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占优势的情况下吸收反蒋武装

滇南在解放前，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除了一些极贫苦的工人、贫雇农外，几乎家家都有枪支，被逼上梁山的“土匪”更不必说了。恶霸地主独霸一方，拥有较多的枪支，还可以拉起更多枪支，强迫佃农为他作战。有些地方还有官僚、地霸土匪三位一体的头子。有枪就有理、有枪就有势、有枪就有钱。枪就是争夺大小政权、大小财产的工具。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它的归宿才起了质的变化。

1948年下半年，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在云南我党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四面八方崛起，震撼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也在各阶级、阶层中激起了变化，强迫着人们迅速作出选择。特别是在滇南那些拥有成批武装的人就根据他们各自的利害和眼光的远近来选择了。其中一派，是历来反共反人民的大恶霸、大地主或地主兼官僚，如新平的李润芝、景谷的李希哲、墨江的张纯学等，他们是死心塌地反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反动的；第二种是愿意跟共产党打倒蒋介石的，这些多数是中小实力派，他们或是受过我党政治影响，或是受过蒋介石国民党的迫害与压制，愿意反蒋；第三种是徘徊观望，愿守中立，或是想自己独树一帜，单独“打天下”，以便将来讨价还价的。这一种在滇南不多，只有个别的曾有过表演。上述第二种人，对共产党究竟是怎样一个党，共产主义是什么，他们也不甚了了。但他们中很多人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可以救中国、救人民的党，过去共产党是坚决抗日，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的腐朽黑暗统治和卖国行为，并且在解放战争中已把蒋介石打得一败涂地。(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也有一个政治抉择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现在，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最顽固的敌人，是毛主席在革命斗争中一贯的思想。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和指示，我们采取团结大多数，孤立与打击最顽固的敌人的策略方针，对愿意靠拢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我占优势的情况下收编他们，然后在条件许可下，改造他们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一部分。我们对非党武装，不采取一概排除或消灭的政策；而是采取合作反蒋、相机改造的政策。对态度犹豫的人多做工作，使其有充分时间作出决定。我们在元江团结了哈尼族上层人士李和才，李和才出身贫苦，由于种种原因，中年发家，成了民族上层。因为在过张冲部队，对张冲的为人，颇为敬服，也相信张冲的话。张冲跟共产党走，并参加了党，对他的政治态度颇有影响。1947年末，省工委派余卫民作李和才的工作，同时经过组织上派李和才的女儿李宣明（“民青”、后入党）作了她父亲的工作，李和才同意掩护在他家附近的小白木办军政干部培训班。后来在国民党新平专署的压力下，李和才不得不通知训练班转移，但他仍与我们保持联系。1949年8月，当滇桂黔边纵队第十支队进驻李的村子休整时，李和才率领其全部武装500余人枪参军，由十支队派军政干部将其编为护乡团。此后30多年来，经过风风雨雨，李在政治上一直未动摇过。元江撮科傣族上层人士刘士纯受范嘉乐的思想影响，范在家乡组织秘密武装，刘士斌、刘士纯兄弟也起掩护作用。范嘉乐在撮科发动起义，刘氏兄弟积极支持。石屏战斗时，刘和吴彻都派出武装到宝秀，在滇南工委领导下，组成“自卫军”第五支队。刘氏与我党长期真诚合作，虽经若干周折就是在蒙冤时也未怨恨共产党，原云南人民自卫军第四支队长李存周是宝秀山后坝的小实力派，和石屏宝秀党员刘光卿素有交往，也受到刘光卿的一些思想影响，倾向共产党。几次要求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48年10月，由刘昆府任队长的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在宝秀成立后，李存周更坚决要求在党的领导下搞武装斗争，由于他的部下雇佣武装的气息较浓，流寇意识较重，我们派去干部又不善于接近他们，在整顿纪律时，工作方法不当，未能在他的部队坚持下来，但李存周仍坚决要求率队参加“自卫军”，直到攻打石屏县城时，在他一再要求下，我们同意了他的部队在外围负责监视国民党军队，在执行这个任务上，他们表现得不错。撤出石屏后，我军向元江集中，准备西进，建立根据地，李存周要求我们再派干部到他的队伍中去，并愿意参加西进。我们考虑到对统战对象，一旦有了错误要允许他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何况处理他的部队的纪律问题，我们派去的人工作中也有缺点，于是我们接受了他的要求，一同到元江因远集中整编。后来安排了他的工作，李存周一直真诚拥护党的领导，就是在蒙冤受屈时也未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