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民运动的支援

武装斗争的开展，离不开城市地下工作的配合与支援。以学生运动为主力的昆明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1945年一二·一运动后，全市44所大中学校，绝大多数的学生自治会都在党的秘密领导下（经过民青），秘密学联在学生中始终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在党的号召下，学校师生一批批地到农村去，到游击区去。1945年至1949年先后从昆明输送去农村和游击区的师生达两万人以上。他们到各族农民中生活，同战士一起跋山涉水，浴血战斗，锻炼成长。许多人磨炼成武装斗争中的骨干，好些青年师生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他们中有曾庆铨、吴富恒（联大）、蒋永尊、蒋仲明（云大）、施佩英、谢海量（云大附中）、廖新伦、陈海（建民中学）等。

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南学生运动恨之入骨。1948年6月，昆明掀起“反美扶日”运动，声讨国民党政府的卖国罪行。7月初，何绍周（昆明警备司令）在营以上军官和特务参加的会上布置，要千方百计地从“学潮”中破获中国共产党在云南的首脑机关。7月16日晚，何绍周在昆明大中学校和报社记者座谈会上说，在进剿圭、西山地区中，发现游击队里有不少昆明去的学生，因此要在镇压“学潮”中，找到共产党的首脑。当时1000多革命师生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大都坚持革命气节，党组织未遭到破坏，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https://www.daowen.com)

昆明工人从1947年到1949年下乡去参加游击队的有党员、工盟（党的外围组织）成员300多人。兵工厂工人120余人，他们在党员带领下，组成一个大队到滇中游击区参加战斗，并担负修理枪械的工作。电讯局党组织先后派出12位电讯工作人员到游击队架设电台，担负通讯联络工作。昆明去的工人大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兵工厂工人在战争中牺牲的有30多人。地下印刷所的董士荣1948年在陆良被俘，坚贞不屈，慷慨就义。

昆明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以各种方式支援武装斗争。中央航空公司、电讯局、第四运输处职工输送了几部电台到游击区；大成实业公司职工秘密地生产炸药，供给游击队；马车工人、长途汽车公司工人不断地输送革命干部和进步青年到远郊区，经过农村中据点，转送到游击区；昆湖轮船职工输送过大批革命干部和青年到昆阳等县，再转道游击区；铁路职工在朱枫、陈敬思、魏赞章等组织下掩护过大批革命同志去滇东北、滇东南和滇南。铁路沿线都设有地下接送站。革命人员、武器和药品在铁路革命职工的掩护下，畅通无阻，敌特岗哨从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