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

1945年12月，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3]

延安“一二·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周恩来同志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4]陆定一同志号召：“全解放区，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踊跃参加这个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5]重庆《新华日报》12月9日指出，今天的昆明学生，“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响应”。^[6]延安《解放日报》12月9日社论指出：“昆明的罢课是抗战胜利以后巨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遭受了比以前更残酷的镇压，他在今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仍然会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党中央、南方局的热切关怀和号召下，解放区延安、晋察冀、山东、晋绥边区等解放区首府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对昆明的同学与教授表示热烈的支援。“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7]

全国许多地方以捐款、致电慰问、罢课、开追悼会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运动。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捐款2万元，《新华日报》捐款5万元，《群众》周刊捐款3万元，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捐款10万元。成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各汇来慰劳金10万元，并表示“休戚相关，誓为后盾”。东北文化协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国农村》《现代妇女》《中华论坛》等都致电慰问。12月9日，重庆各界在沈钧儒、郭沫若、史良等主持下，举行了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学生大会，通过要求公审祸首、公葬烈士、赔偿损失、停止内战、保障人权等决议，当场募捐108.7万多元。会后公祭3天，致祭人数达万人以上，捐款150万元。

成都文化界、学生团体于12月9日召开全成都大中学生大会，追悼昆明死难烈士。会后举行示威。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等主持下，举行昆明死难烈士追悼会，参加的万余人，会后游行。(https://www.daowen.com)

西安、贵阳、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京、南昌、福州等地都有群众性的声援活动；广西桂林，贵州遵义，四川乐山、南充、江津、壁山等市县都以罢课、游行等方式表示声援。

党在云南的工作，经过几年努力，在原工作基础上，有了发展。一二·一惨案后，云南境内的路南、昭通、宣威、沾益、鹤庆、罗平、弥勒、泸西、建水、石屏、玉溪、元江、新平、安宁、华宁、大姚等县在当地党组织发动下，中小学师生都纷纷以募捐（共捐300多万元）、罢课等方式支援昆明学生运动。

昆明惨案的噩耗传到海外，侨胞也纷纷声援。马尼拉华侨致电罢联会，对“反内战运动及所提的十一项要求，均表同情，并决意支持。”

1945年12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国内评述指出：“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站在斗争第一线的虽然是学生，但支持和参加这个斗争的却包括着极广泛的阶层，这证明民主阵线逐渐扩大，除去代表大买办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的少数统治者外，自由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也转向到民主阵线来了。”

全国人民的支援，给予了昆明学生很大的鼓舞，运动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