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运河历史变迁

远古徐州，气候温润，雨量充沛，众水归淮。淮河的一级支流泗水纵贯全境，承接徐沛丰小平原上的泡水、丰水、菏水和徐邳小平原上的武水、沂水、沭水等二、三级支流，形成得天独厚的水上运输网。

上古三代，《禹贡》故道“浮于淮、泗，达于河”，是最早的对徐州水上交通网的描述，指进贡的船只通过淮河、泗水，再经过菏水，到达与济水相通的菏泽，然后就可以通过鸿沟入黄河溯流而上，达于都城。

先秦以降，汴水东进，泗水南下，汴泗交流，汇通入淮，徐州一跃成为水陆襟要、漕运之地。春秋末年魏国开凿汴水，上通鸿沟蒗荡渠，向东流经商丘以北与获水相接，获水自此并入汴水。汴水再向东经过砀山到徐州，在城东北汇入泗水。汴泗汇流之后，在徐州附近形成“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1) 的泗水三险。 (2) 再向东南注入淮水，并与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相通，江、淮、汴、泗、济、河连为一体。从此，徐州河运发达，舳舻千里，渐为商业城邑；乘汴泗相通之势，北控齐鲁，南扼濠泗，东襟江淮，西通梁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两汉时期，长安（今陕西西安）和洛阳成为政治中心，徐州则为江淮中原之间的水陆枢纽，江淮之物大多经此直达中原和关中。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向南摆动，经巨野泽（今山东西南），夺泗入淮，由淮及海 (3) 。这是黄河首次夺泗入淮，经行徐州。此后，黄河经常泛滥，徐州漕运大受影响。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治河，采用河汴分治之法，沿河筑堤，使之向北摆动，脱离徐州，同时使汴水入河，成为黄河重要支流，徐州复为江淮漕粮西运中原的主要通道 (4) 。治理后的黄河少有决溢，亦无大的改道，徐州汴泗航道稳定了800余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兵戈不息，攻战不止，徐州成为北伐南征贡的水陆交通中心，军队漕粮多经此北上南下，东转西进。因此，北方视徐州为“南国屏藩”，南方视徐州为“北门锁钥”。

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贯通，徐州更是舳舻云涌，漕运繁忙，奠定了运河要埠的地位。隋朝一统南北，定都关中。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利用历代旧有水系，征发河南淮北百万民夫，开凿了东西连绵千里的大运河——通济渠，将黄河、淮河上下贯通，洛阳、扬州连成一线。徐州以西的汴渠（汴水）成为通济渠主道，为撇开徐州东南的泗水之险，主道自商丘向东南经过永城、宿州，进入淮河。但汴泗环抱的徐州作为辅道，仍不失为通济渠漕运水网中的一处津要，汴泗沿岸，店肆林立，商业繁荣，迅速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邑。并且宿州埇桥等运河要冲在行政上均属于徐州节度。(https://www.daowen.com)

唐代，朝廷为加强中原江淮之间的联系，承继了通济渠漕运水系。盛唐时期，徐州虽不是漕运主道，但也是江淮通往中原、齐鲁的水陆要道。唐代文学家韩愈当年在徐州就见到了“汴泗交流郡城角” (5) 的壮观景象。自幼生活在徐州的诗人白居易更见证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自然胜景。有唐一代，徐州的绢织品被朝廷列为九等品级中的第三个等级，属于上等贡品。每年徐州的绢织品从汴水经过汴渠千里迢迢地运往洛阳。徐州土质肥沃，地宜菽麦，也是朝廷重要的盐粮地区。这些盐粮经过此渠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洛阳含嘉仓。徐州矿产丰富，朝廷在此设置秋丘冶，专事炼铁，再将上等制品由此运往两京。

北宋，随着黄河泛滥，通济渠（宋称汴渠）时常湮塞，中原各政权先后对其疏浚修治，维持通航。南宋时期，宋金战事频仍，黄河泛滥无常，通济渠逐渐淤塞为陆。宋金之际，杜充为防金军南侵，决开黄河，以水代兵，黄河再次夺泗入淮。决口以下，河水东流，经豫北到鲁西侵占泗水河道，顺流南下，再次经行徐州，东南入淮，奔向黄海。

元代，蒙古入主华夏，定都大都（今北京），使中国的政治中心方位发生重大变化。为使江南漕运顺利抵达华北，元廷翻修了南北纵贯3000余里的京杭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徐州泗水并入运河，黄河运河在此交汇通流。从此，徐州形成汴泗交流、黄运通汇的格局，桅樯林立，风帆天下，堪称四方都会。

明清时期，徐州作为运河之城，虽水运交通便捷，但也时常河患频发，洪灾严重，在500年间运河漕运的繁华背后，留下不尽的悲凉篇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仪（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洪水向东经长垣、东明入张秋，横穿运河，汇大清河复奔渤海。经行徐州长达750余年的黄河从此北徙，只留下了一条历经沧桑的黄河故道，流淌2000余年的汴河不复存在。黄河故道，黄沙弥漫，有水则涝，无水则旱，农耕条件恶劣，人民生活困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淮河治理工程、黄河故道治理工程、京杭大运河治理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运河徐州段水道通畅，成为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运输量堪比7条铁路；运河两岸稻麦飘香，人民安居乐业，逐步迈向康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