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第二阶段
（从“六二九”求实中学反围攻斗争至“七一五”大逮捕）
“六二九”事件以后，各报于6月30日发表何绍周复唐锡畴等九参议员的信，诬蔑学生“成群啸聚，其用意在制造事件，破坏教育行政以致整个治安秩序，进行达其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民族之阴谋”，并谓“年前因过于尊重学生本身‘自由’，对潜伏各校之职业学生未依法处理，致贻祸患，前次大姚、弥勒、泸西、石屏、邱北各地股匪中，竟有原来潜伏昆明市的学生……前往鼓动参加，并担任重要职务”，最后，他表示对于所谓“足以造成祸患之奸匪职业学生”不“再予姑息”。7月1日，各报紧接着公布了卢汉的谈话，诬蔑革命学生的言行“不仅反政府，且俨然与社会为敌”。他与何绍周唱同一个腔调，说在武装斗争中受伤被俘的学生，“皆系闹学潮之主要激烈分子”。然后表示：“目下共党之职业学生及学校内甘心附恶之分子，既已肆无忌惮，政府惟有采断然之处置，彻底清查，严究主犯。”他还恐吓道：“对政府举措持异议的人”是“别有用心”。
警备部还借革命学生在愤激情况下发生的公审混入学校协同逮捕教师的特务事件大做文章，对革命学生大加挞伐之后，以“鼓励被审学生揭发”的名义，制造逮捕革命学生的根据。
7月1日，“反扶日反迫害联合会”组织1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宣传，警备部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宣传队，逮捕学生39人。天祥一同学还被铁锤击伤，伤势甚重。
事实表明，反动当局已决心硬干到底，实现它们在1947年11月未能实现的计划。
面对新的形势，省工委和昆明市工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下列措施：
一、将市区分散坚持斗争的学生集中到云大、南菁两校，并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以对付敌人的武装进攻。
这时郊区学生原已集中于云大师院两校；“六二九”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学联派人将求实中学坚持斗争的师生全部接到云大，考虑到市内坚持斗争的学校，可能像松坡、求实中学那样，被敌人各个击破，乃决定市区的学生也集中到云大师院，又因师院住房条件太差，不易防守，乃将住师院的同学迁入南菁中学。
二、巩固战斗队伍，在校内坚持斗争，暂停街头宣传，以免继续遭受损失。
三、通过统战人士，继续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声援支持。
四、做公开工作的干部仍继续率领群众进行战斗，做秘密工作但已暴露的干部，由省市工委安排，陆续撤走。
五、销毁秘密文件。
六、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革命节操，坚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
经过党组织的发动和各方面人士的努力，以滇云耆老秦光玉领衔的各界人士228人（其中包括在云南比较有影响的马伯安、严燮臣等人），不顾卢汉、何绍周的恫吓，上书卢汉、何绍周，要求“对业经被捕师生，从速释放。如查明确有实据者，请送司法机关办理，并速谋解决”。昆明大中学教职员171人发出“呼吁书”，对反动当局的做法，公开谴责。“呼吁书”中说：
十七日学生反美扶日游行，激于爱国热情，未可厚非。多年抗战，我滇人力物力之损失，蒙受轰炸之惨状，犹历历在目，即立法院孙公亦未以美国扶日为然也。
“呼吁书”历数军警包围学校，逮捕学生的主要事实之后说道：
夫被围被困，惨遭殴辱者，吾滇子弟也！谁无子女？能不痛心疾首？今不愿见教育危机之延续，及混乱状态之旷久，谨提供具体意见如左：
（一）停止事态之愈趋扩大严重，请军警当局停止逮捕殴打及包围学校行为，学生如有举动失当，亦可本爱护青年，造福国家之宗旨，予以疏导，俾便求安定而免受刺激。
（二）有犯罪嫌疑而证据确凿者，宜按法定手续传讯，不可以他种方式逮捕，引起恐怖以致酿成混乱，其已逮捕者应迅速解送法院审讯。
……
这两份呼吁书都以巨幅广告形式，于7月8日在《正义报》刊登，这对反动当局连篇累牍的造谣诬蔑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省参议员赵永年等也提出提案，对军警当局的做法有所谴责，对事件的处理，提出与上述“呼吁书”基本相同的建议。[10]
学联代表与护国元老白小松先生也经常保持联系，白先生为学生做了许多工作。
社会舆论同情学生，反动派在省参议会布置的支持警备部的提议，遭到否决。
卢汉、何绍周继续采取镇压和分化瓦解的两手政策对付学生。他们用特务宪警封锁云大、南菁，平时略有暴露的师生外出，就被逮捕，7月8日，天祥中学一教师由云大转回南菁，行至南菁门口，就被特务抓捕，学生闻讯，冲出学校门口高声呼喊，斥责特务，特务便向学生开枪，3人中弹，吴慧同志腹部中弹，伤势严重。同学们把她送到云大医院（位于现在云大卫生科旁宿舍）治疗，特务还多次到医院盘查纠缠。为伤者购买血浆的同学也在华山西路被逮捕。他们断水断电，封锁粮食蔬菜，云大、南菁购买粮食蔬菜的工友、学生先后有8人被捕；7月14日以前，被捕师生，知道名字的已达70多人。师院院长查良钊配合军警当局的措施，停发参加斗争的师院学生的伙食费，企图以此威逼师院学生离开南菁。他们宣布解散昆明学运的主力之一云大附中，他们威逼学生家长动员子女离开云大、南菁；他们设置食宿接待站，企图用供给回家路费作诱馆诱骗专县学生回家。他们在北门城楼上对准云大、南菁设置若干高音喇叭，每天从早晨至深夜不断进行诬蔑、干扰，还推出所谓“甫由欧洲漫游归来”的文化界的特务丁中江，以“自由人身份”对学生广播，企图瓦解学生斗志。总而言之，反动当局已使出浑身解数，既挥舞利剑，又摇橄榄枝，企图搞垮学生的革命斗争。
在这种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省市工委和学联党组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学联党组负责人杨知勇同志因为已经暴露，不能外出，就由从未暴露的岳竞先同志和史坚（史习如）同志与郑伯克同志联系。敌人断水造成困难，坚持在南菁的同学就把泥塘中的积水澄清使用；断电造成困难，大家就在月光下开晚会，在烛光下开会学习；敌人断粮造成困难，同学们就利用敌人封锁中的空隙用机智敏捷的行为予以解决。如集中在南菁的同学，利用军警交接班时的松懈，由“护航队”（即手持棍棒保护同学往来于云大南菁的纠察队），护送同学进入云大后门，再由云大西侧门到龙翔街买粮；集中于云大的昆女师同学，在该校教师中的地下党员帮助下，得到校长的支持，将保管室的钥匙拿到手，利用星期天教职工都不上班的时候，组织好马车，由大批同学用枕头套、口袋将该校保管室中的粮食全部搬进云大。同学们发扬互助精神，在经济上不分彼此，有钱出钱，无钱就不出；有的学生还拿出金戒指卖了买粮；师院学生由“护航队”护送回校与查良钊展开说理斗争之后，查良钊理屈词穷，只好如数发给伙食费；粮食不够，大家就吃洋芋掺饭，用咸菜下饭。党组织还组织同学们学习政治、开时事讨论会，组织各种文艺活动，还组织文化学习班，由大学同学给中学同学上课。两校中的生活，既充满战斗激情，又过得生动活泼。在坚守斗争时期，“民青”的组织还得到发展，如长城中学就在集中于云大这段时间发展了“民青”成员二十多人。敌人各种政治攻势得到的结果，可以用8个字概括：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反动政府看到昆明学生在他们的种种反动措施面前毫无所惧，仍然紧密团结，英勇顽强地坚持战斗，乃决心采取疯狂手段，武装进攻学校。白小松先生对何绍周进行规劝时，何即凶神恶煞地声称：“不惜发生流血惨案，决心干到底。”为了制造武装进攻的根据以欺骗社会舆论，他们制造谣言，使出人世间最卑劣的手段诬陷学生。云大、师院当局中的个别人，也屈从于军警当局的胁迫而为虎作伥，参与诬陷。师院当局以校警队队长名义诬陷学生抢走校警的枪支，图谋暴动。云大当局于7月5日以函代电，向省府报告，诬陷学生“将地下室所存硫酸大量运至会泽楼上，似作恶斗之用”。[11](https://www.daowen.com)
反动政府为达到武装进攻之目的，可谓紧锣密鼓，活动频繁。警备部先派稽查处长阮更生赴京请示，继而由何绍周本人亲赴南京。
7月9日，蒋介石发出总统府午佳二电：“即饬宪警进入云大等校逮捕奸党。”[12]
卢汉、何绍周秉承蒋介石意旨，积极进行武装进攻云大、南菁的准备工作。在他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之后，于7月13日由卢汉发表谈话，刊登于昆明各报。他们诬蔑学生“真有准备对抗政府，图谋暴动之意”，他发出最后通牒：“自于此次宣布之后……仍集居三校者，是希图反抗，甘心助恶，殆将自食其恶果。”卢汉的谈话还表露了武装进攻的决心，所谓“正本清源，在此一举”。
同日下午4时，教育部首席参事刘英士到昆。刘英士来昆，名为“疏导学潮”，实际是带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前来督战。
就在这段时间，多次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到云大、南菁偷看地形。
敌人武装进攻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朗。
省市工委领导同志已经意识到敌人武装进攻的可能性。从7月上旬，就开始疏散干部。刘英士来昆的消息发布后，省市工委领导同志认为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答应学生的某些要求，然后复课。一种是采取血腥手段镇压学生。党的方针是：通过斗争，争取第一种可能，防范第二种可能。要有对付敌人武装镇压的思想准备。卢汉的谈话于13日发布之后，省市工委领导同志认为第一种可能已不存在，因而要求两校加强防卫准备，同时要抓紧进行气节教育。
在云大、南菁坚持斗争的革命学生，并不因为形势的恶化和白色恐怖的威胁而动摇消沉，松懈斗志。最后坚持斗争的1000多名学生面对被捕坐牢的威胁，而一无所惧，乐观地、顽强地坚持战斗，表现了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闻一多先生逝世两周年前夕，也就是罢课斗争的第28个晚上，学联在会泽院一楼和南菁礼堂分别举行纪念晚会，悼念为人民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
昆明学生曾多次听过李、闻二烈士的讲演，受过他们的鼓舞，又亲眼看到他们倒在血泊中，当着被敌人长时期围困，敌人武装进攻的魔影在头上盘旋的时候，对他们的怀念更加深刻，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为强烈，从而增强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大家在会上愤怒地举臂高呼：“不把全部战友营救出狱，斗争决不停止。”
由于敌人封锁，集居南菁的学生不能到云大参加纪念会，便在南菁组织悼念活动。会上，有的表演揭露蒋介石反动卖国政策的活报剧；有的合唱高尔基写的《光荣的战士》，光未然写的《怒吼吧，黄河》等歌曲，有的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我们并不孤立》；有的朗诵闻一多先生的诗：《红烛》，用毁灭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来互相鼓舞斗志。晚会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结束。
警备总部得到蒋介石密电之后，即向宪兵十三团、市警察局和整编二十六师发出7530号训令，指定宪兵十三团围攻南菁，市警察局围攻云大。并随电颁发“围捕云南大学奸党分子计划”，“清查逮捕奸党分子名单”，“围捕要图”[13]。警察局和宪兵十三团随即作了周密布置。警察局长王巍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按1.5∶1的比例，出动1200余人进攻云大（当时他们掌握集结于云大的学生为800人）[14]。
7月15日凌晨4点多钟，何绍周担任总指挥，正式向云大、南菁武装进攻。敌人的部署是：整编二十六师封锁外围，宪兵十三团进攻南菁，警察进攻云大。正式投入进攻的宪警共2000多人。
攻入南菁的宪兵分成一线二线，第二线的宪兵全副武装，沿校内围墙包围一圈。第一线的数百个宪兵面戴劈剌面罩，手持栗木大棒和大铁钩，携带云梯、水龙等凶器，在凌晨5点左右，同时向学生集聚的三幢楼房发动进攻。敌人施放烟幕弹，把三幢楼房搞得烟雾弥漫，以致互相都看不清楚。守卫楼口窗口的同学非常英勇，他们不怕瓦斯呛喉，烟雾迷眼，水龙喷身，不顾铁钩钩伤钩走的危险，用石块、石灰、柴棒还击敌人，女同学、小同学则高声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美扶日无罪，爱国有功”“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指挥进攻的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刘善述看到士兵进攻不积极，挥着手枪督促士兵进攻，被同学们用弹弓把他的一只眼睛打伤。一宪兵从房顶滚下，当场毙命。敌人从无法防守的礼堂后墙用云梯爬上礼堂屋顶，拆开瓦片椽子，从上面往下进攻，三层楼的志公堂才被敌人攻下；另外两幢楼房，也因石块打光，相继被敌人攻下。敌人疯狂地对同学们实行报复，多数同学遭到残酷毒打，连女同学、小同学也不能幸免，不少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受伤过重不得不送医院的同学，敌人对他们仍然百般刁难迫害。被捕的师生都被敌人捆绑，分别关押于东西两个食堂和教室。
进攻云大的警察也和宪兵一样，一个个头戴钢盔、手持棍棒，用水龙冲击守卫窗口的同学，用挠钩拆除楼梯口障碍。守卫会泽院二楼的同学非常英勇，就凭着一些石块阻挡敌人。担负总指挥的段奇同志，一直坚守在敌人重点进攻的二楼口。二楼楼梯很宽，他和其他一些同学，就凭着一些石块使敌人无法接近。经过一个多钟头的搏斗，石块打光了，二楼口的障碍物被敌人拆除，守卫二楼的同学，一部分撒到三楼，来不及撤退的，都遭到逮捕和毒打，有的至今还带着残疾。退守三楼的同学，从晒台边拆下一块条石，用电缆拴着来回砸击，将楼梯砸断拆除，才使敌人无法冲上三楼。
敌人把会泽院严密封锁，同时在宿舍、教室和实验室反复搜查，捕走不少同学。
从15日上午开始，敌人采用各种方式，向三楼进攻，三楼原是会泽院的平顶，“反美扶日”运动之前不久，才盖了九间平房，所以大部分面积仍然是平顶。敌人先用石块冲击，学生居高临下，投击石块只等于给学生输送武器；敌人用水龙冲击，学生赶紧用脸盆接水；敌人从至公堂方向开枪射击，子弹多半射在晒台边的石栏杆上，难于射中楼顶的守卫者；敌人从楼口施放烟幕弹，楼口狭窄，又只有一个唯一的出口，烟雾往楼上涌，守卫的同学很难坚持，有的同学就爬上房顶，砸开顶板，使烟从顶上冲走，而敌人却向房顶的同学射击，那个同学险些中弹；石头打完了，用大小便做武器……就这样，困守三楼的400多学生，依靠顽强的革命意志，依靠最简单最原始的武器，使拥有现代装备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无计可施，武装进攻的总指挥何绍周来到楼下视察，被同学认出，一弹弓打伤他的左手，伪警察局长王巍赶忙将一个消防警官戴的钢盔帽摘下来给何戴上，把他护送到二楼。
指挥宪警进攻的是一个省的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手上握着蒋介石亲手签署的批准武装进攻的密电，可以说，敌人是把一个省最集中的军政力量压到这几百名学生头上。学生只有两麻袋大米，没有柴火，没有水，又没法和外面党的组织和社会力量取得联系。情况相当严重，但大家并不气馁，大家具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多坚守一个钟头，就会赢得更多的社会同情，就给党组织的援救工作多创造一些条件。指挥部组织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守卫楼口和几处敌人容易爬上楼的地方，组织女同学和小同学在面向青云街和翠湖的晒台边呼喊救援，他们敲击脸盆，用土喇叭呼喊，呼喊声激荡整个昆明，凌空愤激的呼喊，牵动着学生家长及亲属的心，也牵动着春城人民的心。
400余人的粮食供应寄托在两麻袋大米上，又没有水，这个家是够难当的，但是女同学很有办法，她们把头晚下雨淤积的水收集起来，把几只汽油桶中的石灰水用蚊帐过滤之后使用，用桌凳做柴火，用脸盆做锅，终于做出喷香的大米饭，每人每天可以分到拳头大的一团饭。女同学叫负责守卫的男同学多吃一点，但他们都谢绝了。
敌人因学生的顽强坚守而吃惊，竟出动飞机侦察情况。对付一些学生，他们不仅动用了军、警、宪、特，连烟幕弹和空军都用上了，这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奇的一页。
省市工委通过各种关系动员学生家属、亲友及群众到云大周围看望呼叫。当时的青云街和翠湖东路，军警林立，交通断绝，围观的群众近千人，一些老年人痛哭呼号，处处充满群众愤怒的声音。
反动政府对这次武装进攻，曾经作过非常周密的计划，他们指望着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用一次迅疾的突然袭击就把云大、南菁全部攻下，然后由他们控制的报纸任意编造谣言，欺骗群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学生居然坚守会泽院三楼，用行动把他们的凶残面目公布于广大人民面前。
警察局长王巍（军统特务头目）因此得了“未能悉遵计划实施，以致迁延时日”的罪名，经省府委员会第1055次会议决议，给予“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学生运动与武装斗争不同，在当时情况下，只有下楼一条路，所可考虑的，只是争取在较有利于革命的情况下下楼，学联党组成员、学联负责人和群众一起，对斗争前途作了分析，认为前途有三种可能：一、军警退出云大，不逮捕任何同学。二、逮捕少数几个人。三、任随他们逮捕、殴打、上刑、屠杀。从当时情况看来，实现第一条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敌人已横下一条心，不顾社会舆论的干预，所以实际情况是争取第二条，避免第三条。
15号，坚守过去了，16号的白天，也坚守过去了，16号傍晚，卢汉来到会泽院两侧观察，被同学发现，学联党组成员和学联负责人经过简单商讨之后，即由杨知勇同志用土话筒与卢汉谈判。杨知勇提出三个条件：一、撤退军警；二、不逮捕学生；三、不殴打学生。卢汉的回答是：保证不殴打学生，只逮捕为首的几个学生。学联党组成员和学联负责人考虑到这样下楼，可以使400多名同学不至于像二楼被捕同学那样惨遭毒打，比较暴露的五六个人坐牢就可以使其他同学免于被捕坐牢，对革命还是有利，故决定下楼，许多同学不赞成这样做，他们高喊着“要坐牢就大家坐”，表现出一种非常珍贵的革命气概。学联负责同志作了说服，接受了卢汉的条件，撤去坚守的岗哨。
卢汉没有信守诺言，下楼之后，全部学生即被逮捕。
总计这次运动先后被捕的学生达1500人，仅云大一校，敌人的“囚犯”名单上有名字的就有9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