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滇西

1949年秋，我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向大西南逼近。此时蒋介石妄图凭借西南天险负隅顽抗，打算在重庆、贵阳失守后，把云南、西康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借越南、缅甸为通道，获得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伺机卷土重来。卢汉按蒋介石的部署，在昆明发动“九九整肃”。

蒋军副总参谋长萧毅肃亦到昆明指挥，调遣部队向边纵实行大规模“围剿”。形势骤变，能否粉碎敌军在云南负隅顽抗和阻止敌军外逃，是我们配合野战军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地下党和边纵面临的新的考验。

据当时得到的可靠情报，敌军“围剿”边纵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是：敌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三师3个团，向我曲靖、陆良、罗平一线进攻；保安第一旅3个团和保十六团，向我路南、弥勒、泸西进攻；敌第二十六军第一六一师3个团，向我砚山、广南地区进攻；敌第二十六军第九十三师3个团，向我石屏、建水、元江进攻；敌第八十九军3个团从黔西向我沾益、宣威一带进攻；敌第八军新三师、第四十二师和第一七〇师，集结于滇黔公路沿线和昆明附近作机动，并伺机进攻滇中和滇北根据地。国民党驱动云、贵全部兵力“围剿”边纵，旨在我野战军进入云南之前，吃掉边纵武装，为蒋介石退踞云南、云南省政府迁驻大理扫清障碍。

我们深知，蒋介石此时大动干戈，是一种垂死挣扎。我们面临的险恶形势是黎明前的黑暗。尽管这样，形势对我们仍然是严峻的。为粉碎敌人的“围剿”，配合野战军的正面进攻，边区党委和纵队部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师宗县石洞乡开会研究反“围剿”的部署。鉴于当时敌军进攻的重点在滇东与滇东南盘江两岸，我们除组织开广、弥泸、罗盘区的部队在原地抗敌外，应以主力一部跳出外线，西进滇西，调动敌军，减轻这一地区的压力。这个意见获得庄、李、黄同志的一致赞同，并集思广益，加以完善，确定以另一部主力南下滇桂边境，作好迎接野战军的准备。

这样，内线与外线、反“围剿”与迎接野战军相互结合，既有利于在滇东南与敌周旋，避免军事上的被动，为迎接野战军入滇作准备；也有利于控制滇西阻止敌军沿滇缅公路退守滇西外逃缅甸。于是，决定由我率主力一部西进；庄田率主力一部南下桂滇边。同时还决定，在西进过程中，从第六、第七、第九三个支队各抽调1个主力团，组建成纵队第二机动主力支队，由我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原计划西进部队到滇西北以后，从祥云、镇南（南华）直下，经景东到新平、元江一带集结。我们把这次决策称为“石洞分兵，西进南击”。(https://www.daowen.com)

9月下旬，纵队部于石洞分兵，庄田、林李明、张子斋等率第一支队第十五、第十六团南渡盘江到滇桂边境；我和一支队副司令员杨守笃率第十七团，穿越敌军封锁线到滇北寻甸，准备西进；郑伯克到滇中召集滇中、滇南、思普负责人会议，部署在反“围剿”中打通滇南与滇东南的通道。9月30日，我们到达寻甸款庄，与奉命赶来的第六支队会师。第二天，10月1日，我们在一起欢庆了新中国的诞生。在离首都北京万里之遥的敌后根据地，庆祝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这一伟大事件，广大指战员的欢欣鼓舞之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在款庄，按照纵队部的决定，抽调第六支队第五十六团和张白林同志参加西进。杨守笃任副司令员，张白林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决定不公开第二主力支队的番号，称为“西进部队”。两个团的番号第十七团改称第三团，第五十六团改称第六团。

西进部队从款庄出发，以纵队主力的名义，大张旗鼓地向西挺进。敌军果然被我方调动，10月3日，我们进至武定县白花山地区，同赶来堵截我军的保安团陇生文旅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毙敌100余人，粉碎了敌军的阻击。我伤亡16人，第三团团长李承华英勇牺牲。当晚，我们利用夜幕掩护，甩开敌军，继续西进。

白花山战斗，表明卢汉撕毁了“石林协议”。为此，我们决定寻找战机，打击保安团队。10月5日，我写信通知地下党员段俊德，要他率领地下党掌握的云南保安司令部所属富罗联防大队起义，参加西进部队，扩大了对保安团队的影响。10月7日，我们强行攻克滇西“金库”之一的元永井盐场，歼灭守敌100余人，缴获一批银元。10月10日，攻占牟定县城，打开监狱释放无辜群众，开仓济贫，扩大我军影响。10月12日，我派第三团副政委王健持信与国民党大姚县县长谈判，争取了该县长靠拢我军，掩护我工作人员开展工作。10月13日，击溃盐丰守敌，占领盐丰县城，打开盐仓，将库存食盐分发给群众。上述一系列军事行动，迫使敌军调整部署，急令敌中央军第九十三师及保安第一旅共6个团，追赶、堵截我们。蒋介石的重庆行辕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张群，对我西进部队的行动感到震惊，电令卢汉务必增兵追歼。

10月15日，我军抢占了鱼泡江孔仙桥渡口，打退了赶来阻击的保二旅部队，而后，经宾川、平川，于21日到滇西北解放区的松桂，与边纵第七支队会师，完成我们西进的第一阶段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