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兴起
先秦两汉时期，徐州地区气候湿润，沃野千里，水陆交通便利，是全国率先得到发展的区域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繁荣，徐州文学获得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徐州又是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达官贵戚众多，知识阶层不断壮大。驻藩彭城的楚元王刘交和楚夷王刘郢（客）父子饱受儒家教育，积极倡导文教，在徐生徒众多，为徐州文学发展准备了人才。因此，早期的徐州文学就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诗歌是徐州最早的文学形式之一。无名氏《徐人歌》、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鸿鹄歌》等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楚歌风韵，对汉魏辞赋和乐府诗的创作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陆贾撰写的《新语》，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刘向编撰的《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刘向、刘歆编订的《山海经》，相传为刘歆撰写的《西京杂记》等著作，在神话传说、政论散文、史传散文、琐言类小说等多个文学领域起到了先导作用。
一、 早期诗歌的滥觞与发展(https://www.daowen.com)
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诗歌起源于民间歌谣。载于刘向《新序·节士》中的《徐人歌》出现在春秋后期，是徐州现存最早的歌谣，可以看作是徐州地区诗歌的滥觞。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出使中原诸国，途经徐国（当时徐国在徐州下邳一带），徐君热情好客，待季札为上宾。徐君看中了季札佩带的宝剑，未便开口讨要，季札心知其意，却因出使需要，未便赠剑。等季札完成出使任务再次路过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为了却与徐君间的一桩心愿，季札特到徐君墓前祭奠，并解下所佩宝剑挂在墓旁树上而去。《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我心已许之，岂以死倍我心哉！’” (1) 此为后世留下了一段讲诚信、重然诺的佳话。季札离徐返吴后，徐国人深感其德，作歌咏叹：“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后人称之为《徐人歌》。此歌句式长短参差，形式自由活泼，带有语气词“兮”字。这种诗体便于描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多样的内在情感，是南方民间流行的歌谣体式，后来在屈原手中得以发扬光大，被称作“楚辞体”。“楚辞体”作品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单调格式，开启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春天。
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北扩，楚文化逐步渗透到整个江淮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徐州地处连接黄淮的枢纽位置，后来成为楚国西北重镇，深受楚文化影响。秦灭六国，楚国最为怨愤，鲁迅说：“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2) 楚歌楚调在徐州地区广泛流行。在这样普遍创作活动的推动下，秦末汉初，徐州一带产生了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等著名的楚歌。
《史记·项羽本纪》详细记载了项羽作《垓下歌》歌时的情景：“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分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分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3) 《垓下歌》发自肺腑，慷慨悲凉，抒写了英雄末路的悲哀与无奈，曾引起无数读者共鸣。
《大风歌》是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后，回长安途中转道故乡沛县时所作：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首句写景，更隐喻着风起云涌的时代环境。次句塑造了一个君临天下、豪情万丈的统治者形象。末句情绪由豪迈转为深沉，写出了刘邦对未来的思考和忧患意识。全诗时空广阔，气度恢宏，感情浓烈，意蕴深远，为汉代文学奏响了大气雄浑的基调。南宋朱熹《楚辞集注》评点说：“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其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 (4)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还曾作《鸿鹄歌》。刘邦晚年嫌太子刘盈过于仁厚软弱，性格不像自己，欲立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戚夫人为能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也日夜啼泣求告。但吕后为人刚毅，采用张良计策，请来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邦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在一次宴会中，看到闻名遐迩的贤人“商山四皓”相随太子左右，心知换立之事已不可能，于是招来戚夫人，指着“四皓”背影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说罢，长叹一声，让戚夫人跳楚舞，自己则借着酒意击筑高歌，遂成此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5)
《鸿鹄歌》情真意切，语颇隽永，巧用比喻，饶有词采，是楚歌中的优秀作品。
汉初楚歌代表作品还有刘章的《耕田歌》。
刘章（？—前176），汉高祖庶长男刘肥之子，初封朱虚侯，因参与平定吕氏之乱有功，汉文帝时立为汉阳王。刘章的《耕田歌》创作于吕后专权时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一次吕后举办酒宴，令刘章为酒吏。刘章说：“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吕后同意。酒酣，刘章劝酒歌舞，请为太后作《耕田歌》，歌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6) 这时诸吕中有一人喝醉逃酒，直接被刘章追上斩杀，太后及左右皆大惊，但早已许其军法，不能论罪。自此之后，诸吕皆惧怕刘章，大臣皆依附刘章，刘氏更加强大。此诗四言一句，句式整齐，明说种田知识，隐喻只有刘氏才是继承汉家天下的正宗“种”姓，对于像“诸吕”一类异姓自当除之，意在斥责吕氏专权，诸吕乱政，寓意巧妙。
除流行的楚歌之外，汉代徐州地区一些诗人仍然继承《诗经》四言传统进行创作。现存主要作品有韦孟《讽谏诗》《在邹诗》等。
韦孟（约前228—前156），彭城人。《汉书·韦贤传》记载，韦孟才学渊博，通《诗》，传承家学，避秦末苛政，躬耕南亩，不登仕途。高祖六年（前201年），他被聘为楚元王傅，历辅三代楚王。刘戊为楚王时，阴谋参与吴楚七国之乱，韦孟写了一首《讽谏诗》苦苦规劝，但刘戊不听，一意孤行，韦孟就辞官，迁居至邹（今山东邹县）。后来刘戊兵败自杀，韦孟有感而发，创作了《在邹诗》。《讽谏诗》108句，先叙韦氏家族历史，次述楚元王三代变迁，再责刘戊荒淫，末抒忧愤，期望刘戊觉悟。《在邹诗》52句，写年老辞官迁邹，抒发思念楚王之情，赞美邹鲁尊孔崇礼之风。这两首诗典雅古奥，继承了《诗经·大雅》的创作手法。韦孟是汉初文人四言诗之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首唱”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价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7)
徐州诗歌自产生之后，逐渐从民间集体创作发展到个人抒发情怀；从与政治、生产等活动伴随而生，发展到文人专门创作；从依附于歌舞，发展到独立的文学形式，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一些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既注意吸取民间营养，又能继承《诗经》《楚辞》传统，成为千古传诵不衰的名篇，是徐州对中国文学的早期贡献。
二、 神话传说的收集和整理
中华先民在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在文字产生之前，只能在口头世代流传。《淮南子》和《山海经》是对这些神话传说进行较为集中收集和整理的早期两部重要著作，它们都是由徐州籍作家主持完成的。
刘安与《淮南子》。刘安（前179—前122），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安好读书鼓琴，不喜欢嬉游打猎，注意抚慰百姓，流誉天下，后因谋反案发而自杀。《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8) 上文所说的《内书》即《淮南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刘安及其门客收集史料集体编写而成的一部集道家思想大成的著作，书中保存了许多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
刘向、刘歆与《山海经》。刘向、刘歆父子曾编订了我国神话色彩浓厚的早期地理著作《山海经》，为该书的成书和流传作出了重大贡献。《山海经》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这些神话传说塑造了一批救民水火、勇于抗争的远古英雄形象，反映了我国先民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不屈斗志和无比伟大的力量，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小说的发展与兴盛
小说起源于民间讲故事，和诗歌一样，是最早产生的文学形式之一。汉代小说发展迅速。刘向、刘歆父子的一些著述，史料丰富，或志人，或志怪，故事性强，成为汉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图11-1 刘向、刘歆父子塑像（李本华塑）
刘向《新序》《说苑》。二书大多采集舜、禹至汉代史事和传说，分类编纂，是以记述史事逸闻为主的杂史小说集。就其材料取舍来看，主要体现了刘向倡导德治仁政、贤人治国、以民为本、从善纳谏的思想政治主张。《新序》中“叶公好龙”的故事非常有名：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9)
刘向《列仙传》。《列仙传》共两卷，主要记述了上古及三代、秦、汉之间的71位神仙的重要事迹及成仙过程，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神仙的传记，开创了仙人题材小说先河，文笔古雅简洁，叙事细致生动，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刘歆《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一部著名的历史笔记小说集，记有西汉的许多遗闻轶事。关于其作者，虽迄今尚无定论，但初由刘歆撰写，后由东晋葛洪辑抄的可能性很大。书中“鸡犬识新丰”“昭君出塞”“文君当垆”“凿壁借光”等故事一直为人们喜闻乐道，许多成为后世戏曲的题材。
上述小说著作涉及琐言、野史笔记、民间故事等多个门类，包罗宏富，想象丰富，虚实结合，生动展示了汉代社会的生活图景和精神面貌，既有浪漫情怀，亦有现实关注，熔铸了历史和文学双重价值，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散文和辞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散文和辞赋迅速发展。徐州地区涌现了一批散文家和辞赋家，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
陆贾与《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了《新语》的成书经过：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10)
《新语》是西汉第一部政论散文集，共计12章，逻辑严密，结构严谨。第一章为核心论点所在，其余各篇为论证，以施行仁义为中心，强调“天人合策” (11) ，无为而治，陈述治国利害关系。全书文风纵横，旁征博引，排比造势，语句铿锵，并巧妙运用大量比喻，使所述道理深入浅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价：“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 (12)
刘向《战国策》。《战国策》是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来书名不确定，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沿用至今。全书总共33篇，按国别记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国史事。所记时代，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基本内容侧重于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保存了不少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其人物形象描写极为传神，如引锥刺股的策士苏秦、倜傥奇伟的义士鲁仲连、慷慨悲歌的刺客荆轲等无不个性鲜明，跃然纸上。《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酣畅淋漓，富有感染力。文中还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对后世散文影响很大。
刘向《列女传》。此书共分7卷，记述了110名妇女的故事，多数是歌颂古代妇女高尚品德、聪明才智以及反抗精神的内容，部分情节生动感人，颇具女性文学的特征。“孟母三迁”的故事即出自该书。
辞赋，是中国独特的文学体裁，兴盛于两汉。西汉立国后，以陆贾为首的文人集团运用辞赋抒发情志，引领汉文学发展的同时，也为徐州辞赋创作揭开了序幕。《文心雕龙·诠赋》说：“汉初词人，循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 (13) 《汉书·艺文志》录赋1004篇，其中徐州辞赋137篇，接近总数七分之一，创作数量颇为可观。可惜的是，这些辞赋绝大部分都已散佚，至今尚存的只有刘安《屏风赋》、刘向《九叹》、刘歆《遂初赋》等数篇及一些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