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普地委成立后的曲折。

1949年7月思普地委成立后，地委特别是我，对第二纵队进入思普前后过程以及思普本地历史及现状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一度片面地理解与贯彻阶级路线，把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统战人士的合作与支持建立起来的武装与私人武装等同看待，从而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人和事产生不良影响。

在处理第二期干校问题中不区分地富本人与地富子女，不分汉族统治者与少数民族上层，在方法上又简单化，一律遣散回乡。甚至荒谬到包括对一个地区有广泛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比如召存信同志也被遣回家，后来才对他作了点工作。对已将武装交给了党的原在元江、石屏、新平、峨山的统战人士，在干校学习后即不做他们的工作也不对他们给予恰当的安排，这使靠拢了共产党的人士产生疑虑。(https://www.daowen.com)

在农村发动群众建政中，只强调依靠贫雇农，未强调团结中农，不提区分富农与地主，不提开明士绅与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区别，以致群众起来后打击面过宽，孤立了自己。

这时正逢卢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所谓“九九整肃”，并同时发动军事上向我边纵重点进攻，对我思普根据地则采取以官位作诱饵，唆使当地反动分子发动暴乱，在从普洱、景谷、景东、镇沅到澜沧、西双版纳的广大地区的暴乱中，又利用了我们政策上失误为借口，动摇、欺骗、裹胁了一些中间阶级、阶层中的分子和一些中间人士参与暴乱，对我造成不利形势，使我受到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