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纷争与民族融合

第二节 南北纷争与民族融合

东晋南北朝时期,徐州地区一直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南北军事对抗。这一时期发生在徐州的战争有一个特点,即从当时的对垒双方看,均非“内战”,而属“外战”。攻徐州与守徐州的人,往往属于不同的“国家”。当时中国处在南北分治的状态,介入战争的徐州人每每担任着战争的主角(如刘牢之、到彦之、刘裕、刘义隆等),战争的主战场又多次选择了徐州地区,所以,这些与徐州相关的战争就有了“卫国”与“弃国”和“抗敌”与“降敌”的尖锐对立。南北政权割据时期,徐州因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发生在这里的每一场战争,都直接影响着双方势力的兴盛衰亡,徐州也因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兵家必争之地。正如史论所云:“及晋人南渡,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 (10)

一、 南北各政权对徐州的争夺战

永嘉五年(311年)三月,司马越在征讨刘汉政权将领石勒时病死,遗命安葬徐州东海。司马越之死,既是“八王之乱”的终结,又是“南北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以石勒攻占徐州而揭开序幕。当年四月,刘汉部将赵固、王桑进攻徐州,杀裴盾;五月,刘汉军队主力进攻洛阳。赵固是刘汉政权的安北将军,王桑是其平北将军。当石勒在宁平城攻灭司马越的十余万大军时,出于协同作战的战略目的,赵固、王桑二人继续东进攻伐徐州,这才有了裴盾的死难。裴盾时任徐州刺史,是在南北相争中牺牲在徐州的第一位朝廷大吏。

西晋“永嘉之乱”后,徐州被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占领。东晋永和后期(351—356),东晋乘北方后赵、冉魏和前燕相互攻伐之际,收复彭城。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以彭城为基地,指挥各路大军北伐后秦。十四年(418年),刘裕在灭掉后秦后,还镇彭城,以控制东晋政局和震慑北魏。

南北朝时期,徐州继续成为北魏、刘宋政权军事争夺的主要地区。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军队分兵数路南下,很快从西、北两面对彭城形成半包围之势。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推进至彭城城下,立毡屋于戏马台。北魏强攻彭城南门,徐州守将张畅身先士卒,击退魏军。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因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权斗争中失败,举城投附北魏。此后,徐州基本上处于北魏及随后的东魏、北齐的控制之下。梁中大同二年(547年),梁武帝乘东魏大将侯景叛降之机,派其侄子贞阳侯萧渊明统帅主力五万人北伐徐州,结果被东魏将领慕容绍宗率十万大军在寒山围歼。

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七月,乘北周出兵伐齐之机,陈宣帝派吴明彻率军进攻彭城,在吕梁大败北齐。次年,北周灭齐,占领彭城,南下灭陈势在必行。要保住建康,就必须攻下彭城,守住淮北。次年,陈宣帝又命吴明彻军进攻彭城。吴明彻堰清水以灌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太建十年(578年),北周派王轨率军解围,王轨军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竖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陈军的水上退路,吴明彻兵败被俘。至此,南北政权围绕徐州彭城的争夺宣告结束。

二、 南北文化认同感的转变

徐州人民南北文化认同感的转变,大致以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投附北魏这一历史事件为分水岭。此前的徐州民心,更多倾向于南朝。此后,徐州基本上处于北魏及随后的东魏、北齐政权控制之下。随着北朝政权的果断汉化,积极恢复地方经济发展,社会逐渐稳定,不再产生大批汉人流亡南方。此时,留在徐州的门阀士族对北朝政权的认同感逐步上升,先后加入与北魏合作的行列,开始担负着推进国家统一、民族和解的历史大任。

(一) 南朝的历次北伐与反攻

从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四月徐州一度沦陷算起,直至东晋义熙六年(410年)二月东晋将军刘裕率军攻克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灭亡南燕,并同时巩固徐州防线为止,正好100年;再延续到义熙十三年(417年)八月二十四日,刘裕军攻占长安,后秦灭亡为止,共107年。

在这百年期间,东晋政权以收复失地、统一中国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即有祖逖北伐(313年)、庾亮北伐(339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桓温北伐(第一次354年,第二次356年,第三次369年)、谢安北伐(383—385,徐州人刘牢之参与)、刘裕北伐(第一次409—410,第二次416—417)。

以上7人领军的10次北伐,其中7次经行徐州,或在徐州摆下过战场,即祖逖北伐、褚裒北伐、桓温北伐(第二、三次)、谢安北伐(其中谢玄于379年、384年两次北救彭城)、刘裕北伐(先后两次)。(https://www.daowen.com)

难能可贵的是,徐州人在经历南渡政权多次北伐,及北方政权多次袭扰后,仍然怀抱着故国忠诚,并与东晋政权驻节徐州的将士一起,为保卫疆土、收复疆土作出了贡献和牺牲。百年期间,站在东晋的国家立场解读徐州战争,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其一,自发自卫阶段。大乱初起,衣冠南渡,凡留在徐州的民众多以一村寨、多村寨为单位,建“堡”建“坞”,推选“堡主”“坞主”,自发抗击敌人。东晋朝廷鉴于防务之需,遂委任那些力量强大的“堡主”“坞主”为地方官吏,自行管辖。沛国内史周默、彭城内史周抚等,即是其中著名人物。后来,北方的“堡主”“坞主”们也纷纷南下徐州,并与徐州土著并肩抗敌。如下邳内史刘遐、泰山太守徐龛等,即是。

其二,以“北伐”求“相持”阶段。东晋初,由刘汉政权更名的“前赵”及石勒政权“后赵”基本处于攻势,东晋处于守势,敌强我弱,徐州(彭城、下邳一线)一度失守。但东晋朝廷不愿坐看淮北屏障徐州落入敌手,故屡屡派郗鉴、蔡谟、桓温、司马道子等封疆大吏主持徐州防务。这一阶段的徐州战争,具有“军民协防”的特色。即便政府军撤退了,“地方民兵”仍然坚持“游击斗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前三四十年东晋一方都是被动的,尽管有晋咸和九年(334年)后赵徐州从事朱纵杀徐州刺史郭祥以彭城降晋,徐州一度收复;尽管有晋永和五年(349年)六月,晋征北大将军褚裒北伐,彭城、沛县与滕县一度收复,但维持不久,又告失守。但北方势力也只能止于徐州一线。

其三,以“北伐”促“反攻”阶段。自永和十二年(356年)北中郎将、徐州刺史荀羡镇守徐州(治下邳),东晋才算基本稳住了徐州一线的防务。此后,“拉锯战”虽然还是来来往往,但在徐州的“拉锯战”中,占上风的已是东晋一方。

百年期间,北方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各族政权暴起暴灭,先后建有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南燕、前秦、后秦、北魏等,至刘裕在徐州站住脚时,北方的敌对政权如刘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燕、西燕均已灭亡,而南方的“华族”政权东晋,依然屹立不动,其中的一个原因即是东晋朝廷没有放弃徐州,而徐州人民也没有背叛故国。在东晋时代的百年对峙之中,即在南方政权“北伐”与北方政权“南征”的较量中,徐州人的立场、徐州人的选择,往往影响着南北大局。

从东晋政权与北方各政权对垒背景下的徐州战争和徐州人立场来解析百年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诸多的隐秘:开始,徐州人、徐州战争,对东晋的建立和北疆巩固起了支撑作用;终局,又是徐州人,在收复徐州疆土,连带着收复中原之后,乘势结束了东晋王朝,这个人就是东晋的将领、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可以揭示当时的徐州人、徐州军队在维护王朝安定、国家统一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徐州城、徐州山河在国家统一大业中的“战略定位”。换言之,发生在当时的徐州战争,对维护国家统一、推进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

(二) 北朝对徐州的治理与经营

南朝初期,徐州与下邳归刘宋政权管辖。由于内乱,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投附北魏,此后直到隋开皇元年(581年),百余年间,徐州人开始接受一个非华族的异族统治,同时徐州文化亦作用于北朝,推动了北人汉化。

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十二月,徐州属魏。徐州为要郡,北魏时的徐州,治彭城,“领郡七,县二十四,户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二,口十万八千七百八十七” (11) 。北魏政权派驻徐州的第一任地方官是尉元。尉元占领徐州后,首先救济百姓,安定人心。当时“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尉元“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济救新民”。献文帝从之。然后他要求增加徐州的军需物资的储备。尉元上表:“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献文帝诏曰:“待后军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军援,须待克定,更运军粮。” (12) 尉元在徐州的任务即是巩固淮北边防,防止南朝宋的北伐。虽然徐州百姓对归顺北魏并不情愿,且在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有过一次起义,但在尉元与薛虎子的联合围剿中,次年即告失败。

其后,薛虎子治理徐州,“在州戍兵,每岁交代,虎子必亲自劳送。丧者给其敛帛。州内遭水,二麦不收,上表请贷民粟,民有车牛者,求诣东兖给之。并如所奏,民得安堵。” (13) 他在州十一载,太和十五年(491年)卒,年五十一。薛虎子让徐州百姓对北魏政权产生了认同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徐州的地方官吏。

徐州人对北魏政权的反抗,展示了徐州一带的南朝子民对于归顺北国,经历了沉默、反抗、再沉默而终于“认命”的过程。原因有外部南北的“拉锯战”暂停的形势变化,亦有归属北魏后,尉元、薛虎子二人相继主政徐州,采取了不少安民、惠民措施,百姓得到了安宁;同时,北人不断汉化,在宗教信仰、生活取向、民情风俗方面不断学习汉文化。于是,敌意渐消,徐州百姓亦渐渐接受一个异族的政权,为中华民族大团结演出了一折历史活剧。

南北文化认同感的转变,揭示的是徐州人在民族融合大潮中的顺势而为。起初,是原籍彭城的刘裕在“南朝”重建政权而推动“北伐”;终局,是徐州人刘权从“北国”起步,参与灭陈之战,完成了家国一统。这些不同的层面展示了徐州文化的一个共同点,即眼界的高屋建瓴和格局的博大精深。作为“北朝人”的徐州人能够大有作为,揭示的不是徐州人的“小聪明”“小计谋”,而是民族融合、民族认同的时代潮流已经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或者说,那种民族大一统的趋势,正在被南朝与北朝的民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