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6、7月间，我到滇东南游击区。7月15日至8月21日召开云南省工委与桂滇边工委合并、建立滇桂黔边区党委的扩大会议。去滇东南之前，我把杨青田等人党的关系，都交给昆明市委；并交代昆明市委按照中央方针直接抓促使卢仅起义的工作，关键性大事向上级请示，具体事件由市委直接处理。我离昆后，市委积极做促使卢汉起义的工作。
区党委扩大会期间，朱家璧向区党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为争取卢汉起义同龙泽汇商谈的经过。我亦汇报了在昆明争取卢汉的工作。区党委遵照中央的政策，决定派朱家璧、张子斋、郑敦等以滇桂黔边纵队名义，继续同龙泽汇会谈。区党委研究，认为我们同卢汉代表商谈，主要争取他靠拢人民。至于全省问题，照党中央指示，请他派代表到北京，同人民解放军总部直接商谈。同卢汉代表谈判时，卢曾送轻重机枪、步枪、子弹、银币等给游击队。
1949年8月30日，区党委派我到昆明，处理昆明等地工作。在昆明，从市委及杨青田等处了解，卢汉在各方敦促之下，对反蒋投靠人民，有所考虑，但决心未下。卢对如何保持其实力与地位，可能想得多一些，这时解放军野战部队正从华东向华南、西南胜利进军，蒋介石却妄图借云南横断山脉地区负隅顽抗。1949年8月下旬，蒋从台湾飞抵重庆，召见卢汉。杨青田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研究后认为，现在卢还有些动摇，如去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返滇后那将血腥镇压人民，进行大逮捕；也要估计到蒋介石对卢汉既想拉他又不信任他，也有被扣留，另改组云南省政府，委派其嫡系来掌握，以便垂死挣扎的可能。不论哪种可能，对云南人民都不利，以争取不去为好。卢汉认为他所率保安团敌不过蒋介石在云南的嫡系部队，桂系部队亦可能入滇。最后，卢于9月6日决定去重庆，8日下午回昆明。民主人士刘淑清从卢汉夫人龙泽清处获悉大逮捕的消息，通知了杨青田、唐用九。杨报告了我。昆明市委也从警卫营支部里得知这信息。卢汉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毛人凤等大批特务随着来到昆明，于9月9日大逮捕四百多人。被逮捕的有社会知名人士杨青田、马伯安、李群杰、李耀廷、朱健飞等，有报社编辑严达夫、何锡科、曹世文等，有工人、职员、学校学生等。同时，查封省参议会、云大、师院、天祥、建民等学校，以及《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等报社。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
被逮捕的人中好些人前几日还同卢汉座谈，研讨形势。卢却一下子翻过脸来，使其成为阶下囚。鉴于几年来，云南人民遭受的血腥镇压，我同昆明市委研究，看来卢汉为了保持其实力与利益，也可瞬息即变，宁可把形势的发展估计坏一点，有好处。即到滇南召集“边纵”九、十支队及边纵独立第一团的负责干部，研究部署打通滇南与滇东南的联系，把几个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当前便于粉碎敌军的“扫荡”，将来好配合野战部队歼灭残匪。
1949年7月，卢汉派宋一痕经香港去北平，向我党中央转达他准备起义的意愿。宋一痕8月30日返昆明。“九九事件”后，中央电示，仍须争取卢汉。9月15日，区党委执委郑敦受命抵昆明，我从滇中游击区赶回昆明，同郑敦听取昆明市委汇报昆明情况和意见，研究分析形势，决定仍按中央指示精神，找宋一痕阐明解放大军即将进军解放西南的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卢汉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劝其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生命安全，待机释放；我方仍欢迎其转变立场，待其有行动表现，将于适当时机派员用原约定的口号联系。宋一痕表示愿向卢汉转达。
鉴于卢汉屈从蒋介石后云南形势的变化，我同郑敦商量当及时返回游击根据地，把党中央同宋一痕约定的联络口号交昆明市委陈盛年相机行事。对昆明工作作适当安排后，我同郑敦即分别回到根据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向西南进军。形势发展，已很明显。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11月初到昆明拉拢卢汉。于此时，李根源、周钟岳等向李请求释放“九九事件”中无辜被捕人员。卢汉乘机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向李报告“九·九整肃”所捕的人，均无罪证，请予释放。李宗仁批，由卢汉全权处理。卢汉于11月15日至25日间，陆续将“九九事件”被捕人员全部释放。
12日我回到昆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12月初在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残部。11月中下旬，贵阳、重庆先后解放。陈赓、宋任穷所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正向云南胜利进军。云南从滇东南的文山地区经滇南红河、元江、思茅、普洱以至保山、腾冲、龙陵等地，都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根据地。游击队指战员正准备迎接解放军野战部队，配合作战，歼灭残匪。当此云南解放指日可待之际，蒋介石却妄图集结残部入滇，借横断山脉地区作最后挣扎，负隅顽抗。11月下旬至12月初，蒋介石在成都接连派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等要员来昆明，企图将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陆军总部等军事指挥机关迁滇，另胡宗南残部亦打算从西康南下进入滇西。逼迫卢汉将其省政府迁往滇西。
时机紧迫，为蒋家王朝殉葬，还是弃暗投明，及时起义？卢汉断然决定起义。为准备起义，急需同共产党取得联系。
“九九事件”前，卢汉从刘淑清那里推想杨青田是共产党人，从吴少默那里已知杨青田为共产党员。“九九事件”前，滇桂黔边纵队司令部在昆明小东门圆通街小堆子巷张望家设有联络站，由冯憬行负责。9月初卢汉接受蒋介石条件，在昆明大逮捕，杨青田、冯憬行均被捕入狱。11月他们被释放后，卢汉要吴少默找杨青田，要宋一痕找冯憬行，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将他准备起义的意图，向杨、冯透了气。
形势紧急，市委及时向在昆明的区党委执委李雨枫汇报。李即乘飞机赴香港，向华南分局报告，并请分局电告区党委，同时派人到滇中向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报告。时不可待，卢汉需抢在蒋介石残余势力控制昆明之前举行起义，市委经过杨肯田向卢汉表示，地下党当予支持、配合。12月9日卢汉起义，市委派杨青田用事先约定的口号，正式以中共联络员身份同卢汉联系。
卢汉起义后，即电报告中央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复：“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拟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复电，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接中央政府复电后，卢汉正式发表的起义通电中有“汉忝主滇政，忽已四载，昧于时间之所趋，慑于蒋匪之威胁，未能及时团结军民，抵抗强暴，坐令数万健儿被调于反人民之战场，千百青年受难于反革命之毒手，反躬自省，负疚良多”等句。
卢汉起义后，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卢任主席，委员有杨文清、安恩溥、谢崇文等，吴少默为秘书长。卢汉曾经过杨青田请地下党派员参加其临时军政委员会。卢说，还是云南人办云南的事为好。市委表示，组织这样的机构，应向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邓司令部报告。对于要地下党派员参加解决问题，予以谢绝。(https://www.daowen.com)
卢汉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为宋一痕。地下党派敌工小组带领“警盟”成员参加到该处工作，按照已经掌握的情况，逮捕了敌特1000余人。
市委从吴少默处得到卢汉放走张群的消息。市委经杨青田向卢指出：如此大事，必须向中共中央请求，不应擅自处理。卢私下对其部属说，张群对他有好处，现在不放他，共产党解放军来了，我还能放（与张群同机经卢汉放走的还有中统大特务裴存藩）？
我到昆明后，就所了解的情况，同市委研究后认为，卢汉虽已起义，但敌特未彻底肃清，形势复杂，目前当积极支持其起义，同时应放手发动群众，准备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入城接管。在此期间，党组织仍须保持秘密状态。所有党员必须严守纪律，未经党的批准，不得公开自己的党员关系。
卢汉起义后，中央来电，要他“与重庆直接联系，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据杨青田反映，卢汉得悉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军野战部队向云南进军时，说：“我们这样搞，解放大军还是要来的。”
12月16日，蒋系第八军、廿六军反扑昆明。市委紧急动员，建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协助卢汉起义部队，反击残匪，保卫昆明。遵照刘、邓电示精神，加以卢汉亦要求与“边纵”联系、配合，我通知朱家璧率西进部队驰援昆明。12月20日，重庆刘、邓电示，已通知五兵团从贵州驰援昆明。当解放军野战部队进至沾益、曲靖时，蒋系残匪仓皇南逃。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残敌南逃，刘、邓电示卢汉“以不少于三个团的兵力协同我朱家璧部经峨山向墨江攻击前进，配合陈部合歼敌匪。”在解放军主力部队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滇南战役中，“边纵”部队、起义部队配合作战，全歼流窜云南的蒋系残部。云南全省解放。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在昆明市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声中进入昆明。22日，在10余万市民的欢迎大会上，陈赓司令员讲话，说：“云南的解放，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胜利；云南人民和中共云南地方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的长期奋斗；卢汉将军及所部起义，才有今天这样的胜利。”
【注释】
[1]选自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昆明起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26页。
[2]郑伯克：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政委。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政策》《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4]卢汉12月9日《告各校同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