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人渡江与北朝汉化

第三节 徐人渡江与北朝汉化

战争并不是那个时代徐州的全部。在战争的缝隙间,更确切地说,是在战争的激励下,当时的徐州人出于生存之需,必须学会接受,学会创造,学会与“北朝”沟通,学会与“南朝”交流。而沟通与交流自然推动了文化兼容与文化输出,相反相成,南北朝的交争亦激活了徐州的创造潜质。

一、 徐州人的空间转移

人的生存高于一切。人有出路,接着才是文化有出路。在西晋之末、东晋之初,甚至延续到南朝刘宋时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饱受战火,“南下”几乎是一种时代选择。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五篇《徙戎问题》指出:“魏晋南北朝的大变动,即由人口迁徙问题引起。人口的徙动,为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来之大事。汉开其端,曹魏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 (14) 其第八篇《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附坞)》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避难流徙的方向有三:东北、西北、南方。……流向南方的一支,侨寄于孙吴的故壤。” (15)

为了安置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政府设置侨州郡县,保持其原来籍贯,另立户籍,给以优复特权。侨州郡县并非始自东晋,只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多。徐州人南渡,自然是由泗水、邗沟而过江。据同治《徐州府志》附《考辨十九条·徐州同名异地考》考证,东晋南北朝时期侨置于各地的徐州多达16处 (16) 。侨州郡县的设置,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也对于吸引中原地区人民涌向江南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想象,数以万计的徐州人南迁,首先改变的是这里地广人稀的局面,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接着,这些技术先进的移民出于生存之需所进行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劳作、商业活动、文化交流,改变了自身的生存状态,也改变了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生产推动了生活,生活推动了文化,文化改变了风情。可以说,江南的开发与进步,有徐州人的一份推力。

二、 南渡的徐州人的业绩

借用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八篇《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附坞)》中的论述,可以更好地认识徐州人南渡,即“徐风过江”的意义。陈寅恪说:“居住在晋陵郡的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的集团。换言之,即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的霸业的,都是此集团的子孙。……刘牢之等都是住在京口(北府)的江淮以北的流民或其子孙。谢玄建立的‘北府兵’,便是由此种流民组成。刘牢之等是主要将领。淝水之战,击败苻坚,北府兵功勋卓著。……然则,宋、齐、梁三朝的建立者都是住在晋陵郡的江淮以北流民的子孙。宋武帝刘裕是北府兵的将领,以打倒桓玄起家。他所依靠的力量正是北府兵。齐高帝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原籍为东海郡兰陵县,萧道成的高祖萧整始‘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刘裕、萧道成、萧衍的先后称帝,表明晋朝由中州一流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到南朝转入了次等士族即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之手。” (17) 陈寅恪点到的“江左北人的武力集团”的代表人物,即刘姓、萧姓的南朝帝王,泛说,他们都是晋代的“大徐州人”,缩小范畴,刘裕、刘牢之辈,则是“小徐州”,即“彭城”人。

这批徐州人,在南北朝时还有一个倾向性的称谓,即“伧楚”“楚子”。南北朝史乘所谓“楚”,可与《史记·项羽本纪》《货殖列传》所说“西楚”之一部分相当,特指以彭城为中心的地域;另外,其含义又有扩大,意指南朝境内的北方人,特别是徐州、兖州、豫州一带的北方人。虽然南朝人呼“伧楚”与北朝人呼“伧楚”均有贬义,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一群体的存在与能量,是得到社会公认的。《世说新语·雅量》“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条刘注引《晋阳秋》云:“吴人以中州人为伧。” (18) 《南史·杜骥传》云:“晚度北人,南朝常以伧荒遇之。” (19) 《南史·孔范传》又称汝阴(合肥)人任蛮奴为“淮南伧士” (20) 等资料,进而指出:“伧”字在吴人心目中,为包括“淮南楚子”在内的北人。

另《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在北府”条刘注引《南徐州记》谓:“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这即是因为京口(今江苏镇江)为楚人的大本营。太元二年(377年),时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的谢玄招募劲勇,流亡到此的徐州、兖州人纷纷应募入伍,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等皆以骁勇应选。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率领精锐为前锋,几乎是战无不捷,这支军队所以号称“北府兵”。另据《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刘注引《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 (21) 因其成员多为楚人,所以“北府兵集团”亦可名之为京口的“楚子集团”或“伧楚集团”。

陈寅恪注意到“北人的武力集团”,是一种“历史发现”。这一发现对我们今天研究南北朝时期徐州人的南渡,以及这一南渡趋势对江南安定、江南繁荣的积极影响,具有提示作用。这未免触及一个问题,即人的“地域潜质”在“地域迁徙”后的复活、蜕变或升华。1600多年前,一次民族灾难,让徐州人将自己在故土所形成的“地域潜质”在千里之外的江南,生发为一种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武力集团”再强大,终是可分可合的;只有“不屈不挠”“家国为重”“勇当大任”的精神或信仰,才是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

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史乘的记载来看,徐州人都是“伧楚”“楚子”集团的核心或中坚。作为“伧楚”之士的徐州人,在南渡之后将故土的豪侠、尚武之气带到江南,其中的佼佼者成长为南朝军队的主要将领,如“北府兵”中的徐州领军人物为刘牢之、刘裕、刘毅等,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都居于领军地位,甚至成为南朝部队的军魂。

《宋书》记载:“(刘)延孙与帝室虽同是彭城人,别属吕县。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及吕县凡四刘。” (22) 文中“帝室”,指刘裕一支,居彭城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一支,居彭城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一支,居彭城丛亭里;他们“三刘”与彭城吕县的刘延孙,合称“彭城四刘”,同出楚元王刘交。“彭城四刘”家族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徐州军功群体,他们既有功于东晋王朝,又是南朝宋的开国功臣、北伐名将,以及南朝齐、梁的功臣名将。

另需指出的是,南渡后的徐州人,不仅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创造出了巨大的文学成就。《世说新语》是南渡后裔刘义庆(祖籍彭城)主编的,《昭明文选》则为同族刘孝绰(祖籍彭城)等协助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这两部书几乎可以代表着整个南朝的学术和文学水准。《梁书》中还记载刘孝绰家族:“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 (23) 在这个南渡刘姓诗人群体里,突出者有刘孝绰、刘孝威、刘孝仪、刘孝胜、刘孝稚、刘孝陵、刘令娴诸兄妹。才女刘令娴在齐、梁时代以写“粉诗”出名。同期,南渡的彭城武原到氏家族中的到撝、到遁、到坦、到贲兄弟,也活跃在齐、梁诗坛,影响很大。这些祖籍徐州的文士,用他们的文学创作实绩、文学精神,助推了南朝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对整个南朝文化体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徐州人南下江左,本来是为了逃难,最终却落地生根,从“侨居”变成“永驻”。于是,徐州精神找到一个新的投射家园。他们将尚武精神、拼命精神带到江南,遂使温文儒雅的京口,有了雄杰之气;侨郡、侨县的建立,于保护侨居者之外,又扎扎实实地推进了南北文化兼容。

三、 北朝徐州人的辉煌创造

永嘉乱后,不论战争形势如何严酷,总有一部分徐州人坚守故垒,耕耘故土,而生生不息。这些“徐州土著”的生存状态是极为艰辛的,尤其在东晋维持的100年间。徐州、下邳一线,名属东晋,却屡屡被北方胡人政权侵扰。

南朝初期,徐州与下邳归南朝刘宋政权管辖,徐州地区享受了30年和平。到了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秋,由于宋文帝的好大喜功,导致仓促北伐的失败,魏太武帝拓跋焘乘机挥师南下,当年十月兵围彭城,既而继续南下,饮马长江。除彭城一座孤城外,刘宋江北领土尽失。直至次年二月,拓跋焘惧怕徐州军民断其后路而退兵,刘宋的淮北领土才失而复得。十六七年后,由于刘宋政权的内乱,征讨彭城部队溃败,彭城、下邳与淮北各郡县俱入北魏。

自从徐州归属北魏后,徐州人就成了“北朝人”。130多年间,在北朝的天地间,徐州人也是大有作为的。由于彭城刘氏的家族声望及家族成员的文化素养,以刘芳为代表的彭城丛亭里刘氏迅速跻身北魏政坛,成为推动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主要成员。

刘芳(453—513),字伯文,彭城人,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礼仪学家,西汉楚元王刘交后裔。宋建元元年(454年),刘芳刚满周岁,其父因参与刘义宣的皇室斗争失败而被杀,母亲带上他从彭城逃往北国,并沦为平齐民。刘芳勤奋好学,先后担任中书侍郎、徐州大中正、中书令、青州刺史、太常卿等要职。其长子刘怿,字祖欣,安南将军、大司农卿;次子刘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孝武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国子祭酒,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三子刘悦,永安中,开府记室;四子刘戫,武定中,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五子刘粹,徐州别驾、朱衣直阁。

借助刘芳等朝中显贵的推动,彭城刘氏子弟多担任彭城乃至徐州本地的重要官职。东魏、北齐政权建立后,彭城刘氏在彭城及淮北地区仍拥有强大的宗族势力。直到隋唐以后,彭城刘氏纷纷离开乡里到中央和远地任官,本地刘氏宗族势力才逐渐瓦解。

此外,下邳人皮庆宾家族、丰县人刘轨家族,也在北朝卓有成就。

皮庆宾,琅邪下邳人,曾任北魏淮南王开府中兵参军。孝明帝正光年间,因出使遇到变乱,遂定居广宁石门县(在今山西朔州)。其子皮景和,“少通敏,善骑射。初以亲信事高祖(齐高祖高欢)” (24) ,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皮景和长子皮信,武平末,任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将军;少子皮宿达,武平末为太子斋帅,隋开皇中为通事舍人。

丰县人刘轨,为北齐罗州刺史,名重当时。他与刘芳为同一家族,共同祖先是刘讷。刘讷生刘畴,字王乔,晋代名士,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晋怀帝永嘉年间官任左司左长史,后被阎鼎杀害。刘畴子刘宪,刘宪子刘羡,刘羡二子刘敏、刘该。刘敏的后裔刘庆,东魏时官任东徐州刺史。刘庆两个儿子:刘轨,北齐罗州刺史;刘轸,北齐高平太守。

刘轨的孙子刘权,字世略,及齐灭,周武帝以为假淮州刺史。隋文帝受禅,以车骑将军领乡兵。后从晋王杨广平陈,以功进授开府仪同三司,宋国公贺若弼甚礼之。开皇十二年,拜苏州刺史,赐爵宗城县公,寻为南海太守。《隋书》论曰:“刘权淮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计,无所觊觎……足为守节之士矣。” (25)

刘芳家族、皮庆宾家族、刘轨家族的北朝显贵,凭借深厚家学滋养了家族的后代子孙,为统治阶级输送了大量的有用之才。他们不仅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思想支持,还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在学术的传承与发扬上,为徐州文化的兴盛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