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但是由于战争正在进行，直至5月份，华南分局领导人之一林李明同志从香港到昆明，又到滇东南召开了边区工委和省工委的联席会议，实现了中央军委的这一战略部署。把桂滇边区工委与云南省工委合并为滇桂黔边区党委，把桂滇黔边纵队与云南全省反蒋人民武装部队统编为滇桂黔边纵队。有的回忆录说，改编的时间是1949年1月，召开会议的地点是砚山阿猛，都不确实。1月是中央军委决定改编的时间，而不是实际改编的日期，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丘北弥勒湾，会议由林李明同志主持，我是会议的秘书长。由于时间久了，有些事需要查对文件才能确认。但有些情况我还记得，按中央的布置，两个省级组织合并，建立滇桂黔边区党委，党委书记林李明，副书记周楠、郑伯克，后来周楠调走，副书记就只有郑伯克一人。滇桂黔边纵队下属12个支队，滇东南部队整编为边纵第四支队，支队是旅（师）的编制，滇东南工委改为地委，我任地委书记，庞自是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是陆琼辉。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五、第三十七共5个团和1个警备团，支队司令员廖华，我兼政委，李文亮为政治部主任。1949年7月整编完毕，第四支队即投入粉碎敌第二十六军对滇东南最后一次大“围剿”的战斗。

这以后，滇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就是组织迎接野战军入滇，消灭蒋残匪。当时，按照中央的部署，滇东南成了大军入滇的主要通道。我们动员了一切人力物力来做迎接野战大军入滇的工作。对于财政问题，中央批准发行100万半开公债。这一有力措施在保证大军入滇，胜利进行滇南战役起了重大作用。

最初，上级布置的迎军任务是5万人，后由于情况变化，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妄图由滇南外逃，所以入滇的大军增至20万人。这样，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当时，林李明同志曾对我说：“现在迎军的任务重了，问题大了，要设法保证大军一路畅行无阻，不能有耽搁”。我们分析了整个地区的情况，主要困难在于广南北路地区，那个地方山高坡陡，丛林野径，有一部分地霸武装，分成大股、小股，摇摆不定，如用大部队去打，一定很难奏效。时间来不及，而且我们当时也抽不出过多兵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霸武装与国民党中央军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在全国形势急剧变化，解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我向林李明同志提出用统战的办法，保证大军顺利通过。遂决定由我带着一个加强的警卫排到这一地区“拜访”结交当地的一些有“实力”的人物，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直走到广西边境。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方面靠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做好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深入发动群众；另一方面，依仗解放大军的声威，晓以大义，陈说利害。最后在原广南城防大队长、地下党员侬天祥同志家召开了一个“各路诸侯”大会。当天侬天祥同志杀猪招待客人。客人来时，大都前呼后拥，全副武装，警卫排的同志很紧张，我叫大家沉住气，注意搞好警戒，让无事的同志到河里去洗澡。客人们见我们轻松自如，剑拔弩张的气势就松弛下来。席间，我再次把解放大军入滇追歼残匪，解放边疆各族人民，建立独立富强新中国的形势讲了一遍，反复交代了我党我军的政策，诚挚地希望他们靠拢人民，协助解放大军顺利进军。同时，我也向他们保证解放大军不损害他们的合法利益。到会的人表示回去后决不与人民为敌，保证完成迎接解放大军的任务。

12月，解放大军从广西入滇。经富宁、广南、西畴、砚山、文山，四路大军日夜兼程，往西推进。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同志及各族人民群众，已早为大军准备好了房子、给养。大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列队欢迎。茶水饭食，保证供应。不少老大妈、小兄弟，把煮熟了的鸡蛋往战士手里塞，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大军以每天一百几十里的速度西进。

1950年1月7日解放文山城，1月15日，我军先头部队抢占了蒙自机场，关上了滇南大门。在滇南消灭了妄图外逃的蒋介石反动军队。

解放大军入滇后，边纵第一支队、第四支队随大军活动，我也到了蒙自。成立军事代表办事处以后，由我任主任，薛波任副主任。这段时间，滇南战役正在进行。我在蒙自一个多月就到昆明，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见到宋任穷、陈赓同志。后来，我被调到革命大学当教育长，告别了滇东南地区各族人民。(https://www.daowen.com)

解放以后，滇东南人民过上了新的生活，1958年成立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根据饶华同志1980年以后的几次谈话整理，并经本人审阅定稿）

【注释】

[1]选自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431页。

[2]饶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四支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