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和文化交融
明清时期，朝廷在保漕保河制度设计上又出新招：实行“卫所”制度，军屯人口久驻为业；实施移民政策，迁“狭”到“宽”，江南、山西等地的人口，成批徙居徐海。南北商帮涌来创业定居，东西难民汇聚落脚谋生，徐州地区的人口不断增长，多元人口结构带来了多元民俗，演绎出五彩缤纷的文化生态。
一、 军民杂处的军屯文化
卫所制度是明清时期的一种军制。明初，徐州、邳州皆为“直隶州”，各设一卫。两卫所各设指挥使一人，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明宣德五年（1430年）增设徐州左卫，辖左、右、中、前、后五个千户所。景泰五年（1454年）又增设中左、中右二所，每所设正副千户数人，统领1120人，设官共九等。
依《明史·兵志》所载建制，徐州（包括邳州）一带驻兵足额时（三卫外加两所）当近乎2万人。清同治《徐州府志·兵防考》则记为1.3万人左右。徐州卫衙门，就是徐州卫署。明宣德五年增设的徐州左卫，其卫署在城西南隅，清初合并到徐州卫署。
明代卫所实行屯田制，军士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屯田者专事耕垦，供应军粮；守城者专务防守操练。军士守城与屯田的比例，大致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屯田军士除了种地，还要承担运送漕粮、巡河等任务。到了清朝，在守城之外，屯田军士继续沿用明代卫所屯田和漕运制度。
明初建有完备的军户制度，以与民户制度对应。徐州卫与徐州左卫、邳州卫的兵丁，多来自军户。三卫的旗军、余丁总数至少当在4万人左右。除常驻的卫、所之兵外，还有负责“长运”（即军运）的士兵，都要途经徐州而北上南下。明清时期，漕运军丁人数达10多万人，终年奔波于运河上下，将漕粮从各水次仓运往京师。他们本身的粮食消费和俸禄开支，也要在指定的水次仓支给。运军上岸，小住一宿，歇息闲游，自是常事。另据《漕运通志·漕例略》记载，成化二年（1466年）定，每三年浚仪真、瓜州港，令“高邮、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徐州左六卫，俱于徐州仓支米麦二石六斗” (3) 。这“二石六斗”是人均数字。六卫军人，皆有运军聚于徐州运米，这自然又强化了徐州的“兵家文化”和商贸文化的发达。
明初，运军俸禄微薄，不仅与家人聚少离多，而且有风波覆溺之险。为刺激运军积极性，明中后期和清代皆允许运军携带一定的私人物品，在运河沿岸城镇出售，以补贴生计。所以，运军的上岸，也刺激了徐州的商贸物流。
到了清代，兵制有变，其分类，“一曰八旗，二曰绿营，三曰防军，附陆军，四曰乡兵，五曰土兵，六曰水师，七曰海军” (4) 。八旗未驻徐州。驻徐州、徐州府者为绿营，为防军。防军乃晚清时期由各地练勇升格而成，最终取代了绿营。实际上，清代徐州（尤其是晚清时代）的驻军，不但数量巨大，而且规格很高。如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西捻军败亡后，淮军的鼎字仍留七营六哨驻防山东韩庄（实为苏鲁界地）；以徐州毗连东、皖、豫三省边界，最为重镇，李鸿章除令徐州镇总兵董凤高以凤字马步四营巡防外，还留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步队八营、马队三营，会同驻防徐州。总兵员（算韩庄驻防）二十二营六哨，当在3万人左右。
同治、光绪年间，徐淮巡防步队（巡防营）、徐淮巡防马队（巡防营）巡防徐州、淮安一线，则是原定的常规巡防。
徐淮巡防步队（巡防营）统领官驻徐州城内，辖六营，总兵员1845人，依次分驻徐州城东南关、铜山狮子庵、宿迁寿圣寺、宿迁南关、沭阳钱集、宿迁与桃源交界的仰化集。
徐淮巡防马队统领官驻宿迁南城外，辖五营，总兵员865人，马664匹，分驻43地，基本上是沿故黄河、大运河布防。
自明至清，驻扎徐州的卫所、军户、运军、绿营、防军使得徐州有着“兵家必争”之相，进而使得徐州张扬着与一般的城市不同的“军威豪情”，这种豪情濡染了百姓，所以，徐州民风就显得格外雄健。这些武官虽然以军功起家，享受朝廷种种优厚待遇，但他们同时也懂得在习武军功之外，秉承儒家思想，以诗书济世，才是更高的境界。如《徐州府志》选举表中，铜山县（原州辖地）明代进士有10人，军籍就占了4人：沙立、马津、舒经、陈汝麟。明清两代，徐州卫所一些武官的后人致力于科举，可谓是文武兼备，并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着很高的修养与造诣。
明清时期，徐州卫、徐州左卫和邳州卫对徐州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三卫的级别高于地方官府，且互不隶属，在城市建设、维护治安、水路交通、宗教庙堂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三卫的设立，安置了大量的军户及依附人口，客观上起到了移民的作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徐州人口的结构。第三，卫所军屯垦荒耕种，极大地促进了徐州的农业生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第四，三卫重兵的驻扎，大量人口的迁入，客观上产生了多方面的贸易需求，促进了徐州商业的发展与繁荣。第五，卫所军户是行伍出身，经常舞弄拳脚与刀枪棍棒，强化了徐州人尚武的风气。第六，卫所军户大多希望其后代文武双全，重视儒家文化教育和科举，其子弟后人通过科举入仕者为数不少，在治学、诗文、书画等方面有着很高的修养，对徐州的地方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二、 商帮辐辏的经贸文化状态
运河畅通所带来的交通便利，吸引着各地商贾涌入徐州，南方的浙商、徽商、苏商，北方的晋商、京商，皆汇聚于此。通衢带来开放，开放带来杂处，杂处带来包容，造就了徐州人“爱交朋友”的大环境。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内代系统和外代系统。徐州商贸自有“小循环”，即徐州周围农村的粮食、食油、酱油、豆饼、花生仁、芝麻、黄豆、黄花菜等，进入城区，满足城里人需要；也有“大循环”，即徐州物产通过外路商人销往外地，外地物产经由远路商人运到徐州，如棉纱、布匹、绸缎、煤油、糖、纸、木材、花椒、元茴、海产品等。“小循环”与“大循环”交织在一起，人流、物流、资金流推动着徐州商品交易市场的形成。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徐州逐渐成为商品的集散市场与销售中心。官办及商办银行、钱庄多了起来，徐州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芜湖、济南、青岛、天津、开封、西安、太原等城市的通汇便捷起来。外地商人前来徐州开厂、设店，视为坦途。以清末为例，山东籍商人来徐较多的是开纱布庄，山西籍商人多是开当铺、钱庄，浙江籍商人多是开银楼、钟表店、茶叶店，河北籍商人多是开五金店、机械加工制造行业，河南籍商人多是开中药材店等。徐州市场上的纱布、呢绒、西药、煤油、电料、颜料、日用百货、卷烟等五洋杂货，也日见增多。徐州同南北城市贸易往来总的比重约为：南路占七成，北路占三成。由于商品经济繁荣，会馆文化亦应运而生。
会者，聚也；馆者，舍也。所谓会馆，即公所，是中国旧时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以馆舍供同乡、同业聚会或暂住。据考，此种机构起源很早，汉代京师已有同郡人的邸舍，南宋杭州已有外郡人为同乡谋公益的类似组织。发展到明清时期，名曰“会馆”。至近现代曰“同业公所”“同业公会”“同乡会”等，都属同类性质的机构。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有多处会馆。州府城内有山西会馆、河南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徽州会馆、洞庭东山会馆等。古镇窑湾则有苏镇扬、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八大会馆。
图6-2 ［清］山西会馆(https://www.daowen.com)
徐州山西会馆，位于徐州云龙山东麓，至今保存完好，在会馆功能方面体现较为典型，较为全面。徐州山西会馆馆址，原为相山神祠，因赖山西人捐修，故而渐成山西人集聚之所，遂有会馆功能。明代万历以后，陆续又有山西商人不断增修扩建，并于清顺治年间改名山西会馆。会馆坐西朝东，占地近5000平方米，内设关圣殿、福神殿、火神殿、戏楼等建筑。主建筑是为祭祀关羽的大殿，殿前廊柱上有楹联曰：“生蒲州，长解州，战徐州，镇荆州，万古神州有赫；兄玄德，弟翼德，擒庞德，释孟德，千秋至德无双”，概括了关羽叱咤风云、悲壮英雄的一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山西会馆遭到严重破坏，关帝像被毁。1995年，徐州文物部门依据有关史料记载，对山西会馆重新修缮，使这一彭城名胜、会馆杰作重放光彩。2006年6月，徐州山西会馆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 移民汇集的多元民俗状态
运河的便利和徐州的日渐繁荣，引来了大量的移民。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王朝，不久就将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的大量居民迁徙到人烟稀少的江北地区，史称“洪武赶散”。当时将江南苏州、松江等地狭人稠、物产丰富的地区称为“狭乡”；地广人稀、荒芜贫瘠、此前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江北地区称为“宽乡”。为了发展经济，恢复生产，朱元璋强令将“狭乡”之民迁徙到“宽乡”。此外，根据徐州家谱史料，自称从山西移民的家族亦不少。由于史料失载或模糊，今天已经很难统计确切的移民人数。这里仅以徐州地区的名门望族为例，说明南北移民来到徐州之大略：
（一） 彭城李姓家族
其先人李正居于元大德五年（1301年）从真定府之真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县）迁来徐州，落户于徐州西北110里的程子院（时属彭城县）。此地清至民国属江苏铜山县，20世纪50年代，划归丰县梁寨镇。
该家族的李向阳，字孝乾，号晴寰，别字迪堂，明朝天启甲子（1624年）科举人。曾任金山卫教授，敕授征仕郎。李向阳与“徐州二遗民”阎尔梅、万寿祺交好，反清思想浓重，明亡后，累征不仕，优游山林，文墨自娱，气节文章为人称道。主持纂修顺治十一年本《徐州志》，著有《五经疏》《道德经注》《庄子注》《阴符经注》《离骚注》《孝乾文集》等。
其子李弇，亦名鉴，字奕修，号山州，为南明弘光拔贡，曾授理司，不就。著有《忖庵诗集》。
李向阳孙李蟠（1655—1728），字仙李，又字根庵，号莱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状元，著有《偶然集》。
李蟠族弟李卫（1687—1738），字又玠，江南铜山人（现为丰县人）。他自幼读书，不应科举，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捐资为兵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雍正皇帝即位后，任命李卫为直隶驿传道，未赴，旋改云南盐驿道。李卫政绩显著，于雍正二年（1724年）升任云南布政使，主管全省财政税赋，仍兼管盐务。次年，升任浙江巡抚。雍正四年（1726年），仍兼任两浙盐政使。雍正五年（1727年），升任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十年之间，李卫从一名从五品的员外郎闲职，一路升迁，最终官居总督，成为朝廷封疆大吏。病逝后，乾隆帝命按总督例赐予祭葬，谥号敏达。
（二） 彭城张姓家族
明嘉靖间由浙江绍兴山阴车水坊迁徐，始迁祖张棋。该家族的张胆，明崇祯癸酉（1633年）武举人，清初曾随豫亲王南征，授副总兵职，后因积功，升天津总兵、提督总兵（从一品）。张胆的人生亮点是耗银26800两、历时两年修筑了荆山桥。该桥全部巨石券砌，长362丈5尺，顶宽1丈9尺，共40余孔，是当时全国最长的石桥。该家族的张竹坡、张伯英事迹，详见本书下一节中的“杰出的地方文化名人”部分。
（三） 彭城万姓家族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由南昌迁于徐州。该家族的万崇德，为明万历举人、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曾捐建奎山塔。其子万寿祺，“徐州二遗民”之一。孙万睿，康熙岁贡生，诗人、书法家，女儿嫁徐州状元李蟠。
（四） 沛县阎姓家族
于明初行商来沛。始迁祖阎诚，故籍太原。该家族的阎尔梅，“徐州二遗民”之一。其二子皆为诸生。其孙阎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官云南学政、顺天府尹，曾任国史馆编修，工诗文，著有《阅耕楼诗集》《憩养堂诗集》《泗山诗集》《泗山文集》《日升楼文稿》《蜀滇诗稿》等。
（五） 彭城钱姓家族
咸丰年间自句容县（今江苏句容市）迁来徐州。始迁祖钱自渠，钱自渠生二子：永基、永祥；永基生三子：茂松、茂柏、茂椿。此茂椿，即钱食芝。钱食芝为晚清诸生、画家，有《怀薇草堂诗书画合册》，有画作《秋山行旅图》，为国画大师李可染之师。其子钱书樵，亦为画家。
上举5个家族中，最早迁入徐州者，在元大德五年（1301年），最迟迁入徐州者，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上下约560年，都在京杭大运河畅流徐州的时段之内。根据徐州市谱牒学会掌握的350余种家谱史料，明清时期徐州人口几乎半数是由外地迁徙而来。不同方向的人口，不同音色的方言，不同的民情风俗，在徐州大地上交融共处，共同铸就了今日徐州的基本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