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加剧，政权更迭频繁，南北分裂对峙，儒家大一统思想受到严重破坏，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佛老思想得以迅速发展。知识分子由清议转为清谈，文人思想杂糅众家，解脱传统观念束缚，崇尚自然，彰显个性，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徐州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 文学雅集活动的肇始
文学雅集活动是中国文学发展繁荣的标志性现象之一。雅集活动能够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加强文人相互间交流，激发创作灵感，催生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推动文学流派形成。中国文学的发展往往通过一次次文人集会不断得到加速。徐州的文学雅集活动肇始于东晋。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以相国的身份北伐南燕，在乘胜攻打后秦途中，行军至祖籍地彭城，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文人集会，与很多文化名士赋诗唱和。《南史·谢晦传》载：“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于是群臣并作。” (14) 这次诗会主要是庆贺刘裕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却开了徐州文人聚会活动的先河。
戏马台是徐州城南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收复长安后，又至彭城，令长史王虞等人在台上建筑房舍和亭台景观。九月九日，刘裕送别好友孔季恭辞官归乡，再次举行文人集会，在戏马台召集宾客将佐等人赋诗饮酒。《太平寰宇记》记载：“宋武北征至彭城，遣长史王虞等立第舍于项羽戏马台，起斋，作阁桥渡池。重九日，公引宾佐登此台，会将佐百僚赋诗以观志，作者百余人。” (15) 诗人谢瞻、谢灵运同题赋诗《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而以谢灵运诗最工：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巵献时哲。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汪渚，指景待乐阕。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 (16)
这首诗纪实与想象结合，情调沉挚深婉，颇有一唱三叹之致。
这次戏马台诗会是中国古代重阳登高宴集的最早记录，对后世影响甚大。此后，重阳节登戏马台赏秋成为历代徐州文人的惯常行为，渐成习俗。
二、 个人诗文集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家的文学创作意识逐渐觉醒，许多徐州籍文人专心于诗文创作，有的还自觉将诗文结集，流布社会。
刘程之（约352—约410），字仲思，彭城人，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据慧远《刘公传》《与隐士刘遗民等书》等记载，刘程之精通老庄、佛理，在东晋太元中曾任宜昌、柴桑县令，后入庐山，与慧远、雷次宗等游处并参与创立莲社，同修净土法门，刘裕以其不屈，旌其号曰“遗民”，与周续之、陶渊明合称“浔阳三隐”。刘程之有文才，曾与陶渊明诗歌唱和往来，陶渊明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诗 (17) 。《隋书·经籍志》中著录《刘遗民集》5卷。
刘逖（525—573），字子长，彭城人，祖父为北魏重臣刘芳。他早年好游猎，后发愤读书，工于诗文。北齐初，刘逖为定陶令，后任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仁州刺史等职，待诏文林馆，终因与崔季舒等人劝阻后主高纬去晋阳而被杀。刘逖的诗，颇有南朝齐梁之风。《对雨诗》中“细落疑含雾，斜飞觉带风。湿槐仍足绿，沾桃更上红” (18) 等句，体物细微，对仗工整。《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北齐行台尚书席毗长于政事，曾嘲笑刘逖说：“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逖回答说：“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毗笑着说：“可矣！” (19) 这显示了当时社会上轻视文学与重视文学两种代表性观念的碰撞，以及北人华实兼重的审美取向。据《北齐书·刘逖传》记载，他原有诗赋杂文30卷，今存诗4首、文1篇。
当时徐州籍著名的文士还有南朝的到溉、到沆、到洽、到镜，北朝的刘芳、郑抗等人。见于史籍著录的诗文集还有晋《刘隗集》2卷、《刘简之集》10卷、《刘弘集》1卷、《刘毅集》2卷、《刘恢集》2卷，宋《刘勔集》20卷，齐《刘悛集》20卷，梁《刘瑱集》10卷、《刘绘集》10卷、《刘苞集》10卷、《刘孝绰集》14卷、《到洽集》11卷、《刘孝仪集》20卷、《刘孝威集》10卷、《刘令娴集》3卷、《刘孺文集》20卷等，近20种。
上述诗文集或经作者本人生前编定，亦有后人整理而成，但诗文创作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越前代。这足以证明，当时文人愈发把文学创作当作一项专门的事业来做了。这些作品虽然多已亡佚，但都曾为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学事业不断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