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式教育
清末民国初期，西式教育之风遍吹徐海大地，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徐州新式教育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新式学堂、教材、教法的出现逐步取代了传统书院和私塾的教育模式，让更多人拥有接受新知识的机会。不仅如此，新式教育历经30余年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国学教育与科学教育、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等在内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促进了社会发展、思想解放、社会平等、文化繁荣。而在这一历史变革进程中，广大留学生、来徐的西方传教士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留日、留欧美归国学子，以赤诚爱国、回报乡梓之心投入徐州地区新式教育改革事业，业绩昭著，功不可没。
一、 推广新学
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实质内容表现在新旧之学的变迁更易上，新式学堂的创立则被视为教育近代化的标志成果。清代，徐州的教育主要是靠书院和各类私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谕令各省所有书院改称学堂，三十一年（1905年）又颁布了废科举、办学堂的维新政令。自此，徐州地区的云龙、凤鸣、歌风、昭义、东徐、峄阳、钟吾、正谊、澄瀛等多处书院陆续改称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徐州道桂嵩庆在云龙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近代意义的中学堂——徐州中学堂，拉开了现代教育的帷幕。三十二年（1906年），徐州道袁大化将徐州中学堂移至督学试院，而在云龙书院旧址上，邀集绅、富捐款扩建为铜山县官绅公立高等小学堂（云龙公学）。同年，沛县李昭轩创办了师范讲习所，铜山县饶圣裕建立了新式的树德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李厚基在徐州创办青年学社，招收学生三四百人，设中、小学两部，后来由张明新接办，改称私立尚志高等小学。随后，铜山县办起了乙种师范讲习所，睢宁县张含章建立了培养新学师资力量的潼北师范传习所，萧县办起了简易师范讲习所。这一时期，徐州和窑湾还相继办起了孤寒学堂。宣统二年（1910年），徐州教育界先驱人物杨懋卿陆续创办了5所新式的高等小学堂。截至辛亥革命（1911年）前，徐州仅新式小学堂就有23所。在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中，徐州近代女子教育事业也晨曦微露，宣统二年（1910年）韩志正和长女韩仲英创办的坤成女学堂，就是近代徐州的首所女子学校。
图13-3 ［民国］杨维周先生创办女学碑
改良私塾是建立新式学堂的重要内容。私塾是进行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文化机构，同时也是阻滞新学发展的顽固壁垒。对这些依附在旧学肌体上的私塾进行近代式的改良，则被视为推广新学的关键所在。杨世桢是铜山新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地方教育事业。宣统元年（1909年），杨世桢创办四维高级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又创办敬仪女子学堂，并自任堂长，后又任铜山县视学，兼任铜山县劝学所总董。铜山县城（今徐州市区）光复，杨世桢还被举为铜山县大彭市总董，筹办铜山县通俗教育图书馆。他与杨懋卿等人合力私塾改良活动，成绩显著。在他们建立的60余所初等小学堂中，就有很多是改良性质的私塾。铜山县劝学所所长梁中枢和教育局局长韩志正、邳县劝学所所长刘仁航、沛县视学李昭轩等人也都是私塾改良活动中的旗手，业绩斐然。在这之后，私人办学的热潮逐渐形成。例如，杨世恩创办了三育学堂，夏仲涛创办了志成学堂，陈贤书创办了崇实学堂，卓文宝创办了味新学堂，蒋少如创办了广才学堂，冯景文创办了启秀学堂，董问泉创办了训志学堂，段聿裁创办了台东学堂，芊坤生创办了启明学堂，张振霖创办了彭北学堂，余贡五创办了楚台学堂，刘霭堂创办了金镫学堂，王景尼创办了崇德学堂，吴继洪和吴继昌创办了吴氏小学。在这前后，美国传教士葛马可和陶美丽分别创办了培心书院和桃李女学堂，法国传教士艾赉沃创办了类思公学，美籍牧师卜德生在邳县创办了耶稣堂小学。津浦铁路通车后，铁道部在徐州津浦车站白云山下建立了扶轮学校，后改为部立徐州第一扶轮小学；陇海铁路通车后，又在陇海车站南增设部立徐州第二扶轮小学。贾汪煤矿矿警队创办了第一所企业自办小学，后来煤矿工会也办起了自己的小学。不久，两校合并成立私立铜山县华东煤矿职工子女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其间丰县还出现了私立蚕桑学校、艺徒学校、乙种商业学校和乙种农业学校，邳县亦办起了乙种商业学校。一时间，徐州出现了官府、私人、教会、铁道部和煤矿企业竞相办学的新局面。截至20世纪20年代，新式学堂已遍布徐州城乡。 (41)
相较苏南而言，徐州历来基础教育薄弱，教育事业明显滞后。在建立新式学堂的活动中，这些矢志于振兴徐州教育事业的新学驱动者们把主要心血倾注在徐州基础教育上，创建的新式学堂都是清一色的小学和中学，其中小学又占80%之多，这是新学在徐州推广中的显著特点。
二、 变革教育思想和内容
民国以来，随着大批留学欧美的人士把近代西方教育思想传播到徐州，人们对西方教育思想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徐州教育近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1921年6月16日至19日，在曾经留学美国、时任省立徐州第七师范学校校长刘平江的邀请下，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到徐州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的实用主义教育论宣扬的是民主主义教育，反对传统教育；提倡尊重学生个性和独立性，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种教育思想符合当时徐州传统教育变革的需要，对徐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思想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徐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杜威博士来徐演讲适逢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全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彼时的徐州正在推动一次全新的社会文化变革，因此，杜威的演讲可被视为徐州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徐州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目标由日本转向了欧美。与清末赴日留学生不同的是，民国时期赴欧美留学的人士在对徐州传统教育的改革中体现更多的则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深层次思考，而非简单地照搬西方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方面，兴办新式学堂的留学生们冲破了八股文、试帖诗等传统教育内容的束缚，注重传授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以韩志正和韩仲英创办的坤成女学堂为例，学堂除保留了传统的国文、女红课程外，还开设了体操、音乐、美术等新课程，并且音乐课上还有钢琴伴奏。后来在韩志正的倡导下，徐州很多中、小学陆续开设了军训课，出习兵操。1913年，刘平江在任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徐州）附属小学校长期间，在该校成立了童子军，为徐州各校之先 (42) 。1918年，铜山、邳县、沛县等地的小学也相继成立了童子军。杨懋卿还把日本的“五段教学法”推介给徐州中小学。这些清新而又充满活力的教育内容使当时的徐州社会耳目一新。
三、 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出现了波澜壮阔的平民教育运动。1924年3月25日，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来徐，宣讲他的平民教育思想 (43)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由此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高潮。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32年，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成立，徐州平民主义教育家赵光涛担任馆长。徐州民众教育馆除了积极进行农村识字扫盲活动外，还开展大规模的生计和卫生教育。他们向农民传授畜牧养殖、园艺种植等科学知识，引进美国菜种、法国葡萄等物种，指导农民作业。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也是徐州民众教育馆的重要任务。他们经常下乡巡回放映电影，组织演唱和体育活动。徐州民众教育馆的教育活动符合当时徐州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实际情况，深得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村教育呈现一片新的天地。
徐州民众教育馆在深入开展农村教育的同时，还积极发行教育刊物和组织教育学术演讲活动。它发行的《教育新路》就是探索徐州教育发展的文化刊物。1934年，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深入徐州农村调查后，写出了《我们的农村调查与施教方向》的报告 (44) 。同年，徐州民众教育馆邀请赴日考察教育归国的省立徐州中学校长严立构做了《最近日本之教育情形及社会状况》的演讲；同年11月，又邀请从欧美考察教育回国的董渭川做了学术演讲；此外，梁漱溟、田汉、俞庆棠等文化界名流也都曾到馆演讲。这些演讲与报告，对徐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徐州民众教育馆的活动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的加快，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徐州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平民教育的重要文化机构，紧扣抗日救国的时代旋律，在唤起徐州民众抗日爱国的激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徐州民众教育馆举办了“九·一八”国难展览会，展览内容罗列了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图片和史料。这次展览激发出徐州民众的爱国热情。此外，徐州民众教育馆还邀请许多进步人士来此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例如，音乐家冼星海曾来此教唱爱国歌曲；徐州籍著名画家李可染在此教授抗日宣传画；左联成员、早期共产党员李岫石也应约来此主编抗日文学杂志《火线》。徐州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四、 发展高等教育
近代以来，徐州基础教育发展缓慢，高等教育更无从谈起。1946年3月，随着江苏学院迁建徐州，高等教育事业从此拉开帷幕，在徐州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抗战期间，江苏、安徽沦陷区的青年学子们潮拥到大后方。为了收容他们并培养抗日力量，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第三战区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创办了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1943年又改制为省立江苏学院。抗战胜利后，全国教育复员会议认为江南公私大学众多，而苏北高校绝少，江苏学院如果迁建徐州，不仅可使苏鲁豫皖四省毗邻地区的广大学子能就近入学，而且还有利于发展苏北的教育事业，平衡江苏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整体状况。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春，江苏学院迁往徐州，校址在徐州民主路，当时在校生达1000余人 (45)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解散为止，它都是徐州地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初到徐州，江苏学院综合利用日占时期的国民第一、第二小学旧有的教学建筑，并整合日本教职工宿舍2所，幼儿园、旧鸡蛋厂各1所用作教学使用。
江苏学院有文史、政法和理工三个学院，下设中外文学、历史、政治、法律、经济、数理、机械等八个学系，留学英国的戴克光担任院长。虽然与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相比，徐州的办学条件相对较差，且又处于战事前线，但是学院还是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如留学美国的李曼瑰和留学法国的王淑瑛先后担任了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他们都为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们的推动下，江苏学院的学术氛围浓厚，成立了许多学术团体，社会实践活动活跃，如机工学会除了组织理论学习以外，还带领学生分赴徐州陇海铁路大厂、汽车修理厂等6家工厂参观实习；法律学会不仅编印了《法声》刊物，还组织学生参观地方法院、检查所或旁听法庭审案。另外，在学院民主制度下成立的学生自治会也是颇富色彩的组织。它下设学艺、服务、风纪、总务、康乐5个部，每个部再设若干小组。学生自治会全面负责学生的学习、娱乐、卫生、体育、社会活动等事务。1946年，学生自治会学艺部组织学生排练曹禺的剧作《蜕变》，并在中山堂公演3天，观众达2300余人，社会反映良好。
虽然江苏学院在徐州只有短短的3年时间，却为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人才，其中不乏业绩卓著、远近闻名的人士，如戴园晨、宗震益、吴光祖、程龙翔等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还有不少学生经过民主斗争的磨炼，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如吴平受华东军区的派遣，在阚伟观、吴兆法等同学的帮助下，一举促成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为解放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
江苏学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徐州地区的最高学府，是徐州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一批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学院的筹建和发展者，是推动徐州教育近代化的有生力量，对徐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千百年来，徐州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实践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秦汉以来，民间私学及以楚元王刘交为代表的儒学传承活动，为徐州地区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文化底蕴。宋元以来，由于天灾人祸，徐州地区科举事业明显落后江南。然而，即便如此，徐州地区还是走出了三名文状元。至清末民国时期，徐州掀开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历史进程。这其中既有新学的推广，也有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既有西方教会学校的设立，也有高等教育在徐州的发端。作为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徐州的教育既是区域高地，也对周边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1) 司马迁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页。
(2) 司马迁撰：《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3页。
(3) 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1页。
(4)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04页。
(5)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19页。
(6)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三《吴书·严畯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7页。
(7) 魏收撰：《魏书》五九《萧宝夤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8页。
(8)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9)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刘胤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94页。
(10)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68页。
(11) 薛以伟：《徐州唐代进士考》，《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7期，第10—12页。
(12) 苏轼著，冯应榴注，黄任轲、朱怀春校：《苏轼诗集合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页。
(13) 脱脱等撰：《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0页。
(14) 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辽金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9页。
(15) 姜焯纂：清康熙《徐州志》卷一六《选举》，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本，第5页。
(16) 石杰主修，王峻主纂：清乾隆《徐州府志》卷八《陵墓》，清乾隆七年（1742年）刻本，第五十四页。
(17) 梅守德、任子龙修纂：明嘉靖《徐州志》卷八《陵墓》，明嘉靖刻本，第二十九页。
(18) 罗世学主修，符令仪主纂：明万历《沛志》卷一三上《艺文志》，见赵明奇主编《徐州古方志丛书》第八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018页。
(19) 姚继荣撰：《元明历史笔记论丛》，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20) 周腊生：《辽金元状元奇谈——辽金元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2000版，第161页。
(21)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5页。
(22)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一七《国用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5页。
(23)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一七《国用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3页。
(24) 宋骥修：明正统本《彭城志》卷一三《沛县》，正统三年（1438年）抄本，第17页。
(25) 余家谟主修，王嘉诜等主纂：民国《铜山县志》卷一六《学校考》，1919年刻本，第1页。
(26) 姚应龙纂修：明万历《徐州志》卷二《公署》，明万历刻本，第83页。
(27) 王梴：《彭东书院记》，何莘修，梅守德、任子龙纂：嘉靖《徐州志》卷六《学校》，明嘉靖刻本，第35页。
(28) 姜焯纂：康熙《徐州志》卷三四《艺文七》，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本，第35、36页。
(29) 李蟠：《书院义学记》，姜焯纂：清康熙《徐州志》卷三五《艺文八》，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本，第31页。
(30) 张弘运主修，田实发主纂：清乾隆《铜山县志》卷五《政绩》，乾隆十年（1745年）刻本，第56页。
(31) 石杰主修，王峻主纂：清乾隆《徐州府志》卷六《学校》，清乾隆七年（1742年）刻本，第32页。
(32) 李蟠：《书院义学记》，姜焯纂：清康熙《徐州志》卷三五《艺文》，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本，第32页。
(33) 盛世音：《加拿大人在中国——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区徐州府概况》，加拿大蒙特利尔教会1930年版，第18页。
(34) 丁观堂主修，陈燮主纂：清嘉庆《邳州志》卷七《学校》，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刻本，第37页。
(35) 丁泗吉：《彭城纪盛三十韵》，丁泗吉：《靖山集》下卷，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36) 蒋士桓：《丁靖山传》，丁泗吉：《靖山集》上卷，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卷首。
(37) 王元勋：《改葺云龙书院记》，崔志元修，左泉金纂：清道光《铜山县志》卷二〇《艺文》，清道光十年（1830年）刻本，第27页。
(38) 梁蒲贵、吴康寿修，朱延射、潘履祥纂：清光绪《宝山县志》卷一〇《文学》，清光绪八年（1882年）刻本，第13页。
(39) 崔志元修，左泉金纂：清道光《铜山县志》卷一二《名宦》，清道光十年（1830年）刻本，第22页。
(40) 桂中行：《徐州诗徵》序，桂中行辑，张伯英甄选，徐东侨编次，薛以伟点校：《徐州诗徵》，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1页。
(41) 王大勤：《清末民初徐州出现的新型学校》，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38辑，政协徐州文史委2019年版，第95—96页。
(42) 参见徐州市教育局教育志编写办主编《徐州市教育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43) 陶行知：《人生天地间》，丁毅、范英梅编著：《新古体诗三百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44) 参见曹良质《赵光涛的教育思想及社会实践》，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16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96年版，第76页。
(45) 参见华祝彭《由江都迁徐州，再还闵行》，《江苏学院四十年》1980年印，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