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起义后的工运工作
1.武装保卫昆明与武装保厂相结合。由于党中央正确的统战政策和解放大军压境，云南无论城市和农村都已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卢汉终于走上起义的道路，昆明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全市人民欢欣鼓舞。但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在卢汉起义后，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昆明进行反扑。在这危急关头，大家感到，要保厂护产，必须首先保住昆明，因此，必须把保厂护产和保卫昆明结合起来。
这时，组织上做好卢汉的工作，公开给工人发了枪。工人武装起来以后，即将过去所组织的力量公开化、成立了共2000多人的保厂队、护厂队、纠察队等武装组织。当时，在地下市委的紧急号召下，工人们都纷纷要求参加昆明保卫战。各厂党组织，除留下一定的武装力量进行武装保厂外，大部分都参加了市委直接领导的昆明义勇自卫队，编为义勇自卫队第一、二两个大队，当前线战斗紧急，警察抽调到第一线时，这支以工人为主体的义勇自卫队，就担负起整个市区的城防和警戒任务。
卢汉起义前，大批敌特分子涌到昆明，妄想实施他们的“应变计划”。当敌军迫近城郊时，这些潜伏在各个角落的敌特分子就蠢蠢欲动，出现不少的谣言和反动标语。甚至市委在铁局巷开会时，竟还有特务盯梢。昆湖电厂的反革命分子陆西樵竟把工人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卸下来，威吓群众“不要高兴得过早”。为了防止敌特里应外合，保证前线作战的起义部队有个巩固的后方，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全市性的镇反肃特工作。除由田秉熙等同志所掌握的临时军政委员会公安处按原来调查的名单逮捕了大批敌特人员外，义勇自卫队及各系统群众也同时行动。以铁路及纱厂工人为主的义勇自卫队第一大队，在铁路、纱厂和他们设防的地区内逮捕了45人；以交通系统和城区工人为主的第二大队，逮捕了65人。其中有逮捕时正在烧毁文件的“电讯检查组”头目，有正在密室策划搞破坏的敌特上校，有长期与人民为敌、压迫工人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昆湖电厂逮捕了陆西樵和一个警卫队长；五十三厂逮捕了20多个敌特、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都送交公安处。这次行动，全市共逮捕了1000多人。与此同时，还举行了一次以城区工人，搬运工人及学生为主体的镇反大游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妄图里应外合，进行大屠杀，大破坏的阴谋，为保厂护产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隐患，为前线作战提供了一个巩固的后方。
当敌军迫近双龙桥一带时，处于前沿阵地的几个厂将保卫昆明与保厂融合为一体。玉皇阁发电厂在该厂党支部领导下，将全厂人员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管生产，一部分管防卫。管生产的人员为了保证整个市区的照明，冒着枪林弹雨，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日夜生产；搞防卫的同志，一方面以钢板和沙包在主机房砌成防御掩体，以防止敌人枪弹、炮弹的射击和敌机的轰炸，维护了生产和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则将围墙作为防御工事，在围墙的东、西和南面，设置枪眼，准备在敌人迫近时开始射击，为了支持两部分人员的工作，职工家属也动员起来烧水，做饭、洗衣服。在纱厂，除生产人员坚持着生产外，还把广大职工动员起来，拿起武器和采取各种防御措施，准备在敌人冲入厂内时，与之搏斗。此外，他们还将厂里的沙包，配合电厂的同志及民工运到双龙桥，构筑工事。起义部队就凭借这些工事，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猛攻。守卫在大东门及万钟街配电所的义勇自卫队，则将他们自己制造的地雷，埋设在主要道口处，并在街上设置了路障，准备和敌人进行巷战。他们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不畏强暴，敢于和敌人硬拼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这时，在后方保护工厂的同志也毫不逊色，五十三厂为了防备敌机轰炸和敌特人员的破坏，发动全厂职工将机器搬进了山洞；昆湖电厂，石龙坝发电厂及自来水厂，则在发电机房和主要水源的九龙池周围堆置了沙包进行武装守卫，以防敌特破坏、放毒及敌机轰炸。当敌机将一些水管的管道炸坏时，水厂的同志立即组织抢修队进行抢修。在供水之前，他们都要亲自尝过后才放水，以防意外。他们就是以这样的高度责任感，始终保证着整个市区的水电供应，对安定军心和民心起了重大作用。铁路工人，为了使机车不致被敌人掠走而将机车拆卸，使之不能行驶；有的在敌军撤退时被胁迫开车，他们就设法在半途将机车弄坏，迫使敌人只好弃车逃遁。
12月20日解放军已进抵沾益，敌军怕遭到腹背受击，于21日撤退，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2.临时管理机构的建立。保卫战结束后，各厂即在原来“联防区”“联防片”的基础上成立了铁路、城区、柳坝、海口、西郊、北郊等多区工会联合会（简称“区工联”），并在区工联的基础上与交通系统联合起来，成立了“昆明市职工联合会”（简称“市工联”）。后来，根据市委的决定：将“工联”“学联”“农协”“市民联”“妇联”等组织统一起来，成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市人联”），作为贯彻市委的决定和指示的公开机构，以统一指挥全市人民恢复生产，维护革命秩序，准备迎军接管等工作。
各基层单位，根据市委建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指示，结合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建立了性质相同而名称、形式各异的临时管理机构。如“临时管理委员会”“工厂管理委员会”“厂务管理委员会”等等，但这些机构都是以工人代表为主，有厂方及技职人员的代表参加负责，管好工厂，准备迎军等工作。
3.以迎军为动力，恢复生产。从市到各基层的管理机构建立后，市委发出了“以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军进驻昆明”的号召。铁路职工抢修被破坏的铁路段，掀起你追我赶的竞赛场面；五十三厂开展了劳动竞赛，生产出200挺机枪和500具指北针向解放军献礼；许多厂的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不断突破生产定额，提前完成生产任务。有的为了给国家节约资金，放弃了年终奖金。有的积极采取措施保住了单位在外国银行的存款，有的将向国外采购的机器安全地运回到昆明等等。一些私营企业，因资方心怀顾忌而停工停产，引起了劳资纠纷，当即由“城区工联”出面，“市人联”派代表参加，向资方交代政策，并要他们限期开工，恢复生产。
4.新的开始。1950年3月4日，昆明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市人联”即宣告结束。接着由地下党组织配合军代表在各单位，组成了公开的党的基层组织，具体领导各单位的接管和发展生产的工作。4月15日，“市工联”在云南纱厂召开了全市职工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昆明市总工会，“市工联”也宣告结束。
【注释】
[1]选自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昆明解放——从昆明解放到军事接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283页。
[2]唐嘉宾：时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产业工作委员会书记。
[3]朱枫：时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产业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参谋长（兼参谋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