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事与三国文化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部置刺史一人。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刺史改称州牧。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依旧制再改州牧为刺史。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又改部分州部的刺史为州牧。至此，刺史（州牧）实际上已成一州军政之长吏，州郡县三级制随之逐渐形成。
图3-2 ［东汉］石辟邪（徐州博物馆藏）
东汉徐州刺史部辖东海、琅琊、彭城、广陵、下邳5个郡国 (59) 。刺史部初治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兴平元年（194年）由刘备迁至下邳（今睢宁县古邳镇），三国曹魏明帝时期（227—239）或稍后又迁至彭城。自此，“彭城”与“徐州”作为城市名称开始叠合，“彭城”始称“徐州城”。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元朝撤并彭城县，结束了彭城作为城邑名称的历史，徐州作为城市专名，才完全取代了彭城。
一、 四次徐州之战与徐州刺史部的变迁
从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曹操第一次东征起，直到建安五年（200年）刘备战败逃离徐州为止，曹操先后对徐州地区的四次用兵，统称之为“徐州之战”。曹操对徐州的争夺，是其势力向东南扩展的结果，为其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徐州刺史部因战乱多次变迁，最终落地彭城。
第一次徐州之战，发生在初平四年（193年）秋，曹操借口其父曹嵩被徐州牧陶谦的部下杀害，遂进兵徐州。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曹操和陶谦积怨已久。早在初平四年（193年）春，袁术联合黑山军和南匈奴於夫罗部合击曹操，大战于匡亭（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而陶谦却趁着曹操主力不在，偷袭了曹操的后方，“取泰山华、费，略任城” (60) 。接着，曹操之父曹嵩来投，路上被陶谦部将所杀。关于这件事情，有两个说法：一说，这就是陶谦指使的；另一说，陶谦完全不知情，确实是被连累了。不论真相如何，曹操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出兵，明为报仇，实为扩展势力。当时曹操的西边是混乱的关中，北有袁绍，南有袁术，实力都过于强大，而东边的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 (61) 。因此，曹操要发展，只能先向东边扩展。开战后，曹军锐不可当，连下十余城，“破彭城傅阳” (62) 。陶谦退保州治郯县，向北海相孔融、青州刺史田楷等人发出求救。孔融邀请时为平原相的刘备同去救援，刘备遂率数千人马驰援徐州。陶谦表求朝廷封刘备为豫州刺史，驻屯小沛。而曹操也因徐州久攻不克，粮草供给无法解决，“以粮少引军还” (63) 。
兴平元年（194年）夏，曹操再征徐州，这次直接采取屠城的策略，“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64) ，“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65) ，本想以此震慑住徐州人，结果适得其反，曹操的暴行引起了手下谋士陈宫的不满，最终联合吕布，偷袭了曹操的大本营兖州。再加上徐州人经过这次屠城事件，“其子弟念父兄之耻”，更加团结一心，“人自为守，无降心” (66) 。所以曹操只能撤军，转攻吕布。不久，陶谦病死，临终前，对别驾糜竺等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67) 于是，徐州人迎刘备领州牧，将徐州刺史部由郯县迁治下邳。接着，吕布袭取下邳，俘获刘备家眷，刘备败走海西，无奈之下请降吕布。吕布自领徐州牧，许刘备以豫州牧的虚衔，遣屯小沛。
第三次徐州之战，发生在建安三年（198年）九月。此时刘备为吕布所败，孤身来投曹操。徐州不管是在陶谦时代还是后来的吕布时代，都与盘踞在淮南地区的袁术势力结为联盟。比如吕布偷袭徐州得手，就是发生在刘备和袁术开战期间。但在上一年（197年）九月，曹操刚刚大败袁术，斩其将桥蕤等4人，袁术逃往淮南，势力严重受挫，无力北顾。于是曹操趁此良机，三征徐州，再屠彭城，“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 (68) 。最后曹操水淹下邳，将吕布擒杀，初步控制了徐州。
在官渡之战前夕，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董承等人谋诛曹操事泄被杀，刘备也参与其中。于是他提前脱身，袭杀了曹操所置徐州刺史车胄，占据徐州反叛曹操，“留关羽守下邳，而身还小沛” (69) 。曹操认为：“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 (70) 也就是说，只有先消灭了刘备，才能解决后顾之忧，安心与袁绍决战。于是曹操第四次东征徐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刘备，刘备大败，与张飞失散后投奔袁绍。曹操围攻关羽于下邳，关羽被迫投降。战后，曹操委任董昭为徐州牧，迁治于彭城。
四次徐州之战，见证了曹操势力的崛起。从徐州之战前曹操只有兖州一地，到徐州之战后，可以跟北方最大的诸侯袁绍进行决战。不仅如此，东南淮泗一带实际上也渐控于曹氏之手。徐州之战的历史，贯穿的是曹操的崛起历史。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即位为魏王。同年十月，曹丕篡汉，是为魏文帝，刘氏汉室为曹魏所代。曹魏改下邳郡为下邳国，徐州刺史部仍治下邳，明帝时又将徐州治由下邳迁至彭城。后司马氏篡魏，晋因魏制，徐州还治下邳。此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徐州刺史部的治所虽在彭城与下邳之间多次互易，但多在彭城。
二、 《三国演义》与徐州的文化渊源
相对于三国史事而言，明清以来民众对三国历史的了解，更多则是来自元末明初作家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罗贯中以文学想象和特殊的修辞手法，描绘出了一幅恢宏的三国画卷。综观小说前半部，始终未曾走出徐州周围400千米的半径范围，曹操、陶谦、刘备，各方势力相继在这片土地上粉墨登场，其中一些回目中直接出现了徐州及其所属地的地名。所谓“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 (71) ，这说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及其巨大的影响力，已经让艺术的真实盖过了历史的真实，进而形成了一种方兴未艾的“三国文化”。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造就英雄的盛产期，产生了众多三国民间故事及民风习俗，尽管未必完全等同于史实，却是历史文化植根民间的直观体现。
如前节所述，“徐州”从一个大的州部名称，最终成为一座城市的专属名称，里面有着长期的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至少在东汉末期，徐州刺史部内并无一座以“徐州”命名的城池，这属于严肃而认真的历史学问题；但在“以文为史”的小说中，甚至当前所有三国题材的影视版本中，都引入了一个地理问题，即“徐州城”的概念。这里的“徐州城”似乎是一种文学语言，也不排除罗贯中的笔下失误。在《三国演义》原文中，确实出现了“徐州城”的概念，如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中写道：
是日玄德、张飞引一千人马杀入曹兵寨边。正行之间，寨内一声鼓响，马军步军，如潮似浪，拥将出来。当头一员大将，乃是于禁，勒马大叫：“何处狂徒？往那里去！”张飞见了，更不答话，直取于禁。两马相交，战到数合，玄德掣双股剑麾兵大进，于禁败走。张飞当前追杀，直到徐州城下。 (72)
这段应该就是后来版本所演绎的根据点。该“徐州城”应当是东汉时期徐州下辖的彭城，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只存在归德府下辖的徐州城，“彭城”一名也已并入了徐州城的称谓之中。虽然这只是《三国演义》中一个细小的历史误会，但是对于后世的文学界和史学界有重大影响。当然，罗贯中这样的笔误情况并非个例，同样给读者造成困惑的还有更为著名“荆州城”，都属于信史与史传文学两者间的矛盾性。
明清时期“小说”是文坛上的主角，固然大多不甚严谨，而历史小说有着与现实非常贴近的历史背景，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读者受众群体，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普通人甚至将话本、戏剧、小说当中的历史故事当作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加以流传。三国“徐州城”的出现，固然是一个失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通过《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徐州，无形中也为今天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英雄主义色彩和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知道了此“徐州”非彼“徐州”，仍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所津津乐道，且引以为豪。
此外发生在徐州的三国故事，比如陶谦三让徐州、曹操徐州屠城、下邳城曹操鏖兵、吕布辕门射戟、白门楼吕布殒命、关公屯土山、张飞大意失徐州等，亦真亦假，虚实参半，不仅在民间流传甚广，甚至令很多人耳熟能详，人们可以从中学习历史，并吸取历史事件的教训，给人生以启迪。如武圣关羽的“忠义”文化、神医华佗悬壶济世的故事，祠祀之风，绵绵不绝，在徐州地域乃至全国都影响深远，成为三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细致严谨的研究学风，与史传文学的合理虚构，两条大道并行不悖，都为中华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两汉时期是儒、道两家发展丰富自己，并确立自己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重要时期。徐州地区这一时期的儒学发展不仅在时间上和成就上领先于全国，在为中央王朝确立治国思想、对待诸多学术流派的态度问题上也产生重要影响。魏晋玄学的兴起是儒、道两家的融合与“衣冠南渡、徐风过江”共同作用的结果。徐州地区的汉代文化是对河洛、齐鲁、三秦、三晋文化和吴越、荆楚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并由地域文化实现了共融升级的代际传承，从而逐渐融入了国家、民族文化中，化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页。
(2) 司马迁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页。
(3) 司马迁撰：《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8页。
(4) 刘辉：《秦始皇“泗水捞鼎”略说》，《光明日报》2013年4月11日，第12版。
(5)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五《泗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1页。
(6) 刘辉编：《汉画新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110—111页。
(7) 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8页。
(8)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河南道十五·徐州》，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史部二二七·地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131页。
(9)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0页。
(10) 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6页。
(11)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页。
(12) 王子今：《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湖湘论坛》2010年5期，第72页。
(13) 史念海：《娄敬和汉朝的建都》，《史念海全集》第4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14) 王子今：《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湖湘论坛》2010年5期，第75页。
(15)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1页。
(16) 司马迁撰：《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13页。
(17) 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8、369、370、371页。
(18)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4页。
(19) 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0页。
(20) 李银德《汉代楚国（彭城国）都城彭城考》，中国古都学会、徐州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17辑，三秦出版社2001版，第71页。
(21)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7页。
(22)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6页。
(23)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6页。
(2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3页。
(25)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25页。
(2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4。
(2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5页。(https://www.daowen.com)
(28) 刘继德：《湖南刘氏源流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版，第111页。
(29) 参阅虞友谦、汤其领主编《江苏通史·秦汉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
(30)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三《姜肱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9页。
(31) 第二代楚夷王名称《史记》《汉书》记载不一，即使同一史书也前后不同，有时为刘郢，有时为刘郢客，因此本史称之为刘郢（客）。
(3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2、1922、1923页。
(33)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21页。
(34) 参阅王健《两汉徐州经学探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30页。
(35)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21—3122页。
(3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1、1922页。
(37) 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45页。
(3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0页。
(39) 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三《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01页。
(4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二《龚胜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80、3084、3085页。
(4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5页。
(4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02页。
(4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1页。
(4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8页。
(4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8页。
(4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
(47) 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见蔡靖泉《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4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5页。
(49)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0)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四枚乘《七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9页。
(51) 按：陆贾籍贯，《史》《汉》皆做“楚人”，以体例言，应为西汉楚国人。自嘉靖《南畿志》后，一统志、江南通志、徐州地志皆入徐州人物传，兹从旧说。
(5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8—1750页。
(5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四三《郦陆朱刘叔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16页。
(5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6页。
(55)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7页。
(5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
(57)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58)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4页。
(59) 参阅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二一《郡国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58—3462页。
(60)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页。
(61)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八《魏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页。
(62)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三《陶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67页。
(63)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八《魏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页。
(64)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65)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八《魏书·陶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页。
(66)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0页。
(67)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3页。
(68)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
(69)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5页。
(70)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页。
(71) 章学诚：《丙辰札记》，转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143页。
(72) 罗贯中著，毛宗岗批评，齐烟校点：《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上），齐鲁书社2014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