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运动的历史意义
“七一五”运动已经过去40年。经过40年历史的检验，其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终于得到公认，得到正确评价，中央批转的中共云南省委1982年31号文件作了明确肯定：“1948年开展的‘反美扶日’运动，在‘七一五’事件中，地下党组织领导是坚决的，群众斗争是英勇的。”
对于这场斗争的评价，曾经有过分歧，形成分歧的原因，有的属于情况不明，即对斗争的发展历程及斗争造成的深远影响没有全面掌握；有的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及其他原因，以极“左”的观点把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随意夸大，无限上纲；曾经使当年参加斗争的广大革命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但形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则由于着眼的深度广度存在差异，在于是否把这场斗争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及其在整个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作用进行分析。
把“七一五”运动的范围局限于直接参与正面斗争的几千名学生，而且仅仅从1000多名革命师生被捕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昆明学运的短暂沉寂来衡量得失，自然不可能正确认识其历史意义，不可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事实上，参与这场斗争的不仅是参加游行的两万多名学生和在云大、南菁坚持斗争的数千学生，而且还有其他战线革命者多种形式的斗争，还有社会人士、统战人士的声援。运动的深远影响也不可能在斗争过程，或者在斗争刚刚过去的短时期内得到充分显现。1000多名革命师生被捕和学运出现短暂沉寂，只是浮在表面的暂时现象，最能体现其历史意义的则是这个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具体说来，就是贯穿于运动全过程的主导精神对于后来的革命斗争如“九九”反整肃斗争、昆明保卫战的影响；对革命干部锻炼提高的深远意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卫党组织的功绩；对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促进；反美蒋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以及对云南学运新高潮的推动等等。只有从这个运动所包含的上述几个方面的广度深度探讨其历史意义，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评价。
“七一五”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革命学生不怕困难、不避艰险、英勇顽强、团结奋战的光荣革命传统，这就是贯穿于整个运动的主导精神，这精神，体现于迎着敌人刺刀上的“六一七”游行中，体现于屡遭逮捕毒打而无所畏惧的街头宣传和被断水断电、封锁围困的斗争中；体现于以石块迎击枪刺，以千余手无寸铁的学生反击握有蒋介石尚方宝剑的2000多名军警宪特的云大、南菁守卫战，特别是云大会泽院三楼的守卫战中；体现于忍受酷刑，坚贞不屈地保卫党组织和维护“反美扶日”运动正义性的法庭斗争中。这种革命精神所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绝不能低估，手无寸铁的群众在城市能进行这样艰苦、这样英勇的斗争，不仅影响了云南后来的革命斗争，而且对当时居于反动营垒中的卢汉也产生影响，卢汉能在解放军还远离昆明，蒋介石嫡系的两个军盘踞云南的时候举义，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对云南革命力量的信赖，而构成这种信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革命师生在“七一五”运动中展现的革命气概和战斗精神。从华南分局派来的一位领导干部到云南了解这场斗争的基本情况之后，对于在云大、南菁坚持斗争的师生曾给以很高的评价。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经说过：“不战而降，不战而退造成的损失，比遭受牺牲还要严重。”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的态度是评价群众革命斗争的榜样，只有满怀革命激情，抱着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态度看待群众革命运动，而不是站在一旁评头品足，才可能对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作出正确评价。一个30来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一次学生运动中竟有千余人被捕，其中的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坚持战斗，在全国学运史上加添了光辉的篇章。(https://www.daowen.com)
在如此众多的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被投进监狱，在严酷的刑讯逼供情况下而能坚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不受破坏，这在云南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七一五”运动之后，云南的城市民主运动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七一五”运动之后经过短暂的调整，总结了斗争经验，党的力量，外围组织的力量，以及其他系统的革命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七一五”运动以前。1949年昆明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云南的解放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云南的游击战争，1948年以后，发展很快，至全国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三万多人，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已解放县城56座。云南武装斗争的迅猛发展，主要由于全国进入战略反攻以后解放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由于中央局、分局，边区党委和省工委的正确领导，广大干部战士和云南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七一五”运动以后，大批革命干部和革命青年参加武装斗争，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七一五”运动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民青”成员，绝大部分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被捕时还没有加入组织的积极分子去了一大批，没有被捕的组织成员和积极分子也去了很多，城市青年大批下乡，在“七一五”运动斗争之后规模最大，这对云南的武装斗争是有力的促进。其中，不少人在游击队中担任领导职务，段奇、杨畅东、岳竞先、孙兰英（施佩英）等同志还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反美扶日”运动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内容，仇恨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政策的人，都对这一运动持支持态度，这就是“反美扶日”运动扩大反美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三万大中学生的家长亲友，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学生的家长亲友处于社会中上层，学生遭受围困、毒打、逮捕，必然引起他们感情上的牵念，从而增强对反动政府的不满。政治因素与亲身感受加在一起，构成扩大反美蒋统一战线的基础，“反美扶日”运动之所以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原因在此。反动政府对学生的残酷迫害，对支持学生的社会人士和统战人士的责难，促使他们更加向革命力量靠拢。所以，“七一五”运动，扩大了反美蒋统一战线。
总括起来，“七一五”运动的历史意义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革命学生不怕困难，不避艰险，英勇顽强，团结奋战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护了党的组织，粉碎了敌人破坏党组织的阴谋；锻炼了干部、促进了农村革命武装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反美蒋统一战线；在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推进了云南革命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云南提前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七一五”运动将作为光辉灿烂的一页，永远载入革命斗争的史册。
1984年7月1日初稿
1987年12月20日第三稿
（杨知勇 执笔）
【注释】
[1]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七一五”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2—32页。
[2]杨知勇，时任昆明学联负责人和云大地下党支部书记。
[3]曹铎光，当时为云大政治系学生，“民青”盟员。
[4]《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08页。
[5]上海《中央日报》1947年5月19日。
[6]天津《益世报》1947年6月10日，蒋介石“谈处理学潮之方针”。
[7]《昆明防空材料实录》，见当时学联发的宣传品，该宣传品存省档案馆。
[8]1948年6月19日《正义报》。
[9]6月22日《观察报》。
[10]见7月8日《正义报》。
[11]见7月5日昆明各报。原件存省档案馆。
[12]见国民党政府国防部0976号代电。原件存南京档案馆。
[13]见昆明市伪警察局长王巍给昆明市伪市长的报告。原件存省档案馆。
[14]详见李志正：《“七一五”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第二辑。
[15]原件存省档案馆。
[16]原件存省档案馆。
[17]原件存省档案馆。
[18]原件存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