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移风易俗
民国初年，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近代西方文化逐渐在徐州传播开来，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徐州传统的服饰、饮食、婚嫁、建筑等社会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着徐州近代化的发展进程。
一、 服饰文化的变革
辛亥革命以来，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下，徐州传统服饰观念寒冰渐融，变革也势在必行。徐州传统服饰的变革以20世纪20年代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西并存，新旧杂处。民国伊始，徐州革命先驱们从来华的西方人士的服饰中看到，近代西方国家在破除封建等级制度以后，焕发出了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自然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开放心态。这成为徐州传统服饰变革的重要导向。在移风易俗的时代潮流中，由于近代服饰制度尚未健全，加之传统习俗心态的根深蒂固，徐州民众的服饰一时出现了中西并存、新旧杂处的情况。当时徐州成年男性的服装主要是长袍马褂，基本上是对传统袍服的延续。不过，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士为追求时尚，也足蹬皮鞋，头戴礼帽，胸口挂表，佩戴墨镜，俨然一副西方绅士打扮。徐州成年女性服装主要是传统的上衣下裙，但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新潮女性，也开始烫发，佩戴钻石饰品。这种中西并存、新旧杂处的现象，反映出徐州民众在近代服饰的发展中，在中西文化激荡交融下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革的加剧，逐渐消弭。
第二阶段，中西合璧，异彩纷呈。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西服饰文化的交融贯通和对传统服饰习俗的深入变革，不仅西服等洋装逐渐得到徐州民众的认可，而且中西合璧式的中山装和旗袍也为徐州民众所接受。民国初年，徐州少数官绅富贾已开始在公开场合穿着西服了。1925年，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进驻徐州以后，市面上穿着西服的人渐渐增多。1927年，北伐军进驻徐州后，中西合璧式的中山装开始为民众接受，穿毛料中山装的人逐渐多起来。中山装基本上依据西方服装创制而成，吸纳了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对称凝重格调，体现出从传统到近代的过渡特征。20年代以后，徐州上层社会女性外出时，喜欢一袭西式装束。这个阶段，旗袍也在徐州流行开来。到30年代时，旗袍已成为徐州女性的常服。旗袍面料除一般绸缎外，青布旗袍更是深受女学生和家庭主妇的喜爱。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旗袍在徐州风行20余年，款式几经更迭，吸纳了西方服饰的长处，在袍身长短、衣襟开合、领头高低、开衩高矮、装饰繁简等方面进行了改良，日臻成熟。
徐州近代服饰的发展，还催生出一批新式服装企业。1920年前后，徐州首家大型服装公司在大同街成立， (19) 出售欧美布料、手表、饰品等中高档商品。另外，新大洋服店作为徐州最早的一家专营西服的商店， (20) 专制毛料西服，名噪一时。北伐军进驻徐州以后，新大洋服店又兼做毛料中山装。由于洋服生意好做，徐州又相继出现了亚美、亚东等洋服店，深受民众喜爱。
近代服饰的发展在徐州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服饰文化观念。传统服饰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朝代更替，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贯通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传统服饰文化的嬗变，成为徐州近代思想启蒙的先声。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是徐州近代服饰发展的主流思想，开启了民主服饰的新时代。
二、 饮食文化的发展
徐州是中国烹饪鼻祖——彭祖的故乡，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徐州传统饮食文化，包括丰富的食物做法、精湛的烹饪技艺和深邃的饮食礼仪，通过历代特定的“食道”“官道”“医道”与传统礼教的有机结合而充分展现出来，其影响在徐州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
晚清以来，随着基督教在徐州的广泛传播，大批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西餐由此舶来。民国初期，由于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贯通，徐州一跃成为交通枢纽和商业要埠，不少洋商买办穿梭于此。由他们所带过来的西方近代饮食风尚，迎合了当时人们慕新求异的心理，西餐逐渐融入徐州传统社会中，并传播开来。
民国时期，西餐在徐州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经营西餐饮食的小商铺，到兼营中西餐业的大饭店，再到专营西餐的西式餐厅。1919年，坝子街出现了西式面包铺，拉开了徐州经营西餐业的历史帷幕。 (21) 1928年，商人武郎轩在大同街开设了徐州首家生产西式饼干的万生园食品店。 (22) 享用西餐在当时是社会上层人士彰显身份的象征，再加上普通民众趋新慕异的心理所使，西餐渐为徐州民众所接受。到20世纪20年代，徐州出现了一些兼营中西餐业的大饭店，尤以花园饭店最负盛名。
1916年，徐州买办商人吴氏兄弟（吴继宏和吴继昌）创建了花园饭店。作为徐州买办行业的代理人，他们与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关系极为密切，经济实力雄厚。他们聘请欧美建筑技师，仿照上海西式别墅，出资2万银圆建造了这座西式洋楼。1919年，洋楼经过重新装饰改作旅馆，取名花园饭店，并雇用了一批南北名厨，经营中西餐点。花园饭店以精美娴熟的欧美烹饪技艺，赢得良好口碑，名扬淮海。除花园饭店以外，当时经营中西餐的饭店还有1931年梁任东在快哉亭开办的公园食堂。这些饭店的锐意经营，使徐州西餐业迅速发展起来。
1931年，徐州商人蒋诚道在大马路东端开设了一家专营西餐的餐厅，开徐州专营西餐之先河。 (23) 餐厅陈设仿欧式风格，分室设座，地毯铺垫，华灯高悬，洋仆迎门，充满了异国情调；专聘名厨，烹饪制作、进餐程序、菜单样式与上海西餐大店毫无差别。徐州沦陷以后，日军占据花园饭店，王竹轩、胡应文等人被迫将花园饭店的西餐部搬迁到新开辟的启明路（淮海东路）上，开设了新新西菜馆，专营西餐，继续发扬花园饭店高超绝伦的西餐制作技艺，进一步推动西餐在徐州的发展。
西餐业丰富了徐州人的饮食结构，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的嬗变。
首先，传统等级食仪观念日益改变。等级化规格向来是徐州传统食俗的重要内容，菜肴配备、席面规格、座席次序等必须与身份地位相适应，表现出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而蕴含在西方近代饮食文化中的平等民主思想，促进了传统饮食观念的变革。西式餐厅里，经常出现的拉椅请坐、先女后男的新习俗，让徐州民众耳目一新，逐渐接受。徐州传统饮食文化中，女性不食于馆肆以及男女不同席的观念，也在西餐业融入徐州饮食文化后悄然改变。新潮女性进西式餐厅就餐的现象在徐州不足为奇，而青年男女并肩入席、共用西餐的现象，在徐州也司空见惯。
其次，饮食卫生观念逐渐形成。西方近代饮食文化中的文明卫生观念，对徐州传统饮食习俗形成巨大冲击。民国以来，徐州新式人物对传统的合食习俗不断提出改造意见，主张仿效西餐礼仪，备公碗公箸，以取汤盛肴，吃饭时则用私碗私箸，对徐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在徐州教会学校，西餐分食制已基本普及。由于传统饮食观念在徐州社会中根深蒂固，合食聚餐又体现出古朴的亲情和友情，是中国伦理文化群体精神的体现，所以西餐体现出来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分食制，在徐州传统社会中步履维艰，以其取代传统合食至今仍未实现。但是，以公碗公箸、私碗私箸为标志的近代文明卫生的饮食观念，毕竟在徐州社会中传播开来，成为百余年来徐州传统饮食文化中的显著蜕变。
第三，改进传统食品的制作方法。民国以来，随着西餐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大量西餐食品、西餐原料和制作方法相继传入徐州，推动着人们对传统食品制作方法的改良精进，其中尤以改进糕点的传统制作方法最为突出。1928年，徐州万生园食品店开始按照西法生产月饼。他们在广告中称：“本号不惜工本，选买上等洋面，精制各式面包、饼干……今再改良，以西式饼之材料制造中秋月饼，不独适口，而且花样新奇，至于一切人物、花草，均用外国糖浆推凸，玲珑异常，食之既见爽心，观之更觉悦目。” (24)
从徐州西餐发展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于西方异质文化的吸纳，往往最先从其文化的物质层面开始。一旦这种异质文化的精髓渗入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中，它就会逐渐形成稳定的传承机制，绵延恒久。
三、 婚姻礼俗的变革
徐州传统婚制源于先秦时期的“三书六礼”制度。这一繁缛婚制反映出徐州民众格外重视传统婚姻中的门当户对观念，渴望通过婚姻关系实现门庭富贵、人丁兴旺。同时，传统婚制又与封建礼教盘根错节、交相呼应，尤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为重。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伦理纲常，往往对于所谓的贞女烈妇大加褒扬，贞节牌坊星罗棋布。据《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存录，清代徐州及八属县贞女烈妇人数逾万，在今辖域内者多达7958人。 (25) 处于封建婚制压迫下的女性，其地位之低、命运之惨，世所罕见。因此，近代以来，徐州传统婚制的变革，首先从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
清季以来，以韩志正为代表的徐州先驱人物，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权价值观中的男女平等思想，并在徐州积极推动女权运动，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1906年，韩志正“携长女仲英游学日本”，开徐州女性赴海外留学之先河。 (26) 1909年，韩志正和长女韩仲英创办了徐州历史上第一个女学堂——坤成女学堂。韩仲英延聘徐州新女性褚晓峰、徐秀贤、韩夏英等人担任各科教员，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https://www.daowen.com)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徐州女权运动得到长足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后，不仅徐州女子教育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徐州女性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地位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1927年，邳县知识女性徐林侠就任邳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并出任邳县妇女会会长。30年代以后，徐州一些知识女性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为了艺术事业而登台演出。当时徐州绿光剧社里的朱淑芹、杨漪、张桂兰等新女性为了追求平等自由，多次登台演出进步话剧。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条件，徐州许多新女性勇敢地走向社会谋求职业。当时徐州户部山户北巷凤凰楼附近的万昌饭店里就有女性服务员，开徐州餐饮业聘用女性职员之先河。 (27) 男女平等思想的积极传播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徐州女性获得了极大解放，一些女性不仅提高了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经济地位。女性地位的变化有力地冲击着徐州传统婚制，促其发生了重大变革。
民国初期，徐州传统婚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冲击下，发生着转型变革。
首先是自主婚恋的出现。随着新学的推广以及海外留学事业的发展，加之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男女平等的近代婚姻观念逐渐在徐州传播开来。这种观念使男女双方在决定自己婚配对象时，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幸福的考虑，而将传统婚制中的门第、财富等标准放在次要位置。在男女平等思想的冲击下，传统婚制中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开始发生动摇。当然，这种自主婚恋的形式在当时的徐州还仅限于新潮男女之间，而对于广大劳动民众而言，传统婚制中的父母决婚权，依然占据主要位置。
其次是婚礼程序的删繁就简。在西式婚礼观念的冲击下，删繁就简成为徐州传统婚制变革的重要内容。民国以来，徐州的婚礼程序已简化到了三个步骤：订婚、纳聘、完婚。当然，徐州地域辽阔，传统婚礼习俗的变化也极不平衡，下属八县的婚礼程序简化程度，不可与徐州城区同日而语。
西式的自主婚恋和传统婚制的删繁就简，是近代徐州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传统婚制所注重的血缘、宗族等伦理观念在人们心中逐渐淡化。自由恋爱、程序简化的西式婚礼逐渐为徐州民众接受，并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传统价值观。
民国以来，徐州教民是较早接受西式婚礼的群体。信教男女在教堂里由西方神父主持婚礼。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那士荣神父，就曾在丰县戴套楼教堂为信教男女主持过婚礼。当然，这种西式婚礼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对于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徐州民众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西式婚礼在徐州并非主流。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种剔除宗教色彩的“文明婚礼”在徐州悄然兴起。这种“文明婚礼”保留了西式婚礼中的若干程序，去除了神父主婚的环节，换为具有传统意味的邀集亲朋好友到公共场所，并由德高望重的长辈主持婚礼。在婚礼中，以鞠躬、致辞代替传统的磕头、鸣响。这种“文明婚礼”融和了自由、开放、文明的婚礼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婚礼的内容，广为时人所接纳。
由于近代徐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文明婚礼”对于广袤乡村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徐州下属八县的许多城镇里，由于传统婚俗的根深蒂固，“文明婚礼”中渗透进不少诸如祭祖等传统婚俗的内容，可谓土洋结合、新旧混杂。
四、 建筑文化的嬗变
以四合院为代表的徐州传统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结晶，它不仅反映出徐州建筑的科技水平、艺术成就，还蕴含着古朴深邃的宗教文化和哲学理念，折射出封建礼教的思想。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传播，在徐州传统建筑文化的一潭秋水中泛起阵阵涟漪，掀开了更易嬗变的历史帷幕。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和欧美洋商的纷至沓来，西方近代建筑文化逐渐传播开来，在与华夏传统建筑文化密切融合后，在徐州出现了一批中西合璧式的精湛建筑作品，堪称徐州建筑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这批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西方传教士修建的教堂及相关配属设施，二是买办商人大兴土木建造的宅第别墅。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宗教逐渐渗透到中国内地，许多传教士认为只有把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为传教铺就平坦大道。因此，中西合璧式的教堂建筑便应运而生了。清末时期，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传教团体在艾赉沃的领导下，在睢宁、邳州、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铜山等地建立多座教堂建筑群。这些建筑整体上呈现出两类风格。睢宁、邳州、铜山、丰县、沛县等地的教堂主要依循西方建筑，以哥特式和罗马式建筑风格为主，同时又吸收中式建筑文化于其中，形成中西合璧的宗教建筑。而在萧县的马井和砀山的侯家庄地区，由于该地区社会动荡不安，反洋教事件和土匪劫掠时常发生，因此，这里所建造的教堂兼具宗教活动与治安防御的双重功能。曾经有西方传教士经过砀山县侯家庄教堂，不无感慨地写道：“工程浩大的侯家庄教堂建筑群，四周高墙环绕，墙角处均建有塔楼，以防止教堂遭受任何外来攻击。从远处望去，整个教堂建筑群仿佛一座强大的防御堡垒。教堂的四周是平静的村庄，这些村庄一如千万中国村庄一样：绿色、朴实。这里的一切宛如中世纪的城堡移植在中华大地上。” (28)
1910年，天主教耶稣圣心大教堂竣工，它由礼拜堂、音乐楼、更衣室等建筑组成，呈现出西方罗马式的建筑艺术风格。但是，教堂的墙体则以当时徐州传统建筑中的青砖硬石砌筑而成，屋面仿照北京紫禁城的样式用黄琉璃瓦覆盖。整个教堂既有西方建筑的风格，又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华美色彩。
民国以来，随着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在徐州交会贯通，徐州复为交通枢纽和商埠重地，不少买办豪商往返其间，留下了一批中西合璧式的私人宅第。徐州富商李华甫对西方建筑文化有浓厚的兴趣，特地从青岛聘请建筑师，在户部山建起一座洋楼，民间称之为“李家大楼”。该建筑的正门使用的是欧洲拱券形式，券下设乳白色的圆形立柱，柱头雕花，完全是罗马式风格。大楼建有地下室，这是西式住宅的显著特点。楼内的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布局合理，显示出西方建筑文化的实用主义特点。大楼两侧的厢房则是青砖小瓦、飞檐斗拱，一色传统建筑式样。李家大楼堪称当时徐州中西合璧式建筑之典范。
图7-2 李华甫宅
如同全国，西方建筑文化对徐州的公共建筑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民国时期颇负盛名的徐州花园饭店，就是一处中西合璧式的公共建筑。当时花园饭店假山有序、花草掩映。主楼为西式风格，内有高档的中西餐厅，还置有壁炉暖气、西式卫生间和抽水马桶，是当时徐州最豪华的饭店。另外，1931年，铜山县县长佘念慈在大同街建成一座西式钟鼓楼。钟楼通体采用传统建筑中的青砖垒砌，四面五层，西式门窗，底宽顶窄，高达18.8米，为30年代徐州城内最高建筑。 (29) 1933年，钟楼上安置了西式重锤链条式齿轮时钟，罗马字钟面，指针长达1米，四面皆砌瓷砖，是当时徐州城内的一道靓丽风景。
民国时期，徐州的中西合璧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近代西方建筑理念对传统建筑文化观念的巨大冲击，促其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嬗变。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既是一场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思想变革，也是中西文化在徐州大地上的融合与创新。这种变革既是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结果，也是转型时代背景下徐州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