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组织的严密准备

1949年8月，蒋介石由台湾来到重庆，电召卢汉去重庆开会，卢汉一再推托不去。以后在蒋介石的反复催逼下，于9月6日前往。

地下党组织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正确分析形势，估计有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立即作出部署。布置一部分比较暴露的同志转移、隐蔽，同时布置全市党组织作好充分准备。

李群杰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教育厅主任秘书，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和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同志直接联系。赖卫民同志向他转达了郑伯克同志的指示：你埋藏较深，而且有掩护学生运动的任务，应静以观变，暂时不必疏散。李群杰同志即作好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准备。(https://www.daowen.com)

新闻界党小组由严达夫、何锡科、龙显寰3个同志组成。当时省工委统战小组成员郭佩珊同志每天都和党小组联系，分析形势，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指示：新闻界党小组不能撤退，要在第一线坚持斗争到胜利。要做好被捕坐牢的思想准备，并在组织内部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全组同志决心坚守岗位，打最后一个胜仗，保证不论任何情况下决不叛党。每个同志都对家属做了工作，准备应付意外情况。根据形势的发展，党小组继续战斗，先后组织在《平民日报》《观察报》《正义报》上发表了《警惕一个血腥阴谋》《从谣言说起》《小心火烛》等评论文章，号召人们对蒋介石反动派镇压人民的阴谋提高警惕。

卢汉去到重庆后，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同意在昆明进行反革命“整肃”。9月8日，卢汉回到昆明，紧接着以军统局长毛人凤为首的几十名大小特务也先后来到昆明，其中有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部二处处长徐远举、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阳警备区副司令陈世贤。他们会同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副站长胥光辅立即开始了罪恶的“整肃”行动。这时，卢汉曾秘密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向统战小组成员唐用九透露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