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成立“产业工人工作组”加强工运工作的统一领导
1948年，中共昆明地下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为了贯彻党中央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方针，在“反美扶日”运动及“七一五”斗争之后，于同年10月，在陈盛年同志主持下，建立了“产业工人工作组”（以下简称“产工组”）。有王颂陶、唐嘉宾、朱枫等3人参加。当时，属于朱枫领导的有五十三兵工厂，中央机器厂及铁路系统，王颂陶领导的有云南纺纱厂，裕滇纱厂；唐嘉宾领导的有耀龙电力公司和石龙坝发电厂。市委决定将原来的“云南民主工人同盟”改名为“新民主主义工人同盟”（简称“工盟”），从此，就将过去处于分散多头领导的工运工作，统一了起来。
“产业工作组”的任务是：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指导下，积极扩大工运的阵地，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一方面与全国的解放战争相呼应，使蒋介石反动集团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迫使卢汉在强大的革命声势压力下，向人民方面靠拢。因此，“产业工作组”成立后，就在巩固原有阵地的基础上，将重点转向扩大新据点、建立新阵地方面。海口片以五十三厂为核心，将工作发展到水泥厂及造纸厂；耀龙以总公司为核心，将工作发展到一厂和二厂；在西郊还开展了大成厂和普坪村化工厂的工作。在这期间，特别突出的是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学校党组织派出部分党员、盟员、学生打入工厂做工人工作，在很多厂发展了“民青”成员。市委按归口统一领导的原则，将这些厂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产工组”。从1949年初到同年7、8月先后转来了裕滇、自来水厂、造币厂、小钢厂、云茂纱厂、印刷厂、纸烟厂的关系。使“产工组”领导的厂矿企业扩大到近30个左右，大大加快了工运的步伐，壮大了工运的力量。
其次，在扩大革命声势方面，随着蒋管区经济危机的加剧，金圆券不断贬值，工人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产工组”在市委的领导下，因势利导，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先后在各厂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浪潮。1948年秋冬在纱厂和耀龙公司爆发了要求厂方按实物折发工资的斗争。1949年春，耀龙又开展了以半开发放工资的斗争。这些单位斗争胜利消息，立即在其他厂传播开来，接着大成又爆发了按米价折发工资的斗争，并通过报社向社会发出了呼吁书，从而促进西郊片工厂的斗争。紧接着海口片以五十三厂为中心，北郊以中央机器厂为中心，都开展了斗争。之后，城区片的纱厂、耀龙公司等又开展了争取改善劳保福利的斗争。1949年上半年，这样的斗争几乎连续不断。耀龙二厂（玉皇阁发电厂）、五十三厂、大成等单位还举行了罢工，耀龙公司将一个因贫病交困而自杀的工人的追悼会，变成了诉苦大会，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包围了副经理办公室，迫使副经理当场同意了工人的要求。这段时期的经济斗争，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要求按实物折发工资或以半开发工资，实际上抵制了金圆券的使用和发行，从而加速了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崩溃。其次，在经济斗争的同时，政治上普遍开展了建立工会的斗争，在一些黄色工会把持的工厂，通过改造，把党、盟员和积极分子选为委员，控制了工会的干事会，使其变成工人自己的工会（如纱厂）。当时，群众将这种工会称为“白皮红心”的工会，在没有黄色工会的工厂，普遍都建立了不同名称的群众组织，如“职工联谊会”“职工福利会”“工友会”“互救会”等等类似工会组织（如五十三厂、耀龙、大成、小钢厂）；第三种如铁路上的小石坝，由于黄色工会在斗争中和工人处于对立的地位，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砸烂了黄色工会的招牌，另行筹组自己的工会（但在筹组过程中发生了“九九”整肃，未正式建成）。通过这段时期的斗争，各个厂已在无形中联结成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的团结战斗的整体，为昆明地区工人组织的大联合，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解放军渡江解放华东、华中后，根据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部署，继续向华南和西南挺进。蒋介石将其剩余的100多万军队集中于广东、广西、四川一带作垂死的挣扎，同时加紧策划把蒋管区的重要工厂企业的设备准备搬迁台湾。在昆的兵工厂也列为搬迁单位。在此形势下，一些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也想乘机转移资财，携款逃走。迫使昆明的工人，团结起来开展保厂护产的政治斗争。
8月上旬，五十三兵工厂厂长周继健根据国民党国防兵工署的密电，制定了一套将兵工厂搬迁台湾的计划：光学厂全部设备迁往台湾高雄；机枪厂除将枪管打眼机等40多台机器迁走外，其余设备加以破坏；在人员方面，除挑选部分高级技工和中高级职员随着搬迁外，其余人员一律遣散。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厂人心惶惶。陈盛年同志指示：必须拖住这条腿不放，除在厂内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反搬迁斗争外，还必须动员社会舆论，揭露搬迁阴谋。朱枫到厂里作了具体部署，工人就立即行动起来，除派代表向厂方提出质询，并表示了反对搬迁的决心。该厂地下党总支接着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谁敢搬走一台机器，就和他拼命”的战斗口号，并在群众中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反对搬迁而斗争；在必要时拆卸机器零件分散隐蔽；或破坏设备外运的公路和桥梁等，于是反搬迁的斗争，很快成为全厂工人的一致行动。五十三厂工人的斗争，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配合，马伯周等参议员在省参议会提出了反对将五十三兵工厂搬迁台湾的议案；《正义报》随即登载了五十三厂奉命搬迁台湾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省参议会议案的具体内容。这就使反动派慌了手脚，不得不在报上登启事，否认“奉命迁台”的问题。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工人代表为主，厂方代表参加的“厂务决策委员会”。
在五十三厂进行反搬迁的同时，小钢厂也开展了保厂护产的斗争。厂方为了转移资财，卷款逃走，就利用一部分职工，组织了一个“人民福利会”，打着为职工谋福利的幌子，将我们所组织的“职工福利会”说成是假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而他们的“人民福利会”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后来经过深入的调查，才知道这个组织的一些成员与厂方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正在酝酿要求厂方发放给工人一笔相当数量的遣散费，然后大家散伙。而厂方也想利用这个组织，达到遣散工人，关厂停业的目的。唐嘉宾根据陈盛年同志在“产工组”会议上的指示，通过胡国宪在该厂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在群众中揭发厂方利用这个组织，企图遣散工人，关厂停业的阴谋；一方面由“职工福利会”出面，向厂方交涉，要求正式成立工会组织，今后厂里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工会才能实行。厂方看到他们的阴谋被揭露，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这就结束了历来由厂方独断专行的历史。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到工会只起监督作用而实权仍掌握在厂方手里，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又提出要求成立以工人代表为主，有厂方代表及技职人员代表参加的“厂务管理委员会”，作为厂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要求，遭到厂方的抵制。工会就派出专人，查封了城市办事处的仓库，并将厂里的设备、仓库等都看管起来。厂方在处于绝望的情况下，又只好同意了工人的要求。通过这些斗争，终于将这个厂的资财设备全部保存了下来。
在五十三厂、钢厂开展保厂护产斗争的同时，纱厂也开展了反对出卖布机的斗争。当时，厂方为了将固定资产转为流动资金，以便逃跑，借口机器陈旧，效率低，准备把40台织布机卖给大华织布厂。王颂陶反映了这个情况后，陈盛年同志指出：这是想转移资财的借口，必须坚决抵制。在王颂陶的部署下，工会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出卖机器违背工人切身利益的道理，并将此事编成歌词，进行公开演唱，发动全厂职工一致反对出卖布机的做法。在全厂职工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迫使厂方不敢擅自行动。这次斗争，深深教育了广大职工，应该组织起来参加管理工厂，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工人们积极筹组“厂务管理委员会”，拟定了“厂管会”的章程，发交全厂职工讨论。后来，根据大家的意见，组成了“厂务决策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要求原厂长金龙章等向委员会报告全厂的资产，财务情况。“厂务决策委员会”成立后，说明纱厂的实权已掌握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对保厂护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