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关解放不久，驻麻栗坡挂少将军衔的国民党督办谢崇琦被吓跑了，钟卓同志的武工队也迅速解放了麻栗坡。彭大同的武装解放了西畴。在马关烧起来的革命烈火，吓得敌人赶快从文山调来了反动军队，妄图把革命烈火扑灭。从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决定不和敌人接火，由我和唐超同志带着部队向西畴转移。转移时，我们从坚决要求参军的青年中补充了一些人，又留下一些人在马关、西畴坚持斗争。然后便挥戈折回麻栗坡。我们获得了物资装备的补充，除不少的轻武器外，还得了几挺重机枪和大量炮弹。我们的力量也壮大了，发展到了上千人。在这前后，我部队主力在广南与砚山之间的拉沟塘及西畴的芹菜塘打了两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两次战斗消灭敌人两个整营的胜利。敌少将督办谢崇琦带着一个保安连在逃至砚山的途中也被全歼。谢被活捉，后逃跑被打死。这样一来，游击武装军威大振，威名远扬。第二批部队进入滇东南的决定圆满地得到执行，进云南作战的战略目的初步达到。南盘江边受阻的部队这时也活跃起来，于1949年1月北渡盘江，到达了滇桂黔三省交界前进阵地——罗盘地区。而我们通过这一段的斗争，切实地了解了滇东南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基本情况，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949年初，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在放手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我们也抓了干部力量的准备。阴历年前，我们集中了一批参加革命的青年，开办了训练班。训练班用延安精神办学，学员们自己砍树砍竹子盖房子。大家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但是精神愉快。当时云南存在着四种矛盾：即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云南地方势力和蒋介石中央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民主运动和法西斯专制的矛盾。阶级矛盾是基本的，而几种矛盾集中表现在反蒋这一点上，使反蒋斗争居于主导的地位。因而，在云南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形势很好。经过学习，学员们的斗争觉悟和政策水平都大大提高，为根据地的发展准备了军队和地方干部。这时，我们又调来了番号为“新一团”的1个团，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去打击敌人了。

1949年1月，我们分兵两路，一路由我和黄建涵带领，经董干进广南；另一路由唐超和林杰带领，经田蓬到富宁，与广西靖镇区的武装会合，连成一片。我们打下董干后，马上与在广南活动的独立大队取得联系。这以前，广南县城已两次被人民武装占领，敌县长曹星辉曾被活捉。我们一部分队伍正向广南北路发展，另一部分部队则打下了砚山县城。会师以后，我们又回师西畴。整个文山地区到此时，8个县城，其中有5个县城都已解放了。滇东南根据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桂滇边区工委机关也搬迁回来。(https://www.daowen.com)

在部队进云南时，边工委决定组成中共滇东南工委，由我任工委书记和滇东南部队政委，我当时化名李成之，兼任滇东南民主政府筹办处主任，因而当地群众叫我李主任（当时卢汉曾出重赏买庄田、朱家璧、李成之的人头，李成之就是由此而来的）。工委副书记岳世华同志。这时唐超同志奉调到滇桂边区部队任司令员，由廖华接替唐超任我军滇东南指挥员。此外，为了满足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对干部的需要，滇东南工委又在麻栗坡太平庄办了一个边区公学，为根据地的建设培养干部。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变成了优势，敌人后方空虚，兵力不足，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保安团只能龟缩在开远和文山城，不敢轻易出动。我们利用时机，在大坝召开了滇东南工委扩大会议，决定继续深入农村，进一步发动贫雇农，建立农会，建立基层政权，同时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民兵，壮大部队，滇东南地区的部队编成第七、第八、第九共三个团，各个县都建立了护乡团。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县区乡各级政权和滇东南行政专员公署也先后建立起来。群众组织的妇女会、儿童团等也很活跃。滇东南地区连续又解放了丘北、富宁两县城，除文山城以外连成一片，成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形势越来越好，滇东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