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地方实力派属于中间势力的范畴,“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3]

1941年夏,中共南方局派我来云南主持省工委的工作。我遵照中央指示,结合云南情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把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作为重点。

当时,踏上云南这块土地,就能察觉到国民党中央同地方的矛盾,如有中、中、交、农等中央系银行,还有富滇、兴文、劝业、矿业、益华等地方系银行;有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还有云南省经委会、省企业局所属企业。军事上有中央军五个军驻防,还有地方两个军和保安团;在昆明市街道巡逻的有中央宪兵第十三团,还有地方滇黔绥靖公署的宪兵队。党政方面,有国民党中央属党、团系统,还有地方政府系统。新闻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日报昆明版,还有地方云南日报等等。总之,从经济到政治、军事以至文化,各有其系统,互相钩心斗角。

地方政治、军事的头子龙云,身兼省政府主席、行营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等职。龙云上台时,曾得到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支持;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对云南虎视眈眈,步步加紧控制,其相互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龙云由亲蒋而逐步变为反蒋。

党中央重视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抗战初期,召开全国性高级军事会议时,党中央军事方面的负责同志,对龙云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武汉长江局曾派薛子政、周时英、张天虚等到滇军张冲所部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工作。以后,党又派张子斋等到该部工作。台儿庄战役后,张冲被提为新三军军长。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第六十军调回云南,张冲出任第二路军指挥官,设防滇南,党在其指挥部及一八四师继续隐蔽地开展工作。1942年,南方局派张文澄来昆明,由我直接联系,负责联系滇军中的党组织。张冲回到昆明后,党同他继续保持联系,通过他争取龙云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一八四师及六十军先后在海城、长春起义。

1941年,中央从延安派朱家璧回云南,在滇军中任职。他一方面在滇军上层将领中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与所在部队的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起,开展抗日宣传工作。(https://www.daowen.com)

《云南日报》为省政府机关报,抗战初期即有党的支部。1941年以来,先后在该报工作过的党员有张子斋、欧根、刘浩、马仲明、白麦浪、姚黎民等。云南日报社党组织归省工委直接领导,党通过该报以隐蔽方式宣传贯彻党的政策。

曾疏散到重庆的刘浩,1942年回到云南后,以新闻职业为掩护,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主要联系新闻、文化界一些党员,同时以进步面目同民主、进步人士交往。1943年春,经省工委同意,刘浩以地方新闻工作者身份去见龙云,向龙提出抗日反蒋的建议。刘浩还以记者名义访问过李根源、刘震寰,对他们做争取工作。1944年11月,南方局调刘回重庆。

1943年,南方局派华岗来云南,化名林少侯,以云大教授职业为掩护,代表党同龙云联系,争取龙抗日反蒋,对民主运动采取默许的态度。经华岗争取,取得龙云同意,派党员杨才在其滇黔绥靖公署交通大队里设秘密电台,同延安党中央及重庆南方局直接联系。经龙批准,在昆明青云街设《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发行航空版,以扩大党的影响。1944年9月,南方局董老指示,华岗由省工委书记直接联系,其工作,其他同志不得与闻。华岗在昆明还联系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以及在其中工作的极少数党员。1945年10月3日后,华岗撤离云南,其电台亦同时撤销。

抗战期间,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云南支部对龙云做过许多工作,龙云对民主同盟积极支持,其长子龙绳武及其部属高级军官刘达夫参加了民主同盟。缪云台亦曾支持过民主同盟云南支部。

1944年至1945年间,昆明几次规模较大的民主运动,如1944年10月在昆华女中的大会、1944年12月纪念护国讨袁大会及游行、1945年“五四”纪念等,都是在龙云默许下进行的。

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发动军事政变,逼迫龙云下台。继任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是卢汉。卢与龙同属彝族,既有亲属关系,卢在历史上又一直是龙的亲信部属。但卢与龙具体做法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