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坚持斗争
9月9日，反革命“整肃”开始，敌人解散了省参议会，查封报馆、电台、学校，并大肆逮捕。被捕的有省参议员14人，上层人士若干人，新闻界的编辑、记者、职工100多人，还有五十三兵工厂等厂的工人和部分教师、学生。总共被捕的达400多人，其中有党员、外围秘密组织成员和民主进步人士以及革命群众。敌人的目的是要破坏地下党组织，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并假卢汉之手进行一场大屠杀。
在监狱里，共产党员、秘密外围组织成员与民主人士、革命群众紧密团结，和凶残的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9月9日深夜，敌人武装军警包围、查封了除《中央日报》（昆明版）之外的昆明市全部报馆，逮捕编辑、记者及报馆工作人员，包括《正义报》社的全体职工。新闻界党小组的3个同志全部被捕。由于早有思想准备，同志们面对凶恶的敌人镇定自若。严达夫同志按事先约定的暗号，把风衣脱下托别人带回家，让爱人知道他已被捕，并及时通知组织。按约定，郭佩珊同志10日早上要来和他联系，他爱人及时告知了郭，以后郭安全转移。
9月10日清晨，李群杰同志也被捕。
组织上原已决定杨青田同志转移，但他准备再向郑伯克同志作一次汇报后离开，结果被特务追踪到他隐蔽的地方而被捕。
赵延康同志和万寿康同志是省参议员，当时都还未入党，由于团结在统战小组周围积极参加反蒋斗争，也遭逮捕。
敌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破获地下党组织，为此软硬兼施采取了多种手段。
首先，由特务头子周养浩进行“训话”。他大肆吹嘘自己屠杀革命烈士的血腥罪行，进行恫吓，妄图摧垮被捕人员的意志；接着，就要大家“悔过自新”。然后，在每人面前摆上一张纸，逼迫大家写坦白书。但是，在场的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敌人使用得更多的手法则是刑讯、逼供。李群杰同志被带到蔡公祠宪兵十三团审讯时，只见到处摆着审讯的“公案”。特务、宪兵对被捕人员进行毒打，施加各种酷刑，一片受刑者的惨叫声真是一幅惨绝人寰的罪行图。敌人摊出一些材料，追问李群杰同志，署名“怒涛”的文章是不是他写的？《南方》杂志是不是他主编的？同杨青田、李剑秋是什么关系？等等。李群杰同志严守党的机密，使敌人一无所获。
敌人对新闻界很注意。审讯时，把报纸摆出来，追问哪篇社论是谁写的？哪些消息是谁编的？在敌人的逼迫下，严达夫、何锡科同志都按党组织的指示，严守党的机密，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毫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采用各种方法应付敌人的追问逼供，使敌人无计可施。(https://www.daowen.com)
赵延康、万寿康同志，虽然还不是党员，他们牢记杨青田同志嘱咐的“不要牵扯别人”，和李群杰同志说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虽然他们已经估计到杨青田等同志是共产党员，但不论敌人如何威逼、用刑，都守口如瓶，只是以省参议员的公开身份，说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是代表民意。
新闻界一些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联盟”的成员洪树勋、杨登峰、罗琅等同志，在敌人的刑讯下表现都很坚强。受刑后回到牢房，立即告诉有关同志：“我什么都没有说”。
一些革命群众也主动地掩护了共产党员。《大观报》编辑主任孙光庭同志，敌人审问他《大观报》的一些社论是谁写的，孙明知是严达夫同志写的，却故意说成是已经前去香港的魏莫千主笔写的。《观察报》的广播新闻抄收员、华侨青年林碧藻悄悄告知严达夫同志：“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这些，证明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也鼓舞了在狱中的党员同志。
敌人的第三种手法就是在软化上狠下功夫。当时有个叛徒曾密告李群杰同志是云南省工委委员，曾经策动云大社会系的20多个学生下乡发动武装斗争。一天李群杰同志被带到一个地方，有3个敌人将级军官在那里，他们装出很客气的样子，举出叛徒叶青作为例子，劝李群杰“迷途知返”，只要招出组织的活动和负责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还可以飞黄腾达。李群杰同志岿然不为所动，只说：“我一向在省政府供职，既不会参加共产党，共产党也不会要我。”敌人的阴谋完全落空。
同志们被捕后，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互相间也不能正常联系，只能各自为战。李群杰、严达夫等同志通过家属送信，送东西和组织上建立了联系。党组织告知李群杰同志：只要不暴露身份，就不致发生意外；组织正设法营救，个人也可设法脱险；敌人是垂死挣扎，我们要坚定信念。李群杰同志就把党组织的指示作为个人意见秘密地告诉一些难友，鼓励大家坚定立场，坚持斗争。当敌人在审讯中，追问李剑秋等同志的情况后，李群杰同志及时通知爱人舒自秀，由她立即找到李剑秋，并变卖财物给李做转移的路费。严达夫同志通过家属得知自己联系的两个党员同志已经安全转移，并把狱中情况及时转达出去。当时，党组织对被捕同志家属的生活都作了安排。
在狱中，党员同志们积极团结周围的群众和民主人士坚持斗争。杨青田同志交代被捕的省参议员们：省参议会的事，不是一个人能定的，每个人都不要攀扯别人。严达夫同志在新闻界的同志们遭到刑讯之后，都立即前去安慰、鼓励。《观察报》的广播新闻抄收员林碧藻在狱中病重，他立即发动难友，要求监狱当局治病。以后这难友得以出狱就医。李群杰同志积极向被捕的民主人士进行工作。民主人士马伯安（回族）在狱中表现很坚强，写诗痛骂国民党。李群杰同志就和他商量，写信给白崇禧（白是全国回教促进会长），要求声援；又通过他策动昆明回教促进会发动伊斯兰教徒开展营救活动。李群杰同志又动员被捕的民革成员尹嘉成，通过他哥哥（市商会会长）发动工商界呼吁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还有省参议员惠国钧，华侨书店老板马杨生，李群杰同志都向他们进行了工作。
当时被捕的大批工人同志斗争也很英勇。虽然没有组织联系，但李群杰、严达夫等同志都很明显地感觉到，有党组织和党员同志在其中领导和团结群众斗争。
敌人的另一种阴险手法就是把一些特务、反动分子也“抓”起来和被捕的同志们关在一起，利用他们来刺探情况。和何锡科同志关在一间牢房的是一个特务。这些人经常被叫出去“审讯”，实际是去汇报情况。还有一些监狱管理人员、宪兵军官也经常到犯人中了解情况。但同志们早已识破他们的面目，对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一个反动分子在狱中公开向严达夫同志挑衅说：“达夫，我过去反共，现在反共，将来也反共”。严达夫同志置之不理，他只得悻悻而去。这个反动分子又经常散布：××要“红烧”（枪毙）了。企图瓦解革命人士的斗志。有一次，这个反动分子又大肆散布：写了自白书就可以出狱。严达夫同志知道敌人的阴谋是想在党员和群众之间进行分化，利用这一手段来发现地下党的线索。这时，辛亥革命元老、云南著名上层人士李根源从腾冲来到昆明，派人到狱中探望被捕人员，并提出要被捕的人写一封信给卢汉，方便他向卢汉讲话，进行营救。严达夫就利用这个时机，发动大家联名给卢汉写信，要求释放。大家一致拥护，敌人策动写自白书的阴谋就破产了。
由于共产党员、秘密外围组织成员、民主人士、革命群众在监狱里紧密团结，英勇斗争，保卫了地下党组织，使敌人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就为党组织挫败敌人的反革命“整肃”，粉碎敌人镇压民主运动的阴谋，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