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事件”后的几项主要工作

二、“九九事件”后的几项主要 工作

正当昆明地区的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昆明发生了“九九事件”。在此之前,市委即估计局势有逆转的可能,提出了以下应变措施:属于第一线有暴露可能的同志,必须立即转移,由二三线的同志顶替上来,作好组织调整;在领导方式上,将过去的组织形式,一律改为单线联系;对留下来的人员,认真进行形势及应付事变的教育。“产工组”成员王颂陶因已暴露立即进行转移,由许维亚、邹若惠两个同志接替王的工作。同时,在原来“产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产业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产工委”),正当我们进行部署,而下面还没有全面行动的时候,反革命“整肃”就开始了,“产工委”系统的五十三厂、云南纱厂、铁路、昆湖电厂、印刷厂等单位都有同志遭到逮捕,其中以五十三厂被捕的人数最多,先后被捕42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产工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将一些必须转移的同志,先找地方隐蔽起来,然后再按上级的安排转移到游击区。对小厂的组织,立即进行调整;对留下来的同志进行教育,防止混乱;对被捕人员则配合有关方面进行营救并做好家属的工作。被捕的同志在监狱中开展了斗争,利用放风等机会,进行串联,统一口径及对付敌人的策略。在敌人审讯中,有的同志虽受到严刑拷打,仍然坚贞不屈,保守着党的秘密,尽管敌人费尽了心机,却搞不到地下党的线索,敌人终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949年11月,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15日解放了贵阳。陈盛年在“产工委”会议上分析形势时指出:解放军向西南进军后,云南已处于大军压境的情况之下,加上边纵部队已打破了敌人的围剿,在滇南一带空前活跃,准备接应解放军进入云南,云南的解放已为期不远。卢汉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下,仍有可能走起义的道路,昆明有可能走北平式或绥远式的道路获得和平解放。但也要看到蒋介石为了要将云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正加紧向卢汉施加压力。特务头子毛人凤还派遣大批特务潜伏到云南,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因此,必须作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和平解放的实现;一方面还必须立足于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要立即作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实行武装保厂,防止可能出现的屠杀和破坏。

根据这个部署,工人运动即向武装斗争的方向发展。在一些驻国民党军或厂方设有厂警的工厂,党组织就积极进行争取瓦解或控制武装力量的工作。五十三厂趁厂方实施应变计划,成立“新村委员会”和“自卫大队”的时机,动员党、盟员参加“自卫大队”,并在其中建立起党、盟组织,将这只拥有十挺机枪百多支步枪的武装力量控制起来;钢厂将警卫队长罗维之发展为盟员,罗又在警卫队中发展盟组织,建立了盟小组,使这个警卫队为我们所控制;在纱厂和电工厂的警卫队中,原来就有盟组织的成员,这时,特别加强了对警卫队的工作;这两个警卫队也基本上为我们所控制;耀龙公司的石龙坝发电厂,通过各种渠道也控制了该厂的警卫队。在一些没有厂警的单位,有的是自己制造武器,如耀龙总公司,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秘密组成了一个专业队伍,经过反复试验,制造出30枚地雷和100枚手榴弹,又以维护工厂安全的名义,做了副经理的工作,由行政上出钱购买了枪支,掌握在党领导的工人手中;大成厂自己制造了炸药。有的准备夺取敌人的武装,如玉皇阁发电厂,他们在附近的警察七分局,布置了内线,掌握了七分局内部的活动情况及地形,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待机行动,后来因卢汉起义,七分局也随着起义。

除此之外,各厂都组织了力量,对主要的厂房设备、仓库等要害部位,进行着暗中守护和巡逻,以防敌人的破坏。在外部则按地区,将附近的厂联合起来组成联防区、联防片。约定一厂有事,各厂支援。如马街一线的几个厂以大成为中心,组成为马街联防区;城区以耀龙为中心将自来水厂、五金厂、造币厂、裕云机器厂等联合起来,组成为城区的联防区;柳坝的纱厂、玉皇阁发电厂、五十三厂办事处,组成为柳坝联防区;北郊以中央机器厂为中心组成北郊防区;海口以五十三厂为中心组成海口联防区;石龙坝发电厂因离五十三厂较远,他们就派人将附近农村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了农民协会,形成了工农联防片等等。

在武装保厂的同时,市委为了搞好解放后的接管工作,要求各单位对官僚资财作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各单位都组织了力量,对设备、仓库的物资、器材、人员情况做了系统的调查,填表上报。其中特别是对敌特人员的调查,很多厂都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这对于当时的保厂护产起了很好的作用,也为下一步的肃特镇反创造了条件。

11下旬,在市委的统一布置下,发动了一次全面的政治攻势。各厂将事先印制好的《约法八章》及刘、邓两将军的文告,于一夜之间送交到各厂主管及敌特人员的办公桌上,从而引起很大的震动。有的敌特分子在收到文告后即仓皇逃窜。自来水厂的反动厂长黄湛收到文告,耍了两面手法,一面向职工宣布,已收到文告,要大家好好工作,保护好全厂的财产,听候接管,一方面却又暗中准备逃往香港。后来,组织上派同志以特派员的身份找他谈话,吓得他向这个同志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愿按《约法八章》办事,争取主动赎罪。这一攻势进一步动摇和瓦解了各厂的上层人物,对当时的保厂护产起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