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整肃”的组织和严密部署
卢汉9月8日下午回到昆明，下机后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先后跟随卢汉来昆明的，是以国防部第二厅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首的大小特务数十人（保密局是蒋介石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名的，以下简称军统）。其中有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部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特务头目。特务们到达昆明后异常忙碌，立即分批召集有关特务人员的秘密会议，收集情报，开列黑名单。这些特务是：军统特务云南站站长沈醉、副站长胥光辅，以及军统云南站所有特务人员，如王静涵、戴季庸、安耀礼、李瑞峰、宋盛玉、卢仲文等等300余人。军统特务王巍也是军统云南站的重要角色（王巍原任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此时已卸职）。军统云南站是“九九整肃”的主要骨干。昆明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军政特务周伯先（刑警大队虽隶属警察局，但系军统特务云南站直接控制的公开特务机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总务处处长军统特务朱家才（号子英）、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军统兼中统特务裴存藩、书记长中统特务甯伯晋、调查统计室负责人中统特务查宗藩、孙秉礼（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后改名为内政调查统计局，亦专干特务勾当），宪兵第十三团团长王栩、团附张振国、宪兵十三团特高组组长特务钟醒民，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处长军统特务苏子鹄，西南公路运输局警卫稽察组军统特务李家杰、云南省政府秘书长中统特务朱景暄（号丽东），《朝报》社长文化特务王公弢、《平民日报》社长文化特务丁中江及其弟文化特务丁燕石，《现代晚报》社长军统特务王心宇等，都是“九九整肃”的积极参加者。这些单位及所属人员有的直接参加行动，有的供给情报和提供黑名单，所作反动的勾当，仅各有多少不同而已。
毛人凤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整肃”机构即指挥部，对外不公开，负责“整肃”的实际工作，由毛人凤亲任总指挥，徐远举副之。下设几个组：行动组以沈醉、周伯先任正副组长；审讯组以周养浩、陈世贤任正副组长；总务组以朱家才任组长。所有干部是以军统云南站的特务为骨干，并调宪兵十三团和刑警大队的特务参加。经常工作的有四五十人，召集全体会议时，即有数百人之众。指挥部设在昆明市环城东路560号特务王巍家中（王巍交卸警察局长后，家眷已逃往香港，房子空着）“整肃”指挥部的大小事务，均由毛人凤亲自主持和决定。毛人凤每天召集汇报一次，风雨无阻，天天如是。有时一天开几个会，特务头目碰头商量更为频繁。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沈醉、王巍、周伯先、朱家才等特务头目是负责实际工作的，他们以毛人凤为首组成领导核心，一切罪恶活动均出自他们几人之手。
9月8日下午3时，毛人凤邀请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和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曾恕怀到太和街指挥部开会，研究“整肃”问题（实际是商讨逮捕工作的分工问题）。曾恕怀告诉我毛人凤约他开会，他不愿和毛人凤见面，叫我代表参加，我按时前往。我去时毛人凤早在会客室里等候多时了。在座的有王栩、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沈醉、周伯先，还有作记录的宋盛玉等人。经沈醉介绍我和毛人凤等初次见面，寒暄几句，即坐下抽烟。不多时，听到外面汽车喇叭声，接着进来的是曾恕怀和王巍。后来才知道，毛人凤事先知道曾恕怀避不到会专派王巍到他家中把他盯来了。开会也没有仪式和程序，就在会客室里随便聊起来。毛人凤首先说：“此次奉总统（指蒋介石）的命令，到昆明来进行整肃工作，希望当地治安机关大力协助。现在要抓几个人，我们不便出面，打算由宪、警出面执行，我们的人予以配合。这是总统的命令，非完成不可，如果执行不好，那就很难复命了。”王栩没有说什么，表示默认。曾恕怀考虑一下说：“总统的命令，我们是应当执行的，但由警察出面抓人问题，俟请示卢主席后再为决定。”我因有顶头上司曾恕怀发言，就没有开腔了，但内心很同意曾恕怀的说法。毛人凤听到曾恕怀的话表示惊异，很不以为然，但也没有说什么。徐远举说：“逮捕工作，由宪警出面执行比较恰当，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实际工作由我们来做。我们一向到各省去工作，都是配合当地治安机关执行的。”周养浩此时很不耐烦，即生气地说：“卢主席的态度我们有点搞不清楚，要抓几个人，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徐远举听到周养浩的发言，马上以目示意，加以制止，打断了他的发言说：“这一问题我们再和卢主席商量，以后再谈好了。”徐远举因为看到曾恕怀和我都是卢汉这边的人，如果再往下说，对卢汉说出更多的坏话，我们会告知卢汉，将引起误会。周养浩却不以为然，顶了徐远举几句，周说：“执行总统的命令要坚决，这样别扭，你才受得了。”徐远举睁大两只眼睛说不出话来。毛人凤插嘴说：“我这个人是最服从命令的，但卢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为难之处。”说话时脸都发红了，表示很气愤，好像还要发几句牢骚，但马上警惕到我们在座又看到曾恕怀默坐吸烟表现出不满的情况，就转过头来同曾恕怀说：“请你回去报告卢主席，请他在工作上给我们一些方便。”曾恕怀正要答话，忽然进来一个传达兵，向毛人凤报告：“卢主席有电话来，请你马上到卢公馆去，有事相商。”毛人凤向大家说：“现在我要到卢主席家中去，有事以后再商量。总之，这次的整肃工作，要请宪、警协助，我们共同完成总统交下来的任务。”说完站起来就走了。有了卢汉这个电话，才把这不愉快而又不能收场的会议作了结束。(https://www.daowen.com)
曾恕怀和我分手以后，立即将毛人凤召集会议的情况报告了卢汉，并特别请示毛要警察出面抓人的问题，卢汉说：“关于整肃问题，既和老蒋商定，是要敷衍一下的。他们要抓哪个，由他们决定，警察可以配合执行，但不能多事；不是他们决定要抓的人，就不能乱抓；没有他们的人去，也不要单独去搞。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特别注意毛人凤的动态，摸清楚他来昆明到底想干什么？”当天晚上曾恕怀和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研究到深夜。曾恕怀首先传达了卢汉的指示和意图，接着谈道：“我认为毛人凤的光临，给昆明带来了不可想象的灾难。对这问题感到很棘手，警察既要出面公开抓人，又不能多事，更要监视毛人凤的活动，实在难以应付，真伤脑筋。”又说：“总之，我们一切事情，都要秉承卢主席的指示去办，凡事我们先商量。我虽兼警察局长，由于其他事情太多，对警局工作不能完全照顾，你是负实际责任的，对卢主席的意旨要很好的执行，不能多事。”接着曾恕怀用试探的语气问我：“我们对于整肃问题，是听卢主席的命令好呢？或者还有其他办法？”我毫不迟疑地表示说：“穿青衣、抱黑柱，各为其主。我既蒙市长提拔为副局长，委以重任，一切行动只能是听令于卢主席和市长了。”曾恕怀听了表示满意。接着曾恕怀作了具体交代：“对于各分局长、大队长要严加控制，分别把卢主席的指示告诉他们，不要开会宣布，不要给军统特务知道，尤其对周伯先要特别注意，以免泄漏造成困难，于事不利。告诉他们若有问题，必须事先向你报告才能行动，不可造次。因为搞出事情来，还是我们的责任。”我说：“各分局、大队的主管和我同学有深交的很多，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掌握。只有督察长何秀钧、四分局长傅汝德、八分局长车天锡、保安警察大队长梁景略、刑事警察大队长周伯先等，都是军统特务，难以控制，碍手障脚的，是否在短期内把他们调到无关紧要的部门，换上自己的人，以便全面掌握，请市长考虑。”曾恕怀答复说：“本来我接任局长后，就要把这些人换掉，但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毛人凤在昆明，如果换了他手下的人，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只好缓一步再说，换总是要换的。不过现在要找这几个单位的下级人员，如分局员、大队副，要靠得住的，加以联系，以便暗中控制。特别是刑警大队，全部参加了军统，更不能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有名的烂人，如果刺激他们，他们在昆明搞出几桩烂事来，不好收拾，于地方不利，于我们也不利。”我经过和曾恕怀这一席谈话后，对于应付所谓“整肃”的态度和方法，有了明确的分寸了。
毛人凤在“整肃”组织机构方面，又策动朱景暄向卢汉建议，成立了一个“中等学校整理委员会”由教育厅厅长姜亮夫（名寅清）任主任委员，委员是：朱景暄、杨文清（省务委员）、马锳（云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范承枢（建设厅厅长）、范邦杰（省会计长）、马运升（教育厅主任秘书）、曾恕怀（昆明市市长）、李仁（昆明教育局局长）。这个委员会开过数次会议，商讨查封学校、更换校长、甄别教职员以及调整经费等问题。具体工作是由教育厅商同军统特务经办。这是一个公开的“整肃”机构。
卢汉当时对付上述这种场面，煞费苦心。卢既要应付特务毛人凤等在昆明抓人，又要不使民主人士受严重损害，两面应付，左右为难。卢汉从重庆回来，立即当面告知安恩溥，叫他注意，说安是蒋介石指定要暗杀的人；又通过他的爱人龙泽清及通过刘淑清暗中通知卢汉当时认为是共产党员的杨青田、唐用九、马曜等几个地下党员叫他们回避，免遭逮捕，由此说明卢汉当时的心情和处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