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封国与东晋的酝酿
三国终结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属晋之后，徐州作为刺史部，领有7个郡国的地位没有改变，而作为徐州刺史部核心区域的彭城国、下邳国的封国地位也大致未变。《晋书·地理志》载：“晋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孙氏，凡增置郡国二十有三。” (1) 全国封国达39个。“徐州……及太康元年（280年），复分下邳属县在淮南者置临淮郡，分琅邪置东莞郡。州凡领郡国七，县六十一，户八万一千二十一。” (2) 晋朝的徐州刺史部虽然幅员辽阔，但仍然没有涵盖当今徐州市所辖的丰县、沛县一带。丰县、沛县当时属沛国，而沛国则归豫州刺史部统辖。
所谓“徐州凡领郡国七”，即指徐州刺史部所辖彭城国、下邳国、东海郡、琅邪国、东莞郡、广陵郡、临淮郡。依《晋书·地理志》与今徐州市域相关的郡国统县情况：彭城国，统县七：彭城、留、广戚、傅阳、武原、吕、梧；下邳国，统县七：下邳、凌、良城、睢陵、夏丘、取虑、僮；临淮郡，统县十：盱眙、东阳、高山、赘其、潘旌、高邮、淮陵、司吾、下相、徐。
在这种政治文化视野下看晋代的“徐州”，须具备两种视角：一是“刺史部”视角，可知当时的徐州之大和级别之高，即当时的徐州具有后世历代行省的行政级别；二是“封国”视角，可知当时的封国之重及与朝廷之近。
一、 本土文化与皇族文化
晋朝封国，为同姓封王，因而，徐州境内各诸侯国国王，皆出之司马氏皇族。
彭城国，晋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封其从叔司马权为彭城王。司马权为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之子，历九世，至南朝宋建立，彭城国除为郡。初建时，都彭城，领七县：彭城、留、广戚、傅阳、武原、吕、梧。晋室南渡后，彭城陷没，故国已失，嗣后诸王徒挂虚名。
下邳国，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置。晋武帝封司马孚第五子司马晃（280—296）为下邳王，领七县。元康六年（296年）司马晃薨，以太原王司马辅第三子司马韡（297—301）为嗣。司马韡官至侍中、尚书。司马韡薨，其子司马韶立（302—311）。311年，前赵石勒攻占下邳，下邳国灭亡。
沛国，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置。晋武帝封司马孚第八子司马景（265—275）为沛王，是为沛顺王。沛国属豫州，都相县，统九县。司马景薨，沛王司马韬（276—311）继。
除上述各国外，在今徐州境内，当时还建有良城国。晋武帝封司马晃次子司马绰（？—311）为良城县王。
下邳国、沛国、良城国均灭亡于同一年（311年），此三国灭亡是一种标志性事件，既标志着徐州在南北对抗中的第一次沦陷，也是西晋王朝全面崩盘的先兆。
以上回顾，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西晋时代的“大徐州”，是“三国”加“四郡”的“两制格局”，即在郡、县的行政官员之外，由司马氏的皇族子弟在治理着徐州。尽管在晋武帝时，“王不之国，官于京师” (3) ，但仍有一些封王先后以都督军事进驻徐州，如琅邪王司马伷、下邳王司马晃、东海王司马越等即是。如此，则“郡县制”的政令直达与“封国制”的权力割据在徐州得以共存，自然让徐州一带的文化具有本土文化与皇族文化的“二元色彩”。唯其保有这“二元色彩”，在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中，徐州才疏离于刀光剑影而暂得安宁。这种安宁既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基因，也预留了日后发展的空间。(https://www.daowen.com)
二、 “八王之乱”与东晋的酝酿
西晋末年，一种潜在历史趋势在徐州形成。当时，除了极少数的当事人之外，没有人知道，部分司马氏皇族正聚在徐州秘密策划着“西晋”向“东晋”的空间转移及政权转移。此时，发生在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历时长达16年（291—306），从根本上削弱了政权，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300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时期。
“八王之乱”的乱局，此不详述。相关徐州的是永兴元年（304年）七月二十四日的荡阴（今河南汤阴）之战，司马颖胜，俘晋惠帝，司马越败绩。随之，司马越逃回下邳。作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的东平王司马楙却将司马越拒之门外。司马越无奈之下，只好折回自己的东海（今山东郯城）封国。东海王司马越意外“就国”，让徐州不但成为日后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的后方基地，而且也成为晋元帝司马睿拥兵自强、南渡江淮、兴复晋室的发迹之地。
这年八月初三，成都王司马颖杀害安东王司马繇。司马繇的侄子琅邪王司马睿，在京城洛阳感到了生命威胁，于是逃回徐州。
《晋书·王导传》揭示了司马睿的“就国”秘密：“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 (4) 既说“每劝”，看来劝之不动，及至危险临近，司马睿才立马赶回徐州。一时之间，两位王爷——东海王司马越、琅邪王司马睿都到徐州“就国”。
永兴二年（305年）七月，“东海中尉刘洽劝越发兵以备颖，越以洽为左司马，尚书曹馥为军司。既起兵，楙惧，乃以州与越。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以楙领兖州刺史。越三弟并据方任征伐，辄选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 (5) 由于司马楙害怕战争，主动让贤，司马越轻易拿到了徐州刺史部“徐州都督”的实权后，第一个想到了琅邪王司马睿。据《晋书·元帝纪》载：“东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 (6) 司马越将徐州刺史部所辖七郡国的军事指挥权一并交给司马睿，让他看管徐州后方。此时，司马睿才29岁。
此后，司马越“帅甲卒三万，西次萧县” (7) ，这是徐州兵第一次参与平定“八王之乱”。西出萧县后，司马越进击中原，杀伐征战，结束了“八王之乱”，并达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可惜的是，司马越寿命不永，重病而死。
司马睿受命后，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王导曾参司马越军事，又是司马睿早年挚友。其从兄王衍，当时任尚书仆射，此后又出任司空、司徒。王家与司马家的结合，从徐州起步，以“龙命”的司马睿与“宰相命”的王导的结交为标志，开启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晋书·王导传》：“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8) 下邳既作为下邳国的都城，又作为徐州刺史部的驻节之地，成为司马睿与王导、王敦兄弟筹划晋朝皇祚转移的据点。
司马睿与王导经营徐州接近两年。待一切准备就绪，司马睿偕王导渡江至建邺。晋朝皇室之权力中心自此逐渐南移江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和“五马渡江”。“五马”即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佑、彭城王司马纮。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变为龙 (9) ”，五马中有两马是从徐州出发的。
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于机枢之位，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的近属子弟，皆居于内外之任，成为东晋政权的主导势力。如果说“大徐州”是他们的故乡，那么“小徐州”的下邳，则是他们的地利支点。总而言之，没有徐州总督司马越的举荐和委托，没有在徐州的两年蹲守，司马睿就完成不了他的中兴准备。因而，徐州是酝酿东晋的“龙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