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文化的融入
由于楚国的发展先是沿长江东渐，又沿邗沟北上，所以楚国的疆土有南楚、东楚、西楚之说。关于“三楚”的划分，司马迁、郦道元、顾祖禹、钱大昕等历代学者说法不一。今人朱浩熙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认为“西楚”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丰县、沛县、铜山，安徽淮河以北，河南京广线西侧一线以东，湖北的大部，四川的东部。“南楚”大致为长江以南楚地。而“东楚”相当于今连云港、苏北、扬州一带。与南楚相比，东楚、西楚属北部；而与东楚相比，彭城以西则属楚之西部 (32) 。
西楚文化不同于楚文化。楚文化是产生于先秦、有着悠久历史的一种区域性文化。西楚文化是在楚文化扩展的条件下，融合本地所固有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断代区域文化，从历史意义而言，西楚文化是楚文化不同凡响的绝唱。
徐州西楚文化形成的时间范围应始于公元前284年彭城、沛等地最终属楚后，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取得楚汉相争的胜利。以楚怀王定都彭城为界，前期是楚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浸润融合期，后期则是通过剪灭暴秦和楚汉相争对全国产生影响的高峰期，其内容包括西楚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文化遗产、精神文化遗产，以及后人崇拜所形成的思想作品、行为效仿、纪念建筑和纪念物品。由于西楚文化自身经久的影响力，在徐州几乎“父老能言西楚事，牧儿善解大风歌” (33) 。
一、 徐州地区的西楚事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六月，项梁拥立怀王，从盱台迁都彭城。此后，彭城便成为楚国的政治中心和反秦战争的指挥中心。灭秦之后，项羽凭借消灭秦军主力的功劳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34) ，并主持实施了大分封。此后，从汉元年（前206年）至五年（前202年），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这两位推翻暴秦的楚地同乡人，展开了持续四年之久的争夺、对峙、拼杀，历史上将这一阶段称为“楚汉相争”。
汉二年（前205年），刘邦平定三秦后，借口项羽杀害义帝，率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直捣彭城。项羽闻讯后，亲率“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今江苏沛县龙堌镇）”，反击汉军。刘邦自出汉中以来，一路顺利，势如破竹，攻入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放松了对项羽的警惕，完全不知项羽已经改变了行军路线，未从胡陵沿泗水南下，而是选择“南从鲁出胡陵” (35) ，向西南迂回至萧，切断了下邑与彭城之间的联系，堵住了刘邦联军的归路。项羽于凌晨发动攻击，自西向东，从萧县一直打到彭城，大破汉军。
以彭城为主战场的彭城之战，是楚汉战争初期汉军经历的一场损失惨重的遭遇战和楚军上演的一次经典反击战。项羽以灭秦之余威，亲率三万精兵对抗五十六万汉王联军，英勇无畏，以少胜多，展现了楚军锐不可当、霸王勇冠三军的气势，也反映了当时楚军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而刘邦联军为临时集结，加盟的诸侯多是迫于形势的投机者，联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一旦遭遇，一触即溃。诸王的唯利是图和背叛行为让刘邦彻底看清了形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汉战争后期刘邦对其所分封的异姓诸王的政策。
彭城之战后，项羽收复了荥阳、成皋以东大部分失地。刘邦及其数十骑随从也几经辗转，慢慢收拢队伍，从下邑撤退到荥阳，与其他败退的队伍会合。“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36) 此后，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一带的战略要地筑起防线，相持对峙，反复争夺。鸿沟和议后，项羽送还了刘邦的家眷，引兵东归。
接着，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以裂土封王为条件，说动齐王韩信率三十万大军从齐地南下，占领楚都彭城和今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兵锋直指楚军侧背，自东向西夹击项羽，与其他四路联军形成合围楚军之势，导致了项羽和楚军的最终失败。
二、 西楚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楚文化发端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楚文化扩展到彭城一带，无疑对本地固有的文化生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同样，外来文化如欲扎根本地，就必须与本地原始居民的语言、习惯、风俗、观念等文化基本要素相融合，受其浸染，与其博弈，反复争夺，甚至互为内化，最终在秦汉之际时，在以彭城为代表的西楚地区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特色鲜明、具有代表性的西楚文化。项羽在楚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继而又推动了西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而，楚汉相争时期，项羽的气质和性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楚文化的特点和局限。
其一，好勇尚武。楚文化中好勇尚武、张扬个性的文化传统，熏陶了项羽粗犷豪迈的气质，培养了他崇尚武力、好勇斗狠的性格特点。当然，这也成了他致命的性格缺陷之一，是其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
其二，重诺守信。楚人重诺，这一点深深影响了项羽及其追随者。当时楚地流传这样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此守信的楚人季布一直追随项羽，且曾“数窘汉王” (37)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季布尚且如此，项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项羽与刘邦对峙广武（今河南郑州黄河岸边），相持数月。汉使侯公代表汉王与项王约和。然而，项羽的重诺守信换来的却是汉军的毁约和反扑。这背后反映了项羽在政治上的目光短浅和军事战略上的不够成熟。但这却是项羽性格和心理的必然。
其三，义重情深。西楚地区与齐鲁之地在地缘上较为接近，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形成了西楚人义重情深的性格特点。项羽的情深义重主要体现在对待爱姬虞姬、乌江亭长等人方面。
其四，乡土情结。楚人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西楚文化中的乡土观念主要在两个方面深深地影响了项羽。一方面，军队及重要将领构成主要来自楚地。其最初的“江东子弟八千”是随项梁在吴地起义时所“得精兵八千人”，后彭城因距老家下相及根据地下邳一带较近而被项梁确定为楚国根据地，因此，项羽的军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一带 (38) 。其主要将领如龙且、季布、钟离眛、英布亦皆为楚人，虞姬也是楚人。楚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如此之强，其根本原因是楚军上下之间以地缘乡情作为维系的纽带。另一方面，他将都城选址定在楚地彭城，而放弃了有险可守、土肥地饶的关中地区，其浓重的乡土情结即为原因之一。但是，同样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楚人刘邦，却比他更有远见卓识和从谏如流的胸怀。
西楚文化兼具南方的细腻委婉和北方的粗犷豪放，继承了楚文化中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形成了西楚地区好勇尚武、重诺守信、义重情深和浓厚的乡土情结等特征，培育了项羽拔山盖世、力能扛鼎、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使之成为西楚文化的典型代表。(https://www.daowen.com)
三、 西楚文化的影响与传承
西楚文化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地原始居民的语言、习惯、风俗、观念等文化基本要素相融合，甚至互为内化而形成的一种第三文化，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圆融、不断蝶化、不断成长、不断新生的具体表现。这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力无疑给西楚文化赋予了更为深厚的底蕴，以致后世人文几乎避开政治经济等要素，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推崇下，给中国道德崇尚留下了千古话题，给人的品质是非树立了一个唯美的标准。
“成王败寇”一直是判定输赢的终极法则，大多数赢得一方就成了英雄，而有一句与它相悖的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作为失败者的项羽，徐州人对其更富此情。依据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项羽历朝历代享祭不断，歌颂不绝，可以说是精神上的胜利者。项羽勇猛顽强、身先士卒、仁而爱人、品性率直，是老百姓理想中的干部形象；项羽爱情专一、忠贞不贰，是老百姓心中的丈夫形象；项羽鸿沟划界，是老百姓眼睛中的诚实守信形象；项羽自刎乌江、羞见父老，是老百姓追求的君子形象。司马迁在《史记》中赞颂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39)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国难当头、渡江之际怀念楚霸王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40) 这是讽刺南宋统治阶级没有羞耻之心，是对项羽的最好的挽歌。而戏曲《霸王别姬》，可谓中国爱情悲剧之典范，千古流传，代代不绝，亦可见人民对项羽的道德品评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随着时代的进步、道德观念的进化，人们对历史是非的评价随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在发生变化，对项羽的评判也将代代相传下去，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西楚文化的历史影响与社会存在仍然具有文化活性。
在徐州，西楚文化的影响经久不衰。徐州老城区古名彭城，是西楚王朝的首都，今天的“彭城1号”街区所在地即是当年的西楚王宫片区。以后2000多年，由于徐州城址没有变迁，位于古城上位的楚霸王宫殿区一直是历代王侯、刺史、郡守、州府官员衙门的驻地。西楚故宫里的建筑规模，史籍没有记载。今戏马台景区展厅有《西楚故宫复原图》，是根据历史资料的想象图，尚无全面的考古学依据。
霸王厅位于西楚故宫后部，是项羽理政的政厅，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唐，直到北宋依然存在。《太平广记钞·再生部》中记述了唐代时项羽在霸王厅显灵，徐州刺史崔敏悫加以痛斥的离奇故事 (41) 。与霸王厅相关的史料记载，最早是出现在苏轼《答范纯甫诗》中：“重瞳遗迹已尘埃，唯有黄楼临泗水。”句下自注：“郡有厅事，俗谓之霸王厅，相传不可坐，仆拆之，以盖黄楼。” (42) 文天祥有诗《彭城行》：“连山四围合，吕梁贯其中。河南大都会，故有项王宫。” (43) 此际的项王宫即是霸王厅。明嘉靖本《徐州志·官署》中说，西楚故宫“自楚怀王、项羽都于此，霸王厅至宋尚存。苏轼守徐撤为黄楼” (44) 。清乾隆本《铜山县志》曰：“苏轼……撤为黄楼，厌水。自此以后，增设修置不一。至明天启四年（1624年），城没于水。崇祯二年（1629年），知州韩云复建州署。同知刘兆东亦于旧基建同知署。国朝知州事者皆仍韩旧，稍事修葺。” (45) 同治本《徐州府志·建置》有一幅州境《府署图》，图中重要的建筑物均有文字注明，府署最后有一高层楼房，赫然标明“霸王楼”，这是霸王楼首次出现在志书中 (46) 。民国《铜山县志·古迹》“西楚故宫”条下云：“今府治后有霸王楼，不知苏轼拆后，何年何人重建。楼前有道光间重修碑，今半圮。” (47) 霸王厅建筑三层，供祭有项羽和虞姬的牌位。
民国时期，西楚故宫遗址片区改为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当年的学生王振华老人回忆霸王楼一楼变成了女生宿舍，是青年休息聚会的地方。1936年9月，上海《良友》画报刊登了霸王楼照片，为赵澄拍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霸王楼尚在。其倒塌时间推测至迟是在1955—1956年间。霸王楼倒塌后，项羽虞姬的神位暂存于苏姑墓所在的房子里。
霸王楼不仅是一座在霸王厅原址修建的建筑，更是西楚文化的丰碑。《水浒传》因项羽而说徐州：“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48) 一座厅楼名留千古，是一张徐州文化的靓丽名片，也是对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项羽的崇敬和纪念。
在徐州，至今尚存项羽戏马台。戏马台位于城南户部山之上，地势高爽，而免于洪水灌城之祸害。从古至今，瞻仰祭拜游览参观者络绎不绝。公元前206年，项羽定都彭城（今徐州），在城南山上构筑高台，观赏士卒演马，后人称为“戏马台”。关于戏马台的战略地位，苏轼曾有这样一段宏论：“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垒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 (49) 可见作为军事家的项羽筑戏马台，并不限于悠闲取乐，更重要的是出于战略考虑。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奏捷，班师路经彭城，恰逢重阳佳节，便在戏马台大宴群僚，以壮军威。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拓跋焘举兵南下，曾立毡帐于戏马台上，运筹帷幄，虎视城中。历朝历代，文臣武将和诗人骚客纷至沓来，或登临高台扼腕痛惜，或触发思古之幽情，谢灵运、张籍、苏轼、陈师道、文天祥、萨都剌、袁枚、阎尔梅等都在此留下了传世之佳篇。其中，南宋末年文天祥被俘抱必死之心北上，在徐州登台而作《戏马台》最为悲壮：“九月初九日，客游戏马台。黄花弄朝露，古人化飞埃。今人哀后人，后人复今哀。世事那可及，泪落茱萸杯。” (50)
今之戏马台景区，以风云阁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院。阁前置巨鼎一尊，鼎腹铸“霸业雄风”四字，赞项羽之英雄气概。追胜轩外的天然大石，其形巧妙天成，似一将军仰天长啸，故被称为“啸天石”“人杰鬼雄石”。后院半周回廊壁上嵌满历代名人墨客题咏。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而对项羽，人们却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正是千古以来人们接踵凭吊戏马台的主要原因。戏马古台历经沧桑，因其文化蕴藏丰富而成为古城徐州第一名胜。
在徐州，还有项王路、美人巷等西楚文化遗迹。徐州大地许多地方也还修建过纪念项羽的霸王庙。他的豪气、侠义和坦荡，一直为后人所敬佩。正如李晚芳所云：“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恶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 (51)
在徐州，西楚文化不仅从精神层面深深地影响徐州人的性格特征，亦从情感层面深深地嵌入徐州人的灵魂。徐州地方有关西楚文化的题材十分丰富。脍炙人口的传说与故事有《霸王厅闹鬼》《霸王追韩信》《自古彭城一条街》《戏马台与马市街》《虞美人巷》《虞姬相亲》《虞姬行医》《虞姬桥》等 (52) 。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有楚歌、楚舞的神韵，地方戏、民间曲艺演义西楚题材更是长盛不衰。
推翻暴秦和楚汉相争，对于中国历史具有十分巨大、久远的影响，尽管西楚文化这种特定时期、特定地理单元的区域文化，随着全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名义上有些淡化，但它的精神和智慧仍然是中国人文思想的瑰宝。西楚故都是徐州城市史上的一个辉煌节点，也是历史遗留给今天徐州极其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图8-2 1988年徐州市政府重建的黄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