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荫蔽

日本投降以后，全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人民渴望和平，渴望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到来。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却磨刀霍霍，调兵遣将，准备发动一场反人民的内战。

1946年3月，我离开了在越南受降后调往东北内战前线的滇军，回到昆明。当时，震动全国的一二·一运动已以迫使国民党撤去屠杀昆明革命师生的罪魁祸首李宗黄、关麟征的职务而胜利结束。中共为争取中国革命的和平发展前途进行着艰难的斗争。可是蒋介石出自他发动内战的需要，在蒋管区强化独裁统治，继续疯狂镇压民主运动。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尖锐激烈，全面内战如箭在弦上。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公开抛弃和平民主的伪装，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后，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同时，国民党特务加紧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民主人士。霎时，乌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昆明。(https://www.daowen.com)

为保存革命力量，滇工委决定把一批比较暴露的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转移，隐蔽。李公朴罹难的第二天早晨，滇工委书记郑伯克派人通知我立即离开昆明。因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有我，我住处的巷道口也发现有特务盯梢的迹象，联大同学也通过刘峰转告我同样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遵照组织的招呼，我秘密地离开了昆明转移到滇西。

出发时，我化装成商人，摆脱特务的盯梢，带着华定周，秘密上路。途中夜宿客店，闭户不出。经三天行程到了滇西龙陵的黄草坝，再经勐帽到象达。在象达，我找到归侨党组织的范仲平同志。在滇军中做统战工作时，我在第一集团军特务团任团长，范是该团的军需。见面后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对在龙陵、腾冲地区发动反蒋武装斗争的可能条件交换了意见。这时，发觉有国民党特务跟踪的迹象，我不能在龙陵久留，只好继续往境外转移。于是，由华定周到龙陵找到与我有多年私交、当时在边境经商的杨固天，约定第二天在芒市的三棵树见面，乘坐他们找好的汽车，一起到境外去。我伫立边境桥头，久久不能平静。心里默默自语：祖国啊，我们被迫暂时离开您，但我们一定要回来为您战斗。不久，我们与归侨地下党取得联系。之后，张子斋、唐登岷、马仲明、高粱、王子近、李韵、周赞淑、罗莉英等同志也按省工委转移隐蔽的要求先后到达。

荫蔽境外，斗争并没有停止。我们转移到境外的这批同志认识多年，也曾有各种联系，但在国内组织关系各有所归。经滇工委同意，我们组成一个中共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张子斋任宣传委员，马仲明任组织委员，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在荫蔽中坚持党的活动。我们的口号是：在荫蔽中工作，在荫蔽中发展，在荫蔽中作回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在这个口号下，我们在荫蔽期间的实际工作是：一方面筹集经费，在侨党的匡沛兴、郑翔鹏等同志以及他们联系的统战人士的积极支持和赞助下，与侨党的同志合作，由杜正平出面登记，侨党派了李军、黄开昌参加工作，在《人民旬刊》的基础上办起了《人民报》，张子斋任总编辑，开展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根据云南实际情况，着重对发动武装斗争问题，进行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除尽可能筹集资金外，主要是设想在云南开展武装斗争的方案，研究了斗争策略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讨论创建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基本政治原则。为与国内党组织保持联系，我们先后两次派王子近回国向滇工委汇报了在境外的活动情况，滇工委均及时给予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