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滇南

羁旅他乡，思归心切。尤其是在解放区军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与蒋管区人民的反蒋民主运动胜利发展、苦难深重的云南各族人民日益觉醒、发动与组织各民族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我们更是寝食不安，恨不得插翅飞回祖国，投入轰轰烈烈的反蒋斗争。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战争已推向蒋管区，各路解放大军逐步发起战略反攻。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1947年11月夏，中共中央上海局（时原南方局钱瑛为上海局委员）根据党中央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专门给滇工委布置在云南发动武装斗争。上海局向滇工委传达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涨时期。”为了钳制在云南的蒋系部队，配合解放大军胜利反攻，上海局要求云南地下党发动大规模的反蒋武装斗争，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并指定朱家璧负责军事指挥，张子斋等负责政治工作。滇工委根据上海局的部署，及时通知我们在境外荫蔽的同志，回滇东南参加发动游击战争。这对我们是一个特大喜讯，在境外盼望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的战斗时刻来到了！我们兴奋、激动，个个都决心为云南各族人民的解放而战斗。怀着无比激奋之情，我们决定除留下姚黎明同志继续担任《人民报》的总编辑外，其他同志即刻准备奔赴滇南。在我们回国期间，滇工委于1947年12月专门在建水召开了扩大会议，对发动武装斗争作了部署。我们境外支部的王子近先期回国列席了会议。

滇工委对我们返抵滇南的路线、入境后沿途分站联络、接送我们的地下党组织，都作了周密安排，给我们作了详细的交代。但从境外到滇南的几条必经的路上，反动派都设有关卡。千里迢迢怎样安全到达目的地，本身就是一个战斗任务。当时，我们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利用云南边境商旅频繁进出，“自由”跨越边界的传统习惯，伪装经商，荫蔽回国。我们用筹集到的资金买了部分枪枝、几匹骤马和部分商品，将回国的14位同志，乔装成“赶马人”，由我当“老板”，其他有当“伙计”的，有当“锅头”的，吆着马帮上了路。另外有3个女同志从公路回国，侨党动员了几位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回国参加。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马帮”，它走村过寨，闯关瞒卡，敌人尚在“守株待兔”，我们却已进入国境。途中，同志们表而上显出一付“赶马人”的悠闲，暗地里却加倍警惕，随时以战斗姿态准备应付不测。

进入国境后，因人多目标大，为避免被敌人察觉，我们把“马帮”分成两个组：我带着华定周、杨谦走在前，张子斋和其他人在后，向滇工委交代的第一个联络点磨黑前进。

滇工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返抵滇南，参加发动游击战争。这对我们是一个千斤重担。为了不负党的重托，我们亟须熟悉环境，特别是急需得到地下党发动反蒋武装斗争准备的实际情况。为此，返回途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向沿途联络的党组织了解了一些情况，对与党有联系的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地方反蒋爱国人士也做了一些工作。到磨黑后，磨黑中学地下党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党在磨黑的工作情况。磨黑中学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以统战工作为掩护，积极地在学生中宣传革命理论、培养骨干，许多学生对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都很熟悉，并能联系实际讲得头头是道。地下党多年的工作，就要开花结果了！离开磨黑时，唐登岷留在那里工作，磨中支部调了两个同志随我们一起行动。(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到墨江的路上，意外地碰上余卫民同志。我多年没有与余接触，不了解他为何到这里。余卫民看清是我后，便问：“老朱，你要去哪点？”我回答到石屏。他谈起他是从元江哈尼族上层人士李和才那里来，还说李和才那里有几个进步学生在开展工作，李的女儿李宣明也回家来积极做争取李和才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余与我相约到李和才家里等他，之后我们俩就分手了。我想：在云南发动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兄弟民族劳动人民，但如不做好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保守中立或支持我们，要开展发动和组织兄弟民族群众的工作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我和马仲明决定一起前去找李和才，做做他的工作。我俩到那里先与在那里开展活动的青年学生见了面，给他们讲全国的形势，对他们为革命远道前来偏僻山区开展工作表示赞赏。第二天早晨，我们同李和才在他家房后边散步边交谈，从解放战争形势谈到发动反蒋武装斗争的问题。李很关切地问我：“张冲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他张冲在东北解放区，当了松江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了。他沉思了一会说：“搞武装斗争，要是张冲在就好了。”我说：“张冲不在还是一样，他是会回来的。只要你有心，他的情况是可以随时知道的。”这次谈话，李和才的态度是积极的，我针对他的疑虑，给他做了一些宣传解释工作。后来在滇南党组织的争取教育下，李和才全力支持党，参加了反蒋武装斗争。李和才的女儿李宣明是昆明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影响和争取李和才参加党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她是起了特殊作用的。

我和马仲明与张子斋约定第二天到元江坝会合，不能再等余卫民了，我给他留下一封信，告诉他我俩同李和才接触谈话的情况。接着我们就过元江桥，到小哨会合同范家乐联系。在小哨，我们将境外返回的同志，除党员外都发展为“民青”成员，建立了“民青”组织。这批同志经过隐蔽期间和回国途中较长时间的考验，都具备了“民青”的条件，而且都有加入“民青”的要求。在小哨几天后，地下党员范家乐如约前来接我们到岔科。

在岔科范家乐家里，我同范的舅舅刘士纯见了面。刘是傣族，云南讲武堂毕业，曾在滇军中任过职，参加过抗日战争，在少数民族中是有见识有影响的人士。他有四五十条枪，倾向进步，支持范家乐的革命活动。为坚定他反蒋必胜的信心，我主动向他请教，做他的工作。开始，刘士纯对我们是有疑虑的。经过几次接触，互相逐步了解，交谈就轻松而坦率了。后来他在发动反蒋武装斗争中也起了作用。

在岔科住了几天后，由张子斋先到石屏联系。接着我们都到石屏，同省工委委员、滇南地下党负责人张华俊和石屏地下党的同志见了面。滇南地下党按照滇工委建水会议的决定，把从昆明派来的党员和从石屏、建水组织起来的武装战士共70多人，交给我们带上弥勒西山发动武装起义。在石屏宝秀听说曾在车里、佛海一带搞过反蒋武装的刘昆府回到宝秀住着，我通过地下党组织找他交谈，对他做争取工作。但刘当时由于对我党发动武装斗争的准备情况不摸底，没有明确表态。我向石屏的同志介绍了刘昆府的情况，要他们继续做争取刘参加反蒋武装斗争的工作。刘后来经滇南党组织继续做了工作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蒋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