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书画名家

第六节 书画名家

徐州是“中国书法之乡”,“彭城书派”亦源远流长。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唐代李嗣真的《后书品》、明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都是对历代书法家进行品评的重要著作,有多位祖籍徐州的书法家被列入品级。著名书法家张伯英的祖父张达在《论书绝句》其十中云:“彭城书派启唐欧,仲宝惜无只字留。因忆茂谦同此体,儿曹讵可薄毡裘。”自注:“袁海观观察宰吾邑,儿子从仁游其门,以《醴泉铭》为赠,谓率更(唐欧阳询曾任太子率更令)其乡先辈,书体独创,前所未有。予曰:‘此彭城书派。’海观愕然,因拣《述书赋》同阅之,而慨仲宝无传书也。《赋》又谓到图示如猛夫格兽,亦无传书。英孙习北碑,时人以为怪,予谓‘彭城书派’自是如此。” (42) 可见“彭城书派”法宗北碑。在南北朝时,有祖居彭城的南朝刘宋皇室,还有北朝齐的彭城人;“彭城书派启唐欧”,“唐欧”系指唐代欧阳询。《述书赋》中明确注出唐初欧阳询“书出于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影响百代的欧楷源出“彭城书派”。“因忆茂谦同北体”,茂谦即到图示(433—490),字茂谦,彭城武原(今邳州)人,南朝宋齐间书法家 (43) 。此外,徐州籍画家亦代不乏人。在书画史上影响较大,足以彪炳史册。

刘珉(约535—约573),彭城丛亭里人,北齐三公郎中,书法家,善草隶。他的书法在当时独树一帜,一改北齐书法萧条的局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开始学书法时即取法刘珉。

在宋代,徐州人陈师道不仅是著名诗人,还是一位书画评论家,其《后山谈丛》记载不少书画遗闻或书画理论,展现了宋代的艺术风貌和艺术思想。

明清时期,著名明遗民万寿祺、阎尔梅,状元李蟠,名士孙运锦,在书画艺术上都有很高造诣。深受“扬州八怪”影响的“龙城画派”声名鹊起,张太平、吴作樟、刘本铭等在画坛颇受关注。

万寿祺,不仅是反清志士、文学家,还是著名的书画家,工翰墨,精于六书。其书法直接受业于书法名家陈陛,并远师王羲之,近取颜真卿、米芾,又博取历代名家,融会贯通,自成风格。他擅长隶书,尤精行楷。万寿祺的绘画,山水、人物、花卉并工,多作水墨,间施淡色,运笔高古,颇得力于书法。其山水画以倪瓒为宗,不喜作崇山峻岭,往往以简淡之笔,写幽秀之景,逸气充盈,奇趣横生。绘画代表作有《秋江别思图》《松石图》《山水图》等。万寿祺的篆刻,造诣极深。他癖嗜印章,收藏鼎彝图籍甚富,主张刻印宜研究钟鼎文字,著有《印说》,并辑有《沙门慧寿印谱》一册。

图示

图12-7 [民国]张伯英行书轴(李银德主编《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

清末民初,徐州书画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了以张伯英为代表的“彭城书派”和书画家群体。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徐州一批书画爱好者相约成立的铜山书画研究会,标志着“彭城画派”初具雏形。

清末至民国时期,徐州籍书画家李兰、张伯英在国内影响较大。李兰(1862—1921)是清末民初著名画家,他的山水画师法“四王”,被国内美术界誉为“江北第一人”。张伯英是民国时期蜚声大江南北的书法大家。其书法初学颜楷,遍临魏碑,碑帖兼容,遂自成风格,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他极擅书写碑志,数百字大楷不用画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张伯英曾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四大家”。至今,北京大栅栏、琉璃厂等地的一些店面仍保留有他的题匾。张伯英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碑帖鉴定家,自谓“平生无他技,唯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 (44) ,曾仿《四库提要》体例,著《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种,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为我国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此外,他还有《阅帖杂咏》等书学著作传世。

民国初年,处于交通枢纽的徐州很容易得风气之先。一大批热爱书画的徐州青年纷纷走出家乡,前往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求学。王子云、刘开渠、朱德群等人甚至远渡重洋,接受西方艺术的洗礼。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最早成立的一批新美术团体,如阿波罗学会、红叶画会、一八艺社、平津木刻研究会、中国雕刻师协会等,其中活跃着王子云、王青芳、冯亦吾、李可染、王肇民等一批徐州籍艺术青年的身影。他们及时地把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艺术理念引进徐州。1920年,欧亚艺术研究会成立于徐州,标志着生活在徐州地区的书画家群体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开始接受西方艺术。1924年,王继述、王子云、萧龙士、阎咏佰、王琴舫、王寿仁、张金石等发起创办的徐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艺术院校之一,为徐淮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书画人才,其中包括李畹、段拭、段天白等著名书画家。

“走出去,引进来”的结果,使得徐州籍的一批书画名家逐渐在国内美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民国时期的三次全国美展上,王子云、王青芳、张伯英、萧龙士、王继述、刘开渠、李可染、周鸿业、张金石等徐州籍书画家的作品屡屡入选参展,王子云、刘开渠还曾应邀担任全国美展的筹备委员和审查委员。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临摹敦煌壁画的300余幅作品,在1943年的第三届全国美展上专室展出,成为轰动陪都重庆的一大艺术盛事。刘开渠的雕塑作品《女像》获得第三届全国美展的雕塑类最高奖。李可染的《牧牛图》也在第三届全国美展上获得广泛好评,从此一举成名。除了在第三届全国美展上屡屡出现徐州籍书画家的作品外,王青芳、王肇民的木刻作品,在平津地区影响也很大。朱德群的绘画也已跻身于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等名流荟萃的现代艺术展览。

王子云(1897—1990),是徐州地区到外地正规美术院校求学的第一人。他的行为带动了家乡一大批热爱书画的青年,他本人也成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先驱之一。1935年,其作品《杭州之雨》入选法国巴黎出版的《现代美术家辞典》,是该辞典选录的唯一一位中国艺术家。抗战时期,他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艺术文物考察活动,开创了中国美术考古活动的先河。

王青芳(1901—1956),齐白石早期弟子之一,长于书画篆刻,尤擅版画(木刻),号称“万版楼主”,有《木刻近代人范》《题画诗选》等著作传世。

冯亦吾(1903—2000),在民国时期的北京书坛颇有影响。他的书法,以唐人法度为起点,上追秦汉,下开宋元,先承袭后创新,有《书法丛谈》《书法探求》《书谱解说》《安吴论书注释》《书法诗百首》等著作传世。其作品以行楷为主,刚柔并济,守法度而不拘泥于成规。

李可染、朱德群二人,将中国的传统笔墨与西方艺术互鉴、融合,形成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20世纪中国书画家群体中的翘楚。

李可染(1907—1989),自幼酷爱绘画,五六岁时常用碎碗片在地上画古典人物,13岁师从钱食芝学习山水画,16岁考入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1929年,李可染越级考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成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研究生。不久,他参加了鲁迅支持的进步青年美术团体——一八艺社,受到民主进步和爱国思想的影响。1931年秋,李可染在徐州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引起社会的关注。他先后在徐州私立美术艺专成立了徐州美专国画研究会和徐州黑白画会。受聘在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任展览股美术干事后,他先后在徐州筹办了“九·一八”国难展览会、援助东北难民书画展览会、航空救国展览会等一系列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7年底,李可染离开徐州,经西安赴武汉,先后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美术宣传活动。1941年,李可染重新恢复了对中国画的研究与创作,他提出:传承中国绘画传统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先后任教于重庆国立艺专、北平国立艺专。1947年,他拜齐白石为师,同年又师事山水画大家黄宾虹,进一步潜心于中国画的研究与创作。

图示

图12-8 李可染画作(徐州博物馆藏,李银德主编《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

朱德群(1920—2014)走的是和李可染异曲同工的一条路。他成功地运用西方绘画的技法和色彩,营造出了中国唐诗宋词的意境。另外,他巧妙地运用西方抽象画中光与影、明与暗、块与面,以及不同色彩的对比与组合,向西方世界传达了中国传统易经中阴阳和合的哲理。1997年,朱德群当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终身院士,是该院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院士,成为著名海外华人艺术家。

艺术是地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徐州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既承接了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又积极地以自身的独特文化影响着周边地区。徐州艺术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特点,总体上具有北方高亢、刚烈、粗犷、朴实的风格,又时常呈现南方委婉、抒情、细腻、优美的特征。徐州市井生活繁荣,各种艺术在此争奇斗艳,广泛传播,不仅丰富了每个时代人们的艺术生活,亦孕育了许多书画名家,培育了许多民间美术成果。徐州艺术既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又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形式,是我国丰富多彩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徐州独特的地域风格和美学特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审美艺术价值。

(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9页。

(2) 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第22—29页。

(3)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四·枚乘《七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7页。

(4)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序言,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页。

(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页。

(6) 司马迁撰:《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91页。

(7)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5页。

(8) 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7页。

(9) 徐州博物馆、沛县文化馆:《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考古学集刊》1982年第2集,第108页。

(10) 宋歌:《浅析汉画像石的构图风格》,《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第63页。

(11)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12)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序言,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页。(https://www.daowen.com)

(13) 沈延国、杨宽等:《吕氏春秋汇校》卷五《仲夏纪·古乐》,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23—124页。

(14) 刘歆撰,葛洪辑:《西京杂记》卷一,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三五册·子部三四一·小说家类,(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页。

(15) 傅毅:《舞赋》,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

(16) 魏徵等撰:《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6页。

(17) 辛弃疾著,王增斌、王丽解评:《辛弃疾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版,第33页。

(18) 段安节:《乐府杂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0页。

(19) 睢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睢宁县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页。

(20) 朱世平主编:《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21)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22) 董仲舒著,王心湛校勘:《春秋繁露集解》卷一六《求雨》,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140页。

(23) 朱世平主编:《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24) 陈晓棠主编:《江苏戏曲志·徐州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25) 陈晓棠主编:《江苏戏曲志·徐州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26) 于道钦主编:《江苏戏曲志·江苏梆子戏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7)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28) 朱世平主编:《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29) 李希贤修,潘遇莘等纂:清乾隆《沂州府志》卷四《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30) 朱炳坤:《浅谈徐州柳琴戏的发展历程》,《东京文学》2012年第4期,第136页。

(31) 郭芳:《徐州小戏“叮叮腔”起源考》,《乐府新声》2014年第4期,第20页。

(32)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750页。

(33) 于雅琳:《徐州琴书曲唱与民歌关系述略》,《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60页。

(34) 中国曲艺志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曲艺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95页。

(35) 王雪平、宋煜、吴云:《论睢宁大鼓的盛衰与传承》,《改革与开放》2013年第8期,第192页。

(36) 高伯华主编:《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邳州市资料汇编》第三卷,邳州市文化与体育局2009年印,第494页。

(37) 陈戍国:《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93页。

(38)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三《杂曲歌辞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5页。

(39) 高伯华主编:《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邳州市资料汇编》第三卷,邳州市文化与体育局2009年印,第498页。

(4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邳县文史资料》第5辑,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版,第127页。

(41) 朱世平主编:《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页。

(42) 桂中行辑,张伯英甄选,徐东侨编次,薛以伟点校:《徐州续诗徵》卷三,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64页。

(43) 张达:《论书绝句》,转引自政协江苏省铜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铜山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江苏省铜山县委员会1986年版,第139页。

(44) 桂中行辑,张伯英甄选,徐东侨编次,薛以伟点校:《徐州续诗徵》卷三,广陵书社2014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