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卢汉

争取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等地方实力派，是党中央和省工委的一贯方针。我离开延安经南方局派遣回云南后，就长期在滇军中做这方面的工作，直到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时，我任他的特务团团长。在滇军部队和卢汉的身边，地下党安排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工作。云南反蒋游击战争中我军有些军事指挥员，也是我们在滇军工作期间接受了革命影响和培养起来的。

云南发动大规模游击战争以后，地下党仍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卢汉的工作。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南下的形势下，卢汉开始考虑寻求与我党取得联系。1949年春，我从开广区回到弥勒西山，卢汉的内弟、保安部队的旅长龙泽汇派人来，在西山找到我说：“龙旅长要求同你见面”。当时云南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我们还不能到敌占区去，便对来人说：“要见面可以，但不能在昆明，见面地点可以在我们游击区。如果龙泽汇来，他的安全由我们负责”。并且告诉他，我叫朱华（朱炳南）同志在昆明同他们联系。为了试探卢汉的诚意，我给龙泽汇去信说：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比较缺乏，请你们支援一部分。后来，卢汉为表示向我党靠拢，先后3次一共给我们输送了轻重机枪201挺，步枪3000支，弹药200箱。

在卢汉与我们取得联系后，曾与我们商谈他率部起义的问题。1949年5月，我们正在寻甸、嵩明等地开展工作。当时寻甸的羊街住着一个保安团，卢汉派人送枪来，我们派部队到羊街去取回送来的枪弹。当时那一带已为我方控制，5月下旬我和龙泽汇约定来羊街磨盘寺见面。当时龙泽汇是国民党保安团旅长（不久升为第九十三军军长）。他代表卢汉，我代表边纵作了一次秘密谈判。龙与我是黄埔军校第八期同学，是朋友，见面不拘束，谈起来能够推心置腹。我讲解放战争的形势，讲党的政策，他讲准备起义的想法。这次商谈虽然还不可能作出具体安排，但互相摸了底，我们对他做了工作。第三支队的代司令员杨守笃、政委许南波参加了这次商谈。(https://www.daowen.com)

此后不久，我赴砚山阿猛参加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向郑伯克汇报了争取卢汉的工作情况，边区党委也向华南分局作了报告。当时，对争取卢汉的问题，我主要是讲了云南是边疆多民族地区，争取卢汉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削弱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有利于我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二是可以抵制国民党中央势力和蒋系部队涌入云南；三是可以动摇和瓦解省内各地大小实力派的抵抗，稳定边疆形势。同时，我们从卢汉的发展历史、现实处境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分析了争取卢汉的可能性。在排除了认为“争取卢汉是幻想”、是“右倾”等“左”的干扰以后，边区党委决定由我和张子斋等同志继续做好争取卢汉的工作，继续安排同卢汉的代表接触谈判。

阿猛会议以后，我们经过周密的布置，双方又一次约定在路南石林进行了秘密会谈。我方参加会谈的有我、张子斋、郑敦。卢汉的代表仍是龙泽汇。这次商谈的问题是卢汉起义的时机与双方部队配合对付驻滇蒋军的问题，张子斋等同志主要讲形势、政策，我主要讲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会谈中达成了3条协议：一、卢汉起义的时机。根据力量对比，双方一致认为，在南下野战军靠近云南时起义。否则，驻滇的中央军动手就会造成被动局面。我方代表在会谈中表达了要对方及早动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二、传送情报。凡有关蒋介石和中央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企图、计划、行动，卢汉方面均应及时通报我方。三、云南保安部队，如果配合中央军行动，应把行动计划告知我方。在会谈中，龙泽汇提出要了解我军实力，我们回避作正面答复。事实上，在全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这时游击战争遍布三迤，我军发展迅速，纵队领导机关也一时难以准确掌握各地人民武装发展的情况。石林会谈后一段时间里，卢汉方面还是履行了协议的。1949年8月，当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党西南四省区军政首脑部署退踞云南、调集重兵“围剿”边纵之前，龙泽汇等把中央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等情报送来给我们。张子斋在石林会谈后，专门留下负责继续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

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是长期而复杂的。利用这种矛盾，争取实力派反蒋，是我党的既定方针。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既是正确的，又是艰难的。石林会谈后的9、10月间，蒋介石诱迫卢汉发布反共整肃令，于9月9日在国民党特务头目亲自坐镇指挥下，查封进步报刊，解散有我党组织活动的省参议会，逮捕地下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400余人，并配合驻滇蒋军发动对边纵的大规模的“围剿”。我方指定在昆明与卢汉方面联络的两位同志，也被投入监狱。在严峻的形势下，云南党组织仍冷静的区分这股逆流的源与流，坚定不移地把云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区别开来，继续选择时机，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争取卢汉的工作，直到卢汉在党中央感召下宣布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