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关头，在徐州本土文化的孕育和哺育下，在黄河、长江南北系列文化的补养下，在先秦几大文化的边区集合部，汉文化以其充分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在淮海大地应运而生。
汉文化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思想交融、文化碰撞的客观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性因素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创业垂统，为了延续刘姓江山，通过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开疆辟土功劳的大小来分封诸王，这种带有儒家“爱有差等”式的分封原则，让徐州人在汉初的政治舞台独领风骚，这是其不可多得的政治条件。从徐州走出的人才，不仅对当时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文化的走向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两汉时期的文化，儒、道交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呈现出一种角力与竞争的现象。汉代立国初期，统治者推崇道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学说，到了汉武帝时期，则“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而伴随着汉王朝的没落，道家发展成为道教，并成为终结汉朝统治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徐州文化内部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对立统一关系，预设了两汉文化的历史走向，理所当然地成为两汉文化的先声。
一、 汉文化肇端于徐州
刘邦生长在彭城西北约50千米的丰县、沛县。项羽的家乡在彭城东南约100千米的宿迁。丰沛、宿迁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属徐州管辖，至今在经济、文化上仍属于徐州城市的辐射范围。从楚汉彭城之战，项羽以少胜多，到十面埋伏被最终击败；从张良吹箫楚歌四起，到霸王别姬、自刎乌江，这些斗争都是围绕西楚首都彭城进行的。彭城及其周围地区许多杰出人物表现出来的军事艺术和政治智慧，给历史留下了永恒的思索。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词汇，汉人、汉族、汉语、汉学之所以称“汉”，其语源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朝400年基业的灿烂辉煌，汉文化给中国人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与身份标签，并由此彰显了汉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卓越地位。
先秦时期，徐州是中国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的中心地区，是文化交流、交通往来最便利的地区，是生活技能开化最早的地区，所以，这里的文化习俗具有融汇古今的综合性、南北共塑的典型性和百家合璧的多元性。徐沛丰小平原是汉初最高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出生地和事业发祥地，也是名副其实地整合先秦文明的新文化发祥地。
汉朝之所以称“汉”，是因为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称帝后沿用不改而来。两汉王朝共历24帝，统一天下400余年，是寿命最长的封建王朝。汉朝立国后，从区域文化影响角度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次徐州区域文化的输出？在长安皇宫中，刘邦唱楚歌，戚姬跳楚舞；在新丰镇，行古丰之风，礼古丰之俗，都说明徐州区域之汉文化元素在汉朝统治时期广泛流传并深度融合进了神州大地。
汉王朝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它以血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熊熊烈火，熔化黄河、长江两大南北区域文化的隔阂，消除中原与四夷人民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重铸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经过汉王朝400多年的统理，不仅使疆域之内背景各异的民众认同了汉族这个共同体，还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兄弟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这一时期，汉民族继承了先秦华夏族海纳百川的气度，形成了善于吸收、包容、融汇外来民族的民族特性，使中华共同体越来越雄伟强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江苏人创造了汉朝文化，以徐州为核心区的苏北大地是汉文化的肇端之地。
靠着汉朝文化，周秦文化的血脉延续了下来。由于楚文化、吴越文化的加入并融为一体，汉文化实际上是本时期中华文化的主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同一时间内，能够与之媲美的只有西方的罗马文明。从此，秦制变为汉制，成功地完成了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转型，为此后的中华帝国奠定了万世基业。
汉民族的形成由来久远。根据中国古代部族的分布，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多方论证，一般认为，汉民族源自上古三大民族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他们之间始则相互角逐，继则和睦相处，终则融合同化而成。秦王朝建立，周边地区曾一度称之秦人。但秦朝短命，不成气候，历史影响并未做大。汉王朝是承大乱之后建立起来的，不仅在地理上大一统，而且在思想上也是大一统的王朝。经高祖时期创立，文景时期经营，武帝时期发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繁盛空前，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在北和亲匈奴、南安抚百越、西通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汉人、汉族的称谓在形式上逐渐固定下来，流传下去。后来历经诸多朝代更迭，汉民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仍在相互角逐、和睦相处、融合同化这一历史逻辑下互补互助、共同成长，从而形成了具有56个民族的中华大家庭。其中，唐朝的兴旺，一度曾有取而代“汉”之势，但终因“汉”字浸润深透、底蕴渊博、深入人心、声名久远而沿用下来。至今，许多外国人把中国语言称为“汉语”，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称为“汉学”，中国文化称为“汉文化”，也能证明汉人是中国人的主体，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汉王朝的历史影响经久不衰，魅力永存，也能证明出生在徐州的汉高祖一代人文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通过对徐州汉文化的成长与汉朝文化、汉族文化的形成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练，汉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狭义的江苏北部的区域文化，它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有了更深厚、广义的内涵，中华汉文化是以汉朝文化为基体、汉族文化为主体、汉字文化为载体的大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有三层相包容的意思：
第一层，核心层是汉朝文化。这是总结百家学术、吸收各种区域文化而形成的中华正统文化。它上承华夏文明，下启中华大家庭之曙光，是中华文明的基体。
第二层，主体层是汉族文化。汉族是个气度恢宏、心胸开阔的伟大民族，汉族文化是由上古多民族文化多元组合，再经中古、近代多民族补充汇合而成的，是在世界文明史上生命力最旺盛、最持久的文化单元。它宽恕仁爱、和平中庸，是以真诚、善良、向美向上为德性的民族文化。
第三层，放射层是汉字文化。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几种文字之一，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汉字文化圈包括东亚、东南亚、华侨居住区等汉语使用区域。尽管日本曾经“去中国化”，却始终无法清除中国历史留下来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古埃及文字、古苏美尔文字、古巴比伦文字都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消亡了，而汉字经久不衰，且有在计算机时代更加兴盛的趋势。尤其是随着人口的流动与社会变迁，中国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汉语、汉字的存在。由此，汉语言文字也就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重要工具，以及中华汉文化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媒介。
条缕历史发展的脉络，初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文化肇端于徐州，兴盛于今天的陕西和河南等地，影响所及则扩延至中国以外，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汉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长、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文化。
二、 刘邦出世的传说及其意义
《史记·高祖本纪》开篇即记载：刘邦的母亲“刘媪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因而“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 (53) 。《汉书·高帝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上古传说中，感生神话颇多，如大禹鱼腹而生，商王母简狄、秦王母女修皆吞玄鸟卵而孕，周王母姜嫄践巨人足迹而孕等，而刘媪遇龙而孕子，其中也蕴含着特殊的意义。
（一） 刘媪遇龙的文化阐释
“刘媪遇龙”这段传说不具备科学基础，但却以一种文化形式使刘邦的降生变得尊贵而神圣，而其神龙转世的身份亦为当时人所笃信。
首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表明刘邦的家乡“沛丰邑中阳里” (54) 的自然环境特点是水源充足，有着河流、池泽等水体。《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曰：“龙，虫之生于渊” (55) ；《荀子·致士篇》云：“川渊者，龙鱼之居也” (56) ；《管子·水地篇》云：“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 (57) 。上述材料表明，古人认为龙为水物，龙的生长环境离不开水，即龙之居所必在水畔，暗示了生于“大泽之陂”的刘邦。
其次，“雷电晦冥”这一自然现象也暗示了刘邦身份的重要性。雷电交加预示雨水将至，乃解天下久旱之苦。《说苑·杂言》曰：“乘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 (58) ；《庄子·逍遥游》也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59) ；《韩非子·难势篇》引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 (60) 以上材料表明，古人认为龙伴随着云雨出现，且具有腾云驾雾的本领。《吕氏春秋·知分》有“以龙致雨” (61)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62) 《淮南子》又有“土龙致雨”，高诱注曰：“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 (63) 王充《论衡·龙虚》则说：“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致，云致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天极云高，云消复降。” (64)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古人认为龙具有掌管水府、普济众生的神性。同时，古人也认为龙具有扫除人间邪恶、威慑天下的作用。《山海经·大荒东经》载：“黄帝得之（夔），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郭璞注：“雷兽，即雷神也。” (65) 《广雅》曰：“龙，君也。” (66) 《仪礼》载：“君，至尊也。” (67) “雷电晦冥”时神龙与刘媪的交合，象征了刘邦身份的尊贵与威严，似乎暗示了刘邦君权神授的地位。
第三，刘太公被作为这一现象的目击者。他“见交龙于上”，以及对刘邦后来的相貌描述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 (68) ，更是增强了这一传说的可信性，使之成为刘邦日后号令众人的舆论资本，在刘邦举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四，赤帝之子说。刘邦青年时代所处的战国后期，沛县属楚地。刘邦和该地民众深受楚国崇龙和信巫鬼之风的熏陶，有着深厚的楚人情结。楚人奉祝融为始祖，传说祝融为火神。按照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楚国在南，南方属火，主红色，因而楚人尚赤。秦国起于西方，属金，主白色。于是，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就被神化为“赤帝子杀白帝子” (69) 的传说，成为刘邦推翻秦朝统治的政治舆论。
第五，为了配合“神龙转世”“赤帝之子”的说法，刘邦及其追随者还编造了其他一系列故事。如，有人借秦始皇之口说“东南有天子气” (70) ，而丰沛之地的方向即与之相吻合，于是始皇帝“因东游以厌之” (71) 。再如，刘邦隐匿于芒砀山期间，吕雉与众人经常能将其找到，并言“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此外，史书还记载了刘邦及其妻小相面的事迹。单父人吕公见到刘季后的第一反应即为“大惊，起，迎之门……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并言“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还将吕雉许之。一老者对吕雉相面后，称她及其子女均为贵相，而刘邦更是“贵不可言” (72) ，更为刘邦的身份地位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二） 刘邦出世传说的意义和影响
英雄出世，大多奇异非凡。这种情景在《史记》里屡见不鲜。而司马迁对刘邦出世的描写，则更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指向性意义。
考古学、美术学等研究证明，龙是原始社会人类信仰的图腾发展而来的，是拼凑而成的特殊生灵形象。《说文解字》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73) 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考古发现，在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遗址、大汶口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等地出土的文物中均有龙的形象。黄帝在兼并许多部落后，遂以龙为图腾，以炎黄子孙自居的华夏族乃至后来的汉民族自古至今皆奉龙为尊。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龙（蛇）最初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充其量只是具有“部落神”的功能 (74) 。而根据对1949年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和1973年5月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的考古研究表明，到了战国时代，龙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使人们升天成仙的神圣“通天”工具了 (75) 。秦一统天下后，龙开始成为帝王的尊贵象征。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秋，始皇帝的一个特使夜过华阴平舒道，一个神秘的人物持璧遮使者云：“今年祖龙死。” (76) 这里的祖龙就是明确指向秦始皇了。既然“龙”在当时已经具有了神权象征的特殊意义，那么刘母遇龙生子的传说的出现并被载入正史，首先解决了刘邦出身低微的身份问题。
刘邦初不过是以农田为业的农人，直到成年才仅做了秦朝一名小小的泗水亭长。他素有大志，却难以服众，因此他和他的谋士利用了人们崇龙的心理特点，编造出“神龙转世”“赤帝之子”等一系列神奇的身世之谜，为确立自己“真龙天子”的身份而创造舆论。(https://www.daowen.com)
故而“刘邦出世”这一传说虽然简略，但内涵却是相当的丰富，不仅增加了传说的可信度，更增强了传说的神秘色彩，突出了高祖的地位和性格，进而为高祖成就帝业的历史发展埋下伏笔。也唯其如此，才能对高祖为何能从一介市井布衣进而成为开国帝王作出一系列“合理性”解释——即“顺承天意”。于刘邦而言，“将自己与龙相联系，无不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或其出身低微借此提高威信，或因社会动荡以此麻醉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中的龙只是一种促进社会变化的添加剂。” (77)
司马迁修史时，已是汉武帝时代。西汉代秦，虽然在形式上、制度上承袭了秦王朝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起于草莽之徒的汉王朝，其统治的合理性在理念上是薄弱的。正鉴于此，汉武帝上台即向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78)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天命之符，废兴何如？” (79) 本心则是希望士人从“天”这一时人普遍的信仰中，为西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尤其是天子的绝对权威性寻求理论上的依据和本原上的支撑。有政治就需要有政治权威认同，而依靠神灵作为虚幻的政治主宰，使人们的思想凝固起来，从而实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策略。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经董仲舒改造过的，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作为最大创新点的新儒学成为解释西汉王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支撑。伴随着汉家王朝400年基业的灿烂辉煌，象征高贵、吉祥的“龙”的观念、信仰、形象逐渐深入人心。从此，历代帝王皆称为真龙天子，汉民族成为龙的传人，正如闻一多所说：龙族文化“做了我国四千年文化的核心……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 (80) 。到了唐代，龙与封建帝王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皇权的象征。蒙元清朝等异族入主中原后，为了体现正统，亦把帝王称为“真龙天子”。人们将帝王的脸称之为“龙颜”，胡须称为“龙须”，其衣为“龙袍”，座椅为“龙椅”，后代子孙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龙子龙孙”。而以刘邦家乡徐州丰县为环境背景的“刘媪遇龙”传说，可以说是这一切的重要历史源头。
徐州丰县以“汉皇出生地”著称于世，这里至今流传着众多关于汉高祖刘邦的传说故事。在众多传说中，最具民俗学意义的当属后世整合涵化了的“龙雾桥传说”。龙雾桥，即后世为落地“刘媪遇龙”而建造的纪念性建筑。经千百年以来多次水患沙埋，丰县地表海拔已升高5—8米，原桥早已杳无踪影。明朝景泰元年（1450年）所立石碑《重修丰县龙雾桥庙记》中写道：“斯桥之名，断以汉高初生，母遇蛟龙而得。” (81) 今龙雾桥位于丰县城郊东北隅复新河畔，是一座极普通的建筑，尚存象征性的小桥和碑亭，以示不泯。2009年，作为民间文学《刘邦传说》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三、 刘向与“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的关系之中。随着文化的不断延续，历代哲学家对“天人合一”有着不同的解说，形成不同的学派，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时至今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亦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作为汉文化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却有着更为丰富的道德内涵和人文情怀。
汉初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分裂的危险。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以《公羊》义理为主，杂以阴阳五行说，在《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82) 的主张，认为天道与人性是统一的，天的道德属性就包含在人性之中，天的法则根源于人间道德，天德都在人心之中，旨在寻求天人和谐统一，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使国家免遭“失败之道”而土崩瓦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施行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大一统政策，从此儒学一跃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天人合一”则始终是儒学思想中的核心。
然而，徐州人刘向作为经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与其他经学派系分庭抗礼。特别是元、成之世，刘向有感于皇族大权的旁落，遂以《春秋》灾异说与时下人事相牵合，继续挥发董仲舒“天人感应”观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推动儒学在汉代的新发展。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博物洽闻，通达古今” (83) ，以儒家为宗又兼采诸子百家，使得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观点通过“灾异”（天道）与“礼乐”（人道）在其学术思想中的相通成为可能。
（一） 人事为本，天道为应
“言灾异”是刘向经学思想的鲜明特色。刘向笃信具体的灾异现象与人事之间存在着真实并能占验的联系。在《说苑·君道》中，刘向提出了“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 (84) 的观点，认为在天人关系中，应当以人事为本，而以天道为人事之应。在这种天人观下，灾异成为刘向评价人事得失的工具，也成为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天道信仰与依据。
“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天人观，是将人事放在首要位置之上。它首先表现为将“灾异”或“不祥”所指的对象限定在“人事”的范围内，避免对于天象征兆的过度解读。其次，表现为面对妖异灾变之事，为政者应反思人事之失，而不应寄希望于祈福祭祀。当时社会对鬼神之能寄望甚深，但刘向并不认为单纯的祭祀就能够获得福祉、消弭灾祸，相反，只有时时反思施政得失，“谨仁义，顺道理” (85) ，才是获得神明赐福的正确途径。最后，人事为本、天道为应的思想也表现为人事胜鬼神。刘向相信妖由人兴、德胜不祥，在人的善政、善行面前，“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 (86) 。在《汉书·艺文志》中，刘向批评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因此只能居于儒家之下，无法真正成为治国之道。明于“人事”与“鬼神”之分，担负起“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87) 的职责，这既是刘向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定位，更是一种自我期许。 (88)
（二） 天讨有罪，为政以德
“天人合一”之核心在于一个“德”字。天作为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属性的最高主宰，既是“百神之大君”，又是“万物之祖”。王者施行德政，依照天意行事，“天”就会直接地降下“符瑞”以资奖励；反之，天就会降下灾异进行“谴告”。“天瑞”“天谴”是天人之间的感应作用，起着调节天人关系并维持其动态平衡的功能。只有君王有“德”，普通百姓有“德”，才能维持刘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对于君臣秩序的坚守，是刘向灾异说联系现实的首要原则，也是君臣之“德”的一个重要体现。西汉自“孝宣中兴”之后，继位之君多昏庸软弱，外戚逐渐掌权，社会危机逐渐显露出来。元帝时，朝政被外戚许氏、史氏，宦官弘恭、石显把持，此时正好发生地震，刘向上封事引用《春秋》灾异之说，来验证国家的安危。刘向认为，“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论及当下，直言“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因在于“君臣失德”“谗邪并进”。因此，必须重视强调君臣上下之别，如果放任臣子的权势任意发展，君权就会受到严重伤害，并进而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君王失德，百姓必然有怨，就会导致“阴阳不调”，借以警示执政者“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 (89) 。
（三） 天人感应，敬天行道
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用事，外戚贵盛。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书中集中表现了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人、社会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神秘联系，通过阴阳五行相互沟通，彼此感应，体现天意。书中列举自春秋至汉代的诸多重大事件，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31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39条，借以指责当时“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的局面，认为“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 (90) 。该书对于了解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导的汉代儒学思潮，有着重要的价值。
（四） 以礼正外，以乐正内
对于夫妇纲常秩序的强调，也是刘向经学思想的一个核心部分。成帝时，赵飞燕姊妹“贵宠后宫”，刘向有感成帝后宫之事，“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91)
在《列女传》中，刘向对于灾异事件及其他事件的解读，屡屡指向女性对于礼制的违反，将女性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提取、放大、夸张，试图形成女性所为直接影响了家国的兴衰治乱的价值观，其中对女性教化的重视、对夫妇纲常秩序的固守可见一斑。但就具体经学主张而言，刘向提出“以礼正外，以乐正内” (92) ，将“礼”定位为规整社会的、直接指导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将“乐”定位为以声感人、以情正性的柔性引导与教化，将二者的功能予以专门化，刚柔相济、交织并用，从而实现规整社会、稳定统治秩序、扶正社会风气的理想，也是旨求天人和谐统一的终极目标。
总而言之，刘向所著诸书借助“天人感应”之说，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明确的政治目的。虽然刘向善讲灾异，但由于他的博学与礼治追求，灾异思想成为他演绎儒家政治与历史理念的话语方式，而非流于巫术。换言之，刘向对待灾异说的态度，本身就含有理性的成分；其所寻找的礼治的救世之方，更是儒家再正统不过的学说。刘向一方面强调天道对于人道的决定性，另一方面积极用世，强调人的道德责任。人道是对天命的完成，是对天道的延续与拓展；个体的道德自觉和人类社会的道德、文化价值就是宇宙的意义。这样，便在宇宙的整体中确立起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与价值理想。这既是其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更是有意地利用“天人合一”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刘向对“天人合一”思想的阐发，对礼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使其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思想家，而对汉代礼学的发展作出了无法取代的贡献。
四、 徐州与儒释道文化合流
徐州地处南北交会之地，兼容北雄南秀。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成为最具交流性、融合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地区。在两汉盛世开放的文化背景之下，儒释道的思想与文化都在徐州获得很大的发展。
儒家文化发源于鲁国，其核心区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与邹城。道家文化起源于今河南鹿邑与安徽涡阳一带，延展到宁陵与蒙城。它们都在以徐州为中心的200千米的区域内。徐州自古就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交会之地。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与道家文化创始人老子在徐州沛地相会，互相交流，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史上的盛举。当时的徐州，虽然属于楚文化圈的范围，却既尚儒学、浸儒风，又崇道学、尚玄机，形成了儒道兼容的鲜明特征。
两汉时期的文化，儒道交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角力的过程中，徐州人往往成为背后的推手。汉高祖刘邦在立国初期便接受了同为楚人的陆贾的建议，以黄老道家学说立国。刘邦的政治盟友及同乡萧何、曹参成为黄老“无为而治”的有力执行者。根据《史记》记载：“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 (93) 与此同时，高祖又接受了儒生叔孙通的建议，改变了鄙视儒学的文化立场，不仅吸纳儒家的礼仪制度，而且也开了封建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弟刘交则自始至终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刘交被封为楚王期间，即以徐州地区为中心，开始了制度儒学的地域化实验，这实际上就为全国儒学的复苏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汉武帝尊孔奠定了基础。当然，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最终完成了儒家从观念文化向制度文化的演进。虽然这种文化的大一统一度遭到了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挑战，以淮南王刘安为中心的贵族势力再次以道家为旗帜加以反扑，最终刘安集团遭遇了政治上的镇压，但留下了道家思想史上重要的著作——《淮南子》。在汉王朝接下来的历程中，儒学思想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两汉经学系统，而其中必须提及的是代表今文经学派的徐州人刘向、刘歆父子。
汉王朝的统治最终在来自上层与民间力量的双重打击下覆灭。其中，有一支最为重要的力量就是来自皇帝家乡徐州的张道陵所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尽管这一势力并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但是却成为中国道教创立的标志。
另外，在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佛教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传入中国的确切时期被认为是东汉明帝时期。根据记载，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楚王（都彭城）刘英，他“学为浮屠斋戒祭祀” (94) ，供养了一批桑门（又称沙门，即和尚）和伊蒲塞（即居士）。汉明帝（刘英之兄刘庄）特下诏嘉奖，并派使者至天竺（今印度）求取佛经。使者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即《四十二章经》（辑录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要点的“经抄”）。从此，外来僧人增多，兴建佛寺，佛教在社会上开始广泛传播。彭城则是佛教早期的重要传播中心，并诞生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佛寺。
在汉文化视野中，儒、道、释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以及主体性。宋孝宗赵昚曾经概括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95) 儒家将人理解成一种社会意义上的人、道德意义上的人，认为只有成为一个具有健全的道德人格的人，才能够尊重他人、爱护他人、帮助他人，渗透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相对而言，道家关注人的肉体生命的存在，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养生智慧。佛教则从外在超越的世界出发，直窥生命的本质，以抚慰现世生活中颠倒梦想、欲罢不能的芸芸众生 (96)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们相互吸收、相互利用，从而形成了儒家正统、道佛两翼的思想文化格局，为中华核心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