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宋一痕与云南起义[1]
席淑英[2]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每年的5月4日，我都会感到一种难言的悲伤。因为这使我记起了那些使人不寒而栗的岁月。1967年5月4日凌晨，宋一痕不堪凌辱，怀着一肚子的心事与冤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宋一痕，原名宋达言，字仲明。1901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到他的父亲宋锡九这一辈已是“家道中衰，清贫如洗”。他在家中排行第二。青年时代在昆明私立中学成德中学上高中时，就投身于大革命的风暴之中，先是在成德中学参加学生联合会。1926年又参加昆明的共产党组织，当时称为CP，由组织安排在学联负责宣传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宋一痕在1928年3月，奉党组织之命，离开昆明来到上海。由于处在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宋一痕从此就与党组织脱离了联系。以后，宋一痕以个人身份投身于抗日民族战争之中。他后来参加了“青年援马抗日团”（即抗日领导人马占山）并担任“援马抗日团”的副团长。后来应张学良将军之邀请，在武汉主办《扫荡画报》即《扫荡报》的画刊。1937年，第六十军出师抗日，应六十军军长卢汉的邀请，宋一痕被委任为六十军高级参谋并具体负责六十军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宋一痕当时曾亲率电影摄影队亲历著名的台儿庄会战，拍摄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抗战资料胶片，可惜的是，撤退时毁于战火。当六十军调回昆明整编补充时，宋一痕也随军回到昆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宋一痕因在援马抗日团时腿部曾负过伤，所以没有随六十军开赴越南受降，而留在昆明养伤。1946年春，蒋介石命令到越南受降的卢汉所部一方面军开赴东北参加内战。一痕便决心放弃高参之职，就此脱离了国民党的部队。记得一痕当时这样对我说：“当初我是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加之六十军是云南子弟奔赴抗日前线，我才参加六十军的。如今他们是去参加内战，我绝不会同他们去参加反人民的内战，现在我同他们誓不两立。”他又说：“我对自己以后已作了安排，从大革命后期，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我已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今后，我准备到解放区去，到延安去。为此我作了两个计划：一是先在昆明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组织取得联系后若组织安排我在昆明工作我就留在昆明为党工作。若在昆明不能同组织取得联系，或是发生其他情况，我们就直接到延安去。”他还对我说：“在那里有许多女同志在从事各种工作，你到那里也能参加革命工作的。”以后，他就在昆明寻找党组织。并同当时在昆的许多进步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如：闻一多先生，吴晗先生等。
1946年春节前，潘朔端（宋一痕的妹夫）来向我们辞行。潘说他已就任第一八四师师长，将率部队开往东北，并问一痕是否同去。一痕说：东北我是不同你们去了，我脱离部队的决心已定。今后，我将回到“那边”（指解放区）去。局势，我们以前已谈过不少，希望你到了东北好自为之。潘对一痕说了他到东北后的打算，潘还说自己对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极为痛恨，他在武汉时就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通过与他们的交谈认识到共产党的一些方针、政策。他想准备到东北后相机行事，到时率部反蒋起义投到共产党那边去。一痕非常赞同潘的这一想法。对潘说：“不要固执了，到了那里，一枪都不要打，就各人过去了，我们再见面时，可能是在一种新的环境里了。我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1946年5月，传来了潘朔端在东北海城率部起义的消息。我们很受鼓舞。一痕激动地说：“潘朔端是好样的，为云南军队的将来带了个好头。我一定要努力寻找党组织，等同组织取得联系后，要求到东北去。我将凭借自己同云南部队中一些将领的关系，策动他们脱离蒋政权的统治，率部起义。”
这时，一痕已打听到昆明的地下党组织是由华岗同志负责。一痕就通过一些关系设法同党组织联系，如《新华日报》报馆。正当他同党组织联系之机，昆明发生了李闻惨案，国民党特务机构疯狂地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当时昆明完全是在白色恐怖之中。一痕的行动已被国民党特务发觉，特务对一痕已经暗中监视。一痕决定不能继续在昆寻找地下党组织，因为这样，会给党组织带来危险。只有采取第二步计划到解放区去。当时从昆明到解放区是不通的。国民党当局对解放区实行了严密的封锁。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先取道香港，再转赴解放区去。计划制定之后，我们开始做离昆赴港的准备，如变卖家具、书籍、用品等筹措旅费，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了。为了减少和避免一些关卡的盘查，一痕决定凭借他同当时已就任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的交谊，前去找卢汉请他帮助出一个证明：以送妻子席淑英到香港就医为名。当时，卢汉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天，卢汉将一痕留在他家里详谈了一天。晚上，一痕回家来表现得非常兴奋。他对我说：“卢汉已同意带助我们了。”接着，他看了周围邻居已睡静，便和我进行了一次十分有意义而又慎重的谈话。他说：“从今天卢汉同我的谈话中，我知道卢汉对蒋介石歧视、排斥地方力量，想借内战瓦解云南军队的政策极为不满，卢汉想让我乘这次到香港的机会，为他详细了解一下港澳方面及‘那面’（指解放区）的情况，回来告诉他，他想做另一条路的打算。”接着他对我说：“我认为卢蒋从根本上不和，是一个大好机会。我有个大胆的设想，如能利用卢蒋不和这一可乘之机，在适当的时候回昆明来策动卢汉在云南起义，使广大云南人民能免遭战争蹂躏，脱离‘蒋政权’的黑暗统治。但此事非要得到党组织的支持，否则是不会成功的。等到了解放区，我一定要向党组织汇报这一行动计划。”他又说：“这一行动必须把我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往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只要是为党工作，我都感到无比幸福，希望你能支持我。”我当即表示一定全力支持他，只要他幸福我也就感到幸福。我们越谈越兴奋，一直到天明，向往美好的未来我们都感到无比欣慰和激动。我们更加快了离昆的准备工作。
1946年9月底，卢汉派他的副官给我们送来了通行证和两张飞机票及一些旅费。我们就起程赴港了。到达香港的第一天，我们住在九龙饭店。说来也巧，当我们挂出名牌后，黄洛峰同志就来看我们了。黄洛峰是云南人，和一痕是成德中学的老同学，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一痕参加党组织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工作。他们一见面都非常兴奋，一痕热烈地握着黄的手说：“真是他乡遇故知。”他们谈起了大革命时期一起工作的情景直至深夜。黄洛峰同志告诉我们他在香港的一家名叫“一斋图书室”工作。要我们常去玩玩。此后，我们经常往来，在“一斋图书室”里，我们看到了许多内地没有的进步书刊。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们知道“一斋图书室”是党在香港的一个联络点。黄洛峰同志是联络点的负责同志。于是，一痕把我们这次到港的目的向黄说明后，黄对一痕说：“等我将此事汇报香港分局，帮助你同分局取得联系，你就在香港等待消息吧。”在此期间，一痕找到了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并且同党在港宣传机构《华商报》报馆取得了联系。
1947年初，在黄洛峰同志，《华商报》的同志及翦伯赞先生的帮助之下，一痕同党中央香港分局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以后常来联系的还有乔冠华、冯乃超、夏衍、吴荻舟、张铁增等同志。随后，香港分局负责同志方方约见一痕。一痕向方方同志说明了此次到港的目的和想到解放区尔后再到东北去的要求。方方对一痕说：“你要求到解放区去很好，但现在的形势是前方、后方一样重要，经组织决定需要你回云南工作，具体工作等组织安排好，就通知你。”一痕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并向方方谈了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策动卢汉在云南起义的设想和计划，说自己愿意担负起这项工作。方方同志对一痕的计划表示赞许，对他说：“此举事关重大，需汇报党中央后由党中央作出明确的工作指示，才能开始工作。你就在香港等待中央指示吧。”这样，一痕决定我们就在香港等待中央指示。
以后，一痕将在香港得到的有关解放区消息，在港进步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对全国形势、云南形势的看法，加以详细的分析，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昆明给卢汉。同时，一痕还要求香港分局的同志帮助打听到潘朔端起义的情况，并向华南局说明了潘的夫人宋平想到解放区去的要求。香港分局同志回答：“等我们联系妥当，就马上告诉你通知她来，我们送她去，你让她做好准备。”一痕也将这些情况转告了潘朔端的夫人，他的三妹宋平。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为了工作的保密性，我们根本不同香港社会的其他人接触。我们在香港九龙密敦道这个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只有党组织的同志知道我们的住处。我们的生活费用多是我娘家接济一点很有限，特别又是在香港这个挥金如土的地方，开支简直大得骇人，我们经常都是买一个面包，我和一痕一人一半糊口度日。虽然生活艰苦但没能动摇我们的信心。
1948年5月，一痕在香港遇到了陈公宪夫妇，陈公宪是卢汉的法文秘书在云南外交署工作。因一直都没有收到卢汉的来信，一痕向陈打听卢汉在昆明的近况，并托陈公宪带一个口信告诉卢汉说一痕在香港有事，目前暂时不能回昆明，卢汉如果有什么事，请他写信到香港。
1948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发展，正在这时，一痕接到了香港分局转来的中共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一痕的设想计划现在可作为行动付诸实施。命令一痕秘密回昆明了解云南局势，摸清卢汉态度。然后再对卢汉进行初步统战工作后，速回香港向中央汇报。一痕为了确保此次回昆工作顺利进行，发了一个电报给陈公宪，希望陈在接电之后到机场接他。6月中旬，一痕在香港经过化装，秘密回到了昆明并乘陈的汽车回到了护国路青龙巷我的娘家。他让陈去告知卢汉他已从香港回昆。次日晚，卢汉派副官开车将一痕接到青莲街（现翠湖南路4号）卢汉家中。一痕向卢汉谈了他在香港所知道的一切。并按党中央的指示对卢汉进行了工作。卢汉表示必要时愿意考虑起义这条路。并要一痕在香港为他了解一些中共方面的情况。一痕说自己此次回来是为办点急事。不日就要到香港去，对卢的所托一定尽力而为。希望卢汉经常通信联系，如有要事可以立刻打电报叫他回来，卢汉表示同意。
一痕回青龙巷后通过我的三妹席淑芳（朱家璧同志夫人）秘密约见了宋平，告诉他，潘朔端的下落已打听到，现任某军区副司令员，让宋平尽快设法到达香港，由党组织送到解放区去。五天之后，宋一痕回到了香港通过分局向党中央汇报了回昆工作的情况，党中央认为一痕此次回昆工作很有成绩，让一痕继续在香港等待下一步的工作指示。从那以后我们就陆陆续续得到了卢汉给予的经济支持。
1948年10月中旬，滇军九十三军在东北锦州全军被歼，同时，曾泽生军长在长春率六十军起义。至11月初辽沈战役取得胜利。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取得了胜利。在这种形势发展下，中共中央根据云南局势指示宋一痕准备第二次秘密回昆工作。恰巧一痕在这时收到了卢汉的急信，卢汉要一痕回昆有急事相商。一痕立即向香港分局的负责同志汇报了此一情况。香港分局即刻向中央汇报，中央认为在云南进行起义策动工作现在已是时机，命令一痕回昆直接对卢汉进行工作，并对一痕做了工作指示。次日，一痕从香港回昆。他见到卢汉向他说明了现在全国形势的发展趋势，指出蒋政权已是大势所趋，败局已定。希望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不要作历史的罪人，希望卢汉为了云南各族人民作出选择。并说我们云南的曾泽生、潘朔端在东北不是都选择了这条路，北平的傅作义也是选择了这条路，望卢汉主席也能选择这条路。卢对一痕说：“我通过多时的考虑，为了云南的‘三迤父老’我是要选择起义这条路，并已下了决心，我近来已同在云南的老部下做了商议，大家也都愿意走起义这条路。现在，还有一些事就是关于起义的时间，起义后的一些工作安排等。重要的是中央军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驻在云南，如果行动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起义时希望能够得到解放军的直接支援。为了这些事我已派出一些人去联系，但为了确保行动严密，联系中共方面没有合适的人选。你已到了香港两年了，没有人会注意你。还有你在‘以前’（指一痕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中共组织，他们能够信任你，我想只有用你的关系去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你认为能行吗？”一痕听完后笑道：“我这次回来就是接受了中共中央指示来和您商谈的。你既有此决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我在香港一直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卢汉听了又惊又喜，也笑着说：“难怪如此，所以你以前给我的信和前次来对我说的那些话都很像共产党的言论。真难为你看得那么远。既然你是中共方面派来的，那么有些事就要问你的。比如：在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起义，起义后的工作安排等等。”一痕说：“这些事必须汇报中共中央，由中共中央决定。”卢汉向一痕问起了中共方面对起义将领的政策。卢说：“我和部下们都是国民党的将领，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的事，起义后能否得到中共方面的谅解？”一痕把党的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对卢汉做了一些说明。卢汉又问一痕是否能见到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一痕说如果有重要事情是能够见到的。卢汉要一痕将他所问的事情代他亲自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谈。为了表示起义的决心，卢汉当即由夫人执笔，写了一份决心书，卢汉亲自签名盖上印章交给一痕。要一痕一定亲自代他交给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一痕当即表示一定办到。晚上，一痕由卢汉派车秘密护送回青龙巷。到家后，由我的母亲将卢汉的决心书缝在一痕的西装马甲里。一痕又秘密地约见了当时在昆明“干部大队”任大队长的三弟宋彬。宋彬向一痕说：我们那里有许多人都想到“山那边去”（指参加边纵）。一痕说：“你们现在要掌握住局势，不要单独轻举妄动，到时候卢汉会采取统一行动的。”第二天，一痕由卢汉派人护送到昆明机场，乘飞机离昆到香港。他回到香港后，立即向香港分局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卢汉的要求，香港分局负责同志说等汇报中央约定时间，就护送你北上。
当时，宋平也到达香港，一痕把她交给香港分局，没有几天宋平由党组织护送连同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欧阳予倩夫妇等，一起乘船到解放区去了。
1949年3月间，一痕接到了中共中央指示，由香港分局护送到北平。一痕到北平后，受到周恩来、李维汉、李克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会见。会见中，宋一痕将卢汉的决心书从西装马甲里取出交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对云南准备起义做了高度的评价，对一痕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周恩来同志对一痕说：“宋同志，你是我们的老同志了，云南的工作还希望你继续努力。”一痕说：“我一定为云南人民努力工作。”
周恩来让一痕在北平休息一段时间，看看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情况，等待中央对云南起义的具体工作进行安排。以后，朱德总司令也接见了一痕。周恩来也多次约见宋一痕关心地询问了他这些年的情况。李维汉、李克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宋一痕作了多次长谈。在这段时间，一痕还会见了在北京的张冲，北大校长翦伯赞先生[3]，民主人士张印泉等人。
大约过了两个月后，周恩来再次接见宋一痕。周恩来对一痕说：“经党中央决定，你急速返回昆明工作。”接着周恩来还对云南的和平解放及起义作了三点指示：“一、欢迎。二、既往不咎。三、现在还不是时候。”谈到联系的方法时，周恩来说：“同中央的联系还是通过香港分局由他们派人联系。”一痕向周恩来说：“我的妻子席淑英也在香港，她同我同甘共苦二十一年了，她是一个可靠的人，我回去就让她继续留在香港同组织联系，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直接交给她，那是万无一失的。”周恩来同意了这一联系方案。周恩来还对一痕说：“你们是一对革命夫妻。”并同一痕说定了联系的办法，一痕也留下了我们在香港的住址。临别时，周恩来还关心地问一痕中断的组织关系是否需要现在恢复，一痕说：“现在我最重要的是去完成云南起义这项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个人的事等以后再解决，我也将在这次任务中再接受党的考验。”周恩来对一痕这番话表示赞许，接着对一痕说：“宋同志，我们以后对您还多有借重。”一痕回答：“周恩来同志只需指示，我一定为党和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
1949年8月，一痕从北平回到香港。他让我继续留在香港同组织联系，并对我交代了联系的办法，要我注意等待中央指示。我让他放心回昆工作，香港的事我一定办好。
这时，我的二弟席宣和几个同学准备经香港到解放区去刚好也到达香港。一痕素知席宣办事可靠，就挽留席宣在香港协助我工作。第二天，一痕就乘飞机返回昆明。他是下午到就听说上午昆明发生了“中央银行事件”，一痕惋惜地说：“我如果早回来一天，也许能够阻止这件事。”晚上他见到了卢汉，卢汉说起这件事也深感懊悔。并说我相信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共产党。一痕对卢汉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转达了中央领导人对卢汉的问候。并向卢汉谈起了这次在北平看到的解放后的情景，各界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情况等等。卢汉听了很受鼓舞，高兴地说：“我选择起义这条路看来是走对了。”自此以后每天天黑一痕就由卢汉派车从青龙巷接上五华山进行起义的秘密筹划工作，第二天天不亮秘密送回青龙巷。为了工作的保密性，一痕化名白云，来接送的人都称他为白参议。平时他也不同外界接触。同时，一痕还根据中央指示同昆明的地下党、边纵取得联系。由于一痕不能公开工作，同地下党，边纵的一切联系都是由我的三妹席淑芳进行。席淑芳当时是昆明求实中学的教员，昆明地下党组织的成员。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等地相继解放。解放军继续挥师南下。8月，湖南和平解放。蒋介石妄图在西南地区继续顽抗。9月，蒋介石再次来电督促卢汉到重庆见蒋（前几次蒋来电卢都称病未去）。为此，卢汉同一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商量。在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之后，决定为了排除蒋介石对云南的疑虑，确保云南起义顺利进行，卢汉此次是非去不可。为防备万一，卢汉还同龙泽汇、安恩溥等人作了安排。卢汉临走前对一痕说：“我此行是舍身救乡，为了云南的三迤父老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我有不测，云南起义照样进行，我已同龙泽汇、安恩溥他们作了周密准备，等中共中央指示一到你就通告他们一起行动。”一痕安慰卢汉说：“卢主席您不必紧张，根据形势的分析，蒋介石是为了笼络人心，您是要在表面上尽量取得蒋对您的信任，一定能不日而归，平安地回来。”
第二天，卢汉就飞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去了。约3天之后，卢汉从重庆平安地回到昆明。卢见到一痕后，对一痕说我们这次对形势分析得很对，蒋介石这次要我去见他，的确是为了笼络人心，我在表面上已取得了蒋的信任。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蒋介石想把云南变成“反共基地”，近期准备派特务头子毛人凤赴昆指挥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一痕对卢汉说：“应马上通知有关人员撤离昆明或是隐蔽起来。”经卢汉向有关方面通知，当时在参议会的杨青田等同志都各自隐蔽起来。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毛人凤到昆明亲自逮捕进步青年及学生。杨青田同志后来是由于行动不慎被特务逮捕。接着进步人士杨杰在香港，被特务杀害。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昆明的“九九整肃”。
这一段时期，卢汉为了一痕的安全让他暂时停止工作，不要露面。一痕为了工作要随时同卢汉联系，不能到其他地方只有隐蔽在青龙巷家中。平时由我的父母弟妹掩护他。若是在住家周围发现形迹可疑的人，或是有生人到家找人，他们就将他藏在房后“滴水巷”内。不久，一痕听说毛人凤将杨青田等许多同志的名单交给卢汉，要卢汉逮捕并处决他们。一痕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去找卢汉，要卢汉设法尽量找借口拖延时间，设法营救。卢汉对一痕说：“我已经这样做了，你放心。现在特务活动很猖狂，你再隐蔽一段时间，等风声平息些再工作。”一痕要卢汉向他随时保持联系。
不久，代行总统职务的李宗仁路过云南。一痕认为李代理总统不久，正是要笼络人心的时候，经同卢汉商议决定借此机会营救在“九九整肃”中被捕的同志。后来由卢汉对李宗仁说：“九九整肃”逮捕的人太多，多数是学生青年，其他的人呢说是共产党证据不足，如杀人过多会失掉民心。希望李总统能对这些人给予宽大处理。李当时就答应卢汉同意宽大处理。随后，卢汉便以此为借口将杨青田等同志及被捕的学生青年全部释放。
以后，一痕又同卢汉开始了紧张秘密的起义准备工作。一天，席淑芳急急忙忙地回家对一痕说：“我们有一个叫马一鸣的同志被捕了，党组织要我们通过卢汉设法营救他。”一痕立刻去找卢汉，卢汉说等我派人查明关在哪里，找到后我就把人给你送去。晚上卢汉派副官杨志平开车把马一鸣同志送到青龙巷交给一痕。席淑芳拿来了我父亲和一痕的衣服让马一鸣同志换上，由淑芳护送他脱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刘邓大军正在向湘川边秘密转进。蒋介石妄想利用云南的地理条件做最后的挣扎，要将国民党的大批军政机构从重庆迁往云南。在这样的形势下，一痕同卢汉等商议后决定：为了云南起义顺利进行，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军政机构迁来云南。不能让蒋的企图得逞。于是一方面由卢汉巧妙地周旋应酬，一面加紧云南起义的准备工作。(https://www.daowen.com)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陈赓、宋任穷同志所率的解放军第四兵团正在粤桂边作战。也就在这时，我在香港收到了周副主席指示云南可以进行起义的来电。电报是夜里收到的。电报是用明码以一个商业性质的名义发来的。这是一痕在北京同周恩来同志商定好的方案。电报发报人用的是化名。电文内容是我用预先准备好的电码翻译单让席宣照译的。电文内容是这样：“大批车辆已起运，艾、张、陈诸将随行，届时请与我坐庄联系为荷。”我核实了以后，立即将此电报原文发往昆明青龙巷家中。一痕收到电报后，给了我一个收到电报的回电。电文意思大概是说：解放军大军已直逼云南，艾思奇同志、张冲同志、陈赓同志将随大军南下，希望起义时与中共地下党及中共滇桂黔边纵队庄田司令员联系互相配合行动。宋一痕非常清楚来电的含义，一面叫我的三妹席淑芳去找地下党联系，一面由他本人带着电报上五华山去见卢汉，告诉卢汉中央指示来了。在香港我让席宣通知党的华南分局（时香港分局已改为华南分局）同志告诉负责联络的同志我已收到了中共中央来电，并已原文发往昆明，宋一痕在昆已收到了电报。
在这之后，边纵也收到了中共中央来电，并派马一鸣同志带着电报到青龙巷家中同一痕联系。接着，没有多久昆明地下党组织通知席淑芳说有一位同志要见宋一痕，要淑芳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随后，由马一鸣（即冯景行）同志带着边纵的副政委郑敦同志到青龙巷家中同一痕取得了联系。
11月24日，我的大弟，当时在昆华医院工作的席宽，借为医院买药为名来到了香港。席宽对我说：“姐姐，姐夫因工作正值关键时刻不能离开，还有就是国民党特务已监视了青龙巷住地，姐夫不能轻易露面，他让我代他来接你。姐夫让我告诉你，云南很快就要起义了，他要你带上他从北京带回来的那些文件赶快回昆明去，迎接云南起义。”听到云南就要起义的消息，我的心情是万分的激动。决定了回昆明的日期后，我发了一个电报给青龙巷家中。随即叫我的二弟席宣去通知华南分局同我们联络的同志，告诉党组织我们马上要回昆明了，要他们有事继续找席宣联系，我让席宣留在香港。
1949年12月1日，我将一痕从北京带来的《共同纲领》《论新民主主义》等重要文件和五星红旗的图样夹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中，然后放在一只水果篮子底部，上面再放上苹果、橙子等水果随身带着，同我的大弟席宽一起乘香港至昆明的最后一趟班机回昆。在香港的一切事务都交给席宣处理。
在飞机上，席宽对我说：“姐姐，昆明机场和街道上最近很乱，国民党特务活动得很猖狂，你可要多加小心。”我对他说：“我已给家里去了电报，到时候会有人来接我们。到昆明后，若有人问起你姐夫，就说他还在香港只是我们回来。我们要机警一些，不管有什么危险。”到了昆明，我们刚下飞机，陈公宪就迎上来，陈说他受卢汉的委托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要我们赶快上他的车，这样我们顺利到达了青龙巷家中。一痕已在家等着我们，我把文件取出交给他。他随即乘陈公宪的车上五华山去了。以后几天一痕都没有回家。
12月5日，一痕回家对我们说起义时需要一面五星红旗。因起义工作是秘密进行，旗子不能拿到专门做旗帜的铺子里去做，要我们在家自己赶制。如能多制几面更好。随后，我们全家都行动起来了。我父亲席聚玉到布店买来两匹红布，一匹黄布，一匹白布，还有一匹红绸子。三妹淑芳向邻居借来了缝纫机，并请来求实中学刘志敏老师帮忙。我母亲照图样裁剪着，我照图样尺寸摆五星，淑芳妹和刘老师用缝纫机缝着，宋晓燕等妹妹们用白布缝着套旗杆的套子。大家越干越有劲，每天都干到深夜。直到12月8日把布全部做完。还用红绸子做了几面较大一些的。
12月6日，卢汉召集了他的部下们秘密地开了一个有关起义的会议。具体布置了起义的工作。
12月9日，一痕回家来把我和淑芳叫到屋内，告诉我们云南即将要举行起义了，要淑芳做好准备，等接到通知就去告诉地下党负责人到五华山去。并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惊慌。住家周围都有人保护。得知了我们盼望已久，为之奋斗的时刻即将来临之时，我和淑芳及家人都是无比兴奋和激动。
9日晚上，卢汉按照事先同一痕等人商定的计划，先将9日中午从成都飞来的张群扣在青莲街公馆内，然后以张群的名义召见各方面的将领。计有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等要员都被一起扣留。并押上五华山光复楼严密看管。昆明全市随即戒严。
10时左右，卢汉的副官杨志华开车来到青龙巷，带来了宋一痕的字条，字条内容是：“起义马上就举行，望将五星红旗交来人带来，淑芳立刻去通知地下党组织。”淑芳拿了五星红旗同杨志华走了。以后是杨青田同志代表党组织到五华山去协商起义后的事宜。
午夜，卢汉在五华山光复楼宣布了云南起义，同时向全国发出了云南起义通电。宋一痕和杨青田同志走上光复楼同卢汉热烈握手祝贺起义成功。从此之后，一痕才开始公开露面工作。
起义通电发出之后，随即收到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发来的贺电，接着还收到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代表中央发来的贺电。发来贺电的还有陈赓、宋任穷及全国已解放省市的贺电。
12月10日凌晨，一痕同卢汉乘车巡视了昆明全城一转，全市非常平静，情况很好。一痕顺便将淑芳送回青龙巷家中。并告诉我们起义已顺利进行，他这几天因工作不能回家让我们放心。我们全家都没有睡，都在等待着起义的消息。听宋一痕说完后，大家都非常兴奋，弟妹们高兴地拉手跳了起来。
10日清晨，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上冉冉升起。从此云南人民脱离了蒋政权的黑暗统治，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12日，昆明解除了戒严，全城街道两边的铺面上，张灯结彩，挂出五星红旗庆祝昆明和平解放。卢汉按中共中央指示组成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领导起义的善后工作，维持地方秩序。卢汉任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有李弥、余程万、杨文清、安恩溥、谢崇文、曾恕怀、吴少默、宋一痕等10人。宋一痕兼任公安处处长。
12日上午，卢汉对一痕说：“早上我已把张群放走了。”一痕对卢说：“主任，我不是曾多次对您说过张群很重要，你把他放走了，这怎么交代呢。”卢汉说：“一切责任由我负，张群又没有军职，留着他也没有多大用处，不如让他走了到外面也可为我们作宣传。”一痕为此表示遗憾。
从10—14日，军政委员会对国民党中央军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等做了大量工作，希望他们能率部起义，李弥坚持顽固立场，最后勉强答应随同起义，余程万也表示愿意随同起义。
12月15日，有情报说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准备进犯昆明，临时军政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了防御计划。并用急电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解放军支援，并调集了昆明起义部队（3个保安团）准备战斗。
17—21日，起义部队同进犯昆明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向云南挺进的解放军部队在接到了中央命令后，组成了一支快速部队星夜兼程向昆明急进。在起义部队英勇奋战及昆明市广大市民支持下，在解放军的有力支援下，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保卫战期间，军政委员会释放了李弥、余程万去说服他们的部下起义，停止进攻昆明。结果李弥窜至云南境外，余程万则在台湾被蒋介石枪毙。
12月20日至1950年1月，蒋介石曾多次派飞机轰炸昆明五华山一带，其目的是要想摧毁起义后的临时军政委员会。在保卫战期间一痕一直都同卢汉主任及其他军政委员们一起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同志率解放军四兵团进驻昆明。
3月，昆明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
9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宋一痕被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的中央政府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任云南省劳动就业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时一痕对我说：“党中央交给我云南起义这项任务我已完成。今后，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去搞好建设云南的工作。”
（子云、子佳记录整理，1988年3月）
【注释】
[1]选自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集粹（三）政治军事》，2004年版，第343—351页。
[2]席淑英：是宋一痕夫人。
[3]应为北大副校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