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与边纵建立联系的经过

1946年，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离开滇军，回到昆明。李闻惨案后，又疏散到缅甸。1948年初，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我和张子斋等同志一起由境外回到云南参加发动武装斗争的工作。以后，我即在云南人民游击武装和滇桂黔边纵队中参加领导工作。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战的伟大胜利，即将横渡长江。在胜利形势推动和鼓舞下，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边纵的队伍活动到了昆明外围。在此形势下，卢汉的政治态度有了转变，积极派人找云南地下党联系，但是，找了两次都遇到政治骗子，没有结果。由于我与卢汉几年前曾有过接触，卢汉考虑后向他的僚属表示：到游击队去找朱家璧，总不会错了吧！1949年3月，卢汉叫龙泽汇派与我认识的吴树桐，到弥勒西山根据地找到了我。吴树桐对我说：“龙泽汇叫我来找你，是卢主席的意思，希望你到昆明去一趟，有些事要和你商量。”我一听就明白了卢汉的意思。但是事关重大，必须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才能决定。基于这一考虑，我对吴说：“我去昆明不太方便，如需要见面，最好请龙泽汇来，何时何地见面，待我们决定后再联系。”吴树桐走后，我通过地下交通将情况向省工委汇报；并写了一封信经过省工委同意后转交给龙泽汇。我给龙泽汇的信是为了试探卢汉的诚意，主要内容是说：我们游击队急需武器弹药，希望他们能作些支援。同时，我立即向桂滇边前委作了汇报，提出积极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卢汉起义的建议。经我介绍情况，分析利弊后，前委庄田、郑敦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省工委把我的信转给龙泽汇后，及时得到了龙泽汇的积极反映，答应先送一批武器给边纵。省工委决定以地下党员朱炳南^[3]为龙泽汇和边纵之间的联络员。

为了转移敌军注意，减轻二十六军对滇东南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利于掌握主动及便于与昆明地下党和卢汉的联系，我建议前委，由我率一部分主力从滇东南跳到贴近昆明的滇北地区活动，在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协同滇北地区地下党开辟滇北游击根据地，与滇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战斗行动上与滇东北“永焜支队”相配合。前委接受了这一建议，我即率领整编后的由许南波、杨守笃等同志率领的桂滇黔边纵队第三支队，向滇北进军。

1949年4月上旬，我由圭山至陆良，与许南波、杨守笃同志及陆良地下党员朱杰等同志会合。朱杰同志利用他同国民党保安第十一团第一营营长朱朝相的亲戚关系，对朱朝相作了长期的教育、争取工作。朱朝相是具有爱国正义思想的军官，抗日战争时期军校毕业，抱着一片爱国热忱加入旧军队，抗战胜利后，盲目投入反共内战。1948年3月以后，在陆良县长、叛徒饶继昌驱使下向我游击队进攻，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与民为敌，屡战屡败，但又看不清形势，找不到出路，处于极大的彷徨苦闷之中。我到陆良以后，根据朱杰同志的介绍，和许南波一起在朱杰家秘密会见了朱朝相，向他阐明了形势和国家前途、个人出路等问题，推心置腹地谈了我党对国民党军队和起义人员的政策，以及欢迎国民党军官弃暗投明的诚意。中旬，朱朝相率部起义，进入罗盘根据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朱朝相投向我军，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云南省保安部队中一些中下级军官在事实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他率部起义顺利成功，广大士兵欢欣雀跃，投向革命，说明了对国民党军官、士兵的工作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加强保安部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工作。

1949年4月下旬，我们率领第三支队1700余人枪，穿越昆沾铁路，进入滇北地区。三支队进入滇北地区后，昆明市委派出了大批干部到滇北支援地方工作。支队党委在省工委领导下，配合滇北地方党组织、昆沾中心县委和省工委滇北工作团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摧毁国民党区、乡政权，区别对待在当时形势影响下纷纷崛起的反蒋武装和各种游杂武装，解放了30多个乡镇，组建起地方游击武装1500余人。三支队发展至3000余人，建立了滇北农村游击根据地，与滇东北地区连成一片，游击活动迫近距昆明20公里的撒旦、阿子营一带。鉴于部队新成分的迅速增加，地方工作迅速开展，三支队党委于7月中旬开始，利用战斗间隙，集中全体人员在寻甸款庄（今属富民）进行了军政整训，并帮助地方培训干部，组织工作团队培训干部、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了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工作。同时，滇北地区也成了边纵、昆明地下党和统战对象直接联系的可靠基地。纵队政治部主任张子斋同志只身进入昆明，进行工作，来往于昆明与滇北游击区之间，我们同卢汉代表的直接联系，也是在这里进行的。(https://www.daowen.com)

1949年5月中，朱炳南送来龙泽汇给我的信，信中告诉我卢汉决定送给边纵一批武器弹药，要我指定时间地点，和他商谈和交接武器。

经我和三支队党委研究，认为寻甸县是游击区，我们好控制。同时，寻甸羊街驻有一个保安团，龙泽汇也可用视察工作的名义作掩护到这里来。因此，我们回复他在寻甸羊街磨盘寺会面和交接武器，并约定会见时间。

我们在调动部队，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后，地下交通员朱炳南带领龙泽汇按时到达磨盘寺。我方参加会见的是我和杨守笃、许南波。这次商谈，我们没有直接谈起义问题，主要是在一起交谈了国内形势，从形势发展趋势看云南的前途，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指出卢汉应该选择的道路；同时，商谈了怎样继续联系和继续给人民武装输送武器的问题。磨盘寺商谈后，龙泽汇按照共同商定的计划和地点，先后送来了两批武器，共有步枪3000支，轻机枪百余挺，子弹几十万发，还有一批手榴弹。

1949年6月底，当龙泽汇再次要求见面时，我接到通知前往砚山阿猛参加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向边区党委汇报了争取卢汉的工作情况。经研究，边区党委决定继续执行反蒋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进行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昆明。并指定张子斋、郑敦和我，再次与龙泽汇商谈，1949年8月，龙泽汇代表卢汉到路南石林，秘密地与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商谈。商谈的主要内容是在分析形势、明确交代我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卢汉起义的时机，云南保安部队的行动，以及向我军提供情报等问题。双方一致商定：卢汉起义应在我解放大军接近云南之际；在这之前，云南保安部队不向我方进攻；如被迫配合中央军向我进攻，应向我方通报保安部队的行动路线；并及时给我军提供国民党、中央军的有关情报。这次商谈之后，我昆明地下市委抓住时机，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向卢汉开展工作。后来，当蒋介石坐镇重庆，逼迫卢汉发动“九九整肃”，向边纵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时，龙泽汇亦把国民党中央军“围剿”边纵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的情报送给了我们；卢汉准备以滇西为退路，令保安团集中滇西，但龙泽汇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一方面的情报。地下党也与卢汉保持联系，没有中断争取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