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工作

2026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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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工作

我出身于云南省龙陵县象达镇的一个大家族里，因父母早亡，生活依靠叔父朱晓东（朱旭）资助。朱晓东是二十年代滇军的一位重要将领，曾任云南督军唐继尧的佽飞军大队长，以后又在昆明镇守使、第五军军长龙云手下任第九十九师师长，与卢汉过从比较密切，同是龙云夺取云南地方政权的得力助手。因为叔父的安排，我17岁就进入滇军部队当排长。1930年春，他又资助我和龙泽汇（卢汉的内弟）一起投考黄埔军校，我们同时考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校期间，我与同乡同学龙炳麟、韩克功、余卫民、李长雄、景阳、杨友白、贺明则等关系处得很好。

1933年底，我和龙泽汇等18个同学，从军校毕业后一道回到云南。开始，我到滇军教导团（前身是云南讲武堂）当见习队副，后又调到靖卫二团一连当连长。这段时间，由于大量阅读进步小说和刊物，以及稍后的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影响，使我接受了革命思想。我曾经打算拖队伍参加红军，临时情况有变未能成行。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我被调到学生军事集训队任六中队队长，培养抗日军事力量。我组织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又引导他们读进步书籍，还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底，我又被派往滇黔绥靖公署军士大队当区队长，我积极提议请西南联大教授和《生活周刊》编辑艾寒松等到大队作形势报告，还邀请地下党员李家鼎、林志音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推动了滇军内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在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我日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的主张。要救国，只有依靠共产党。于是，我下决心投奔延安。1938年初，龙云组织了4个补充大队，派卢濬泉兼第一大队大队长，卢欣赏我的带兵方法，对我有较好的印象，调我去当区队长（营长）。我趁调动空隙，化名“陶隐潜”，隐姓埋名，开了“小差”，约了几个人找到当时在昆明的贵州著名民主进步人士周素园先生，经他介绍，我们顺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我受到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以及我党的政治、军事理论的教育，在革命队伍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使我由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滇军青年军官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学习的同时，我还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注意分析云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云南籍的同志刘林元、施介等研究如何在云南开展工作的问题。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建议加强云南的统战工作。1939年1月，由施介同志起草，以刘林元和我的名义向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同志写了《我们对于将来回云南及滇军中工作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提出：“可请派陶隐潜（即我）利用旧的关系，到滇军工作，与高级将领取得密切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采用新的战术，拟定兵员补充办法，来使滇军壮大起来。因为陶与滇军高级将领都有深切的关系，因为他的亲叔是云南老的师长，与现在的三十集团军军长（司令官）卢汉、军长孙渡、张冲等是同事，现师长鲁道源、集团军参谋处长马锳，是他的直属部下，而多数团营长等中级军官，又是陶本人的同事，许多连排班长等下级干部，又是他在军分校及军士队中任队长时代的学生，可以说滇军中各级干部，都与陶有关系”，“只要利用这一切关系，到滇军中，很可以做一番抗日伟大事业。并且通过滇军中上层的联系，以推动与云南上层建立统一战线。”1940年9月，中央组织部进一步向我了解了我在云南的社会关系后，决定派我回云南开展统战工作。临行前，陈云同志找我谈话，作了具体而明确的指示：要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利用社会关系作掩护，开展统战工作。在具体工作方法上，陈云同志指示我，要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上层，但不要发展党员，以免暴露自己。9月底，我带着中组部的介绍信到达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又亲自找我谈话，详细地询问我离开云南以后的情况，然后，更加明确地指示我：你回云南后，要设法回滇军去，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他说：“你到延安，进过抗大，人家是会知道的，这个事实不能回避。你回云南后，只能以进步的面貌出现，不能装落后。装落后，人家反而不相信。”周恩来同志还指示说：“你的组织关系留在南方局，在云南不与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回到了云南，遵照陈云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经过周密考虑，我去找老同学龙泽汇，有意识地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和抗战的形势，对龙泽汇有所影响。龙泽汇主动提出和我一起去看卢濬泉，我又向卢作了宣传，简单地讲了在延安学习的情况和请假回来探亲的事。龙泽汇和卢濬泉一再挽留我，我表示接受他们的挽留。不久，卢濬泉委任我为滇军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营长。

进入滇军以后，我一方面积极帮助其训练部队，用八路军的方法带兵，革除旧军队中的一些恶习，改变部队的精神面貌，提高战斗力和文化素质，为抗日培训后备力量。另一方面，我利用各种机会，对滇军中上层将领开展工作。

1941年11月，卢汉在蒙自召开第一集团军营以上的军官会议。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提了几条建议，说滇军应该自己动手，建盖营房，加强训练管理，组织文体活动，搞好军民关系，卢汉表示同意。于是我首先组织我所在的三营干起来，带动了其他部队。平时，我经常接触卢濬泉，与他交谈形势，提出意见。通过他去影响卢汉。卢濬泉是卢汉的么叔，在滇军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对卢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我就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取得他的支持，在滇军中大胆开展工作。1942年春，我向他建议每团请一个政治顾问进行政治时事教育。经他同意后，我请了刘思慕到部队当顾问，讲时事政治。我把八路军进行曲中的个别歌词作了变动后，请示他能否教唱，他说可以。我就组织教唱这首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3年初，滇军第一旅改编为暂编第十八师。3月，我被调到了第三团当副团长。1945年初，蒋介石把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我又被任命为第一方面军特务团团长。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已控制了云南的几个重要地区，对滇军虎视眈眈，窥测时机剪除云南地方实力派。对于面临的这一险恶形势，云南地方实力派当时没有警惕。一天，卢濬泉来部队视察，与我单独交谈中，我向他谈了我的看法，说：“蒋介石这个人是心狠手毒的，他从排斥异己、吞并异己、到消灭异己起家。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现在，在云南的四个集团军中，有三个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五集团军在昆明附近，第十一集团军在大理，第九集团军在文山，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动起手来，怎么办？”我向他建议：“云南没有第二梯队，要赶快组织后备力量，组建一些补训团。”后来，云南当局确实又筹组了一些补训团。8月，抗战胜利，蒋介石命令第一方面军入越受降。这时，我看情况不妙，即找卢濬泉（当时任九十三军军长）说：“驻云南的中央军有三个集团军，为什么不调往越南受降，而偏要滇军入越受降呢？这明明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你要给卢司令官和龙主席讲，如果把滇军都调往越南，蒋介石对云南下毒手时，怎么办，拿什么力量来对付？滇军入越受降，很可能是前脚出门，后院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卢濬泉听后深有触动。但是当时龙云对蒋介石的阴谋和惯用伎俩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想通过赴越受降扩大自己的实力，没有听从多方对他的劝告，同意滇军全部开赴越南。事实果如许多人的预料，滇军出国后，10月3日，蒋介石用武力改组了云南省政府，把龙云赶下台。我随滇军进入越南河内受降不久，1945年10月，蒋介石电令卢汉：“朱家璧等人，同越共有勾结，着即查办。”由于多方面的关系，我很快得到了情报，立即作好了应付的准备。但卢汉并没有马上逮捕我，而是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是否有这件事。我说：“没有，可以调查。”卢汉说：“我把特务团的重任交给你，你就好好干嘛，何必管那些闲事。”为了敷衍蒋介石，他先把我送给卫士排，后又转给九十三军特务营看管，还拘留了与我在一起工作的几个地下党员。一个多月后，卢汉又授意卢濬泉，叫十八师一团团长、我的同学张宗汉和九十三军参谋长严中英保我出外就医，也释放了被拘留的其他同志。不久，又重新任命我为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处的科长。这个事件能这样了结，是我在滇军中开展工作的效果的一次检验，说明在滇军几年工作中建立的统战关系是起作用的。

我在滇军中，还经常找黄埔军校的同学谈心。龙泽汇与我关系较深，在滇军中也是很有地位的人物，他在卢汉、卢濬泉那里都是说得上话的人。我有意识地经常向他作团结、进步、抗战的宣传，因为我们的关系密切，所以，有的问题往往谈得还比较深，对他的影响也较大。同时，我还有计划地看望了一些在滇军中的老同学，他们大都是中级军官，如高射炮队营长朱汝怡、高大生，靖卫二团营长李长雄、景阳、张宗汉等，我有时约他们聚会，有时还到他们家里去住上几天。谈话中，我向他们讲自己对抗战形势的看法，揭露蒋介石投降、内战、排斥异己的惯用伎俩，还介绍八路军的带兵方法，使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感染。此外，我还在中下级军官中广泛开展了工作，引导一些倾向进步的青年军官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