚幻美景，最终不能实现。
（二） 发展近代文化
五四运动以来，在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徐州传统文化的肌体中开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逐渐向近代文化的形态迈进。新文学运动在徐州的发展、话剧等新艺术形式在徐州的产生与传播，都与留学生的强力推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反对旧文学，提倡新的文学思想、形式和内容的革命运动。20世纪初期，大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鲜的西方学术和文化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变异更新创造了条件。
1917年，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文学改良的建议，要求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的同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新旧体裁的新文学运动，使新体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随着五四运动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知识界业已觉醒，并促成新文学运动的形成。
新文学运动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发展起来。徐州文学界也出现了思想的质变和飞跃，并由此产生一批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影响深远的人物，其中尤以时有恒、庄涌和郭枫最负盛名。
时有恒，徐州人，中国现代进步作家。五四时期，他在铜山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对新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他到南京钟英中学读书，在该校刊物《钟英》上陆续发表了散文《捉迷藏》、小说《最后的胜利》等新文学作品。1927年，他在《北新周刊》上发表了诗歌《夏》和杂文《这时节》。鲁迅看了《这时节》一文后，写下了文坛名篇《答有恒先生》，后来两人成为挚友。1930年，时有恒加入“左联”，并将自己的诗集《夜战》、长篇小说《活埋》两部作品整理出版。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中篇小说《雅典娜》、长篇小说《魔王与妖女》、剧本《时代》等作品。抗战爆发以后，他回到家乡主编《国民日报》副刊《国民园地》，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抗战期间，他还主办过《诗星》等刊物，登载大量新文学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时有恒陆续向位于北京、上海和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捐赠有关鲁迅的著作初版本、研究资料和各种杂志约3000册，还将自己精心收藏的13300余册书籍和杂志全部捐献给江苏师范大学，以支持家乡的高等教育事业。
庄涌，徐州邳县人，中国现代文坛“七月诗派”重要诗人。1934年，他在邳县运河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深受新文化的熏染，在当时的《徐报》副刊《南风》上发表新诗。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庄涌满怀抗日激情，创作了新诗《颂徐州》。徐州沦陷后，他到汉口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辗转于西安、临汾、重庆等地，并陆续在《七月》杂志上发表了《给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九》《祝中原大捷》《同蒲路——敌人的死亡线》《给筑路的农夫》等诗歌。胡风在重庆把庄涌的诗歌汇编成集，取名为《突围令》，作为《七月诗丛》的一部分，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抗战后期，庄涌在重庆任《真报》副刊编辑，并在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1944年，他在重庆出版第二部诗集《悲喜集》。庄涌的诗歌创作灵感源于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字里行间流溢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激情。
郭枫，徐州人，台湾现代著名散文家。从少年时代起，郭枫就显示出对新文学的强烈爱好。在省立徐州中学读书期间，他就开始在《徐州日报》副刊和文艺刊物《前路》上发表散文和诗歌。1948年，在南京国民革命军人遗族学校读高中时，他又陆续在南京、上海一些报刊上发表散文和少量的诗歌。郭枫的散文和诗歌中，流露着对故乡徐州的丝丝眷恋之情。他是从徐州走出来的著名新文学作家，并为当代海峡两岸文学交流事业作出了贡献。
总之，近代以来徐州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是以徐州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传播、创造新文化的历史，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是前驱和中坚。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先进知识群体，是引领徐州迈向近代化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