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在“九九整肃”中无法无天的种种罪恶行动
毛人凤等特务经过两天时间的忙碌，整肃机构业已筹备就绪，黑名单已经整理出来，经商得卢汉的同意，即于9月9日开始抓人了。所谓“九九整肃”，其范围非常广泛，由省政府、省参议会，以至学校、报馆、电台中的进步人士以及工人居民都包括在内，这是蒋介石妄图再来一次大屠杀，摧残革命力量的罪恶行动。
9月9日下午4时许，特务头子徐远举率领沈醉、周伯先及小特务共十数人，并未会同宪警，即单独到靖国新村杨杰将军家中逮捕杨杰将军。这是特务们“九九整肃”大逮捕的头一炮，可是这一炮没有打响。因为杨杰将军已听到风声，当天上午就飞往香港去了。杨的飞机票是他的侄女婿云南纺纱厂副厂长兼裕滇纺织公司总经理朱健飞代买的，上飞机也是用朱健飞的汽车送去。杨杰将军没有捕到，特务们大伤脑筋，徐远举暴跳如雷，责骂沈醉；沈醉又责骂周伯先及其他小特务没有做好监视工作。周伯先等不敢当面硬碰，背地里互相埋怨，说昨天建议就动手，拖到今天，人走了反而降责我们。徐远举在扑空的情况下，就拿别人来出气，当即将杨杰将军的副官张德尊逮捕起来，就地审讯，乃得到杨杰将军什么时候走，怎样走法的线索。特务们在杨杰家中翻箱倒笼严密搜查，有几个箱子锁着没有钥匙，特务就用斧头破开；有一架玻璃书橱锁着，也敲开玻璃搜查。特务们又怀疑杨杰将军是否有秘密机关，故对衣橱和相框的后面都翻开来看，甚至马桶盖子也揭开来搜查，可谓十分细致。搜查后将杨杰将军的照片、笔记和往来的书信，以及收音机、照相机等物公开抢走，挑了几担送到靖国新村51号沈醉家中。有的特务搜查时，看见古玩、首饰以及容易隐藏的东西，就来个顺手牵羊，在两头不见人的情况下装进腰包的物件不计其数。霎时间，杨杰将军家中的财物被破坏无遗，抢劫一空。正在审问张德尊及搜查时，特务指名要逮捕的陈复光却送上门来。陈是受杨杰将军的委托，来处理家中事务的，特务们就把他抓起来，这时徐远举转怒为喜，说：“杨杰虽然跑脱，抓着这个家伙也是大的。”陈复光被捕后至为驯服，问啥说啥。陈复光被押到沈醉家中，徐远举勒令他书面写出：杨杰在昆明的活动情况及逃往香港的经过；陈复光本人的活动情况；民革在云南的负责人员及活动情况。陈复光第一次写出的材料比较含糊，徐远举看后掷在地上，说：“这样我不要，如果不老实交代，我们就要用刑！”当时陈复光在楼上，而楼下正在用电刑审讯杨杰将军的副官张德尊，张德尊受刑不过，乱喊乱叫，现实的情况威胁着陈复光。陈复光听后不免惊慌失措，颤抖不已，连声答应：“另写，另写！”第二次写出来的材料，徐远举看后甚为满意。因陈所交代的材料，为特务们大逮捕提供了很多材料和线索。当天晚上陈复光就在沈醉家里混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押到警察局看守所，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我去看守所时，周伯先还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这就是陈复光，是一个大家伙，我们昨天把他整着（即抓着）”只见陈复光一只手插在裤包里，一只手摸着下巴，低着头，若有所思的样子。
在杨杰将军家中抓到陈复光和张德尊，经审讯后，得知杨杰将军已飞往香港，代购飞机票及办理一切手续，系他的侄女婿朱健飞。于是当晚又将朱健飞逮捕起来（逮捕朱健飞经过后文详述）。朱健飞被捕后，惶恐不安，生怕特务要杀他，乃用贿赂和出卖杨杰将军的办法来挽救他的生命。朱除使用大量黄金向特务行贿外，并老老实实地供出确系他替杨杰将军购买飞机票，用自己的小包车送杨杰上飞机前往香港的。又供：杨杰到香港后，是住在云南腾冲商人伍集成开设的万通公司里，暂住数日后，即将搭船前往北京，参加共产党所召开的会议。接着又提供了杨杰将军在香港和李宗理有来往的线索。毛人凤等特务得到这一供词，如获至宝，立即叫朱健飞写了一封致杨杰将军的亲笔信，派特务送往香港，会同台湾派到香港的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等特务刺杀杨杰将军，并将杨杰将军在香港和李宗理有来往的线索，也提供给叶翔之。叶翔之在香港探明杨杰将军的住址、出入时间及活动场所后，当即派特务4人，持朱健飞的亲笔信前往万通公司找杨杰将军，口称系由昆明来受朱健飞之托，有要事面告，并拿出朱健飞的亲笔信为证。时杨杰将军在阳台上休息，就在该处接见了特务。当特务将信交出，杨杰将军正在拆信时，特务就拔出手枪，对准杨杰将军的胸部开了一枪，杨当即倒下，虽流血甚多，但特务们还怕没有打死，接着又补了两枪。杨杰将军就这样被特务们杀害了。特务们行凶后，扬长而去。此后，万通公司老板伍集成曾报告香港英国警察当局，英国警察也曾前往检验，并说要查缉凶手归案。事隔多日，万通公司几次到英国警察当局问讯，没有着落，以后就不了了之。杨杰将军的尸体，经火化后骨灰寄存在香港，到1952年，才由香港运回昆明，安葬在西山墓地。
9月9日下午6时半，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和团附张振国，拿着毛人凤等特务在指挥部印好的逮捕令、查封令和封条数百张，到警察局来会印。兹将逮捕令等内容记录如下：
奉蒋总统命令：“为肃清叛乱分子，安定社会秩序，在昆明进行整肃。”查××有扰乱治安秩序，违害党国的言行，着予逮捕。执行人员亦不得非法勒索卖放。此令。
团 长 王 栩
兼局长 曾恕怀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九日
执行人××××××
在年月日的左右两方分别盖有“宪兵第十三团印”“昆明市警察局印”的印章。
查封令的内容是：
查××报要进行非法宣传，妨碍治安秩序，扰乱人心，着予查封。此令。
团 长 王 栩
兼局长 曾恕怀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九日
封条的内容是：
(https://www.daowen.com)
查封条和封条上所加盖的印亦同上。
逮捕令拿来以后，我翻了一下，有的是空白的、有的已填上名字，有马伯安、李耀廷、尚萧鉁等几个人。看了几张后，王栩就催我拿印章来盖，意思是怕我会泄密。我一时警惕起来，马上起来打电话找曾恕怀（因曾恕怀已下班回家）我在电话上说：“现在王团长拿逮捕令、查封令和封条来盖印，请示如何处理。”曾恕怀答复说：“等我请示一下卢主席再告诉你。”过了几分钟曾恕怀以电话通知我：“经请示卢主席同意，可以盖给他们，你找监印的来盖好了。”我将监印科员找来，监印科员报告我说：“一般的会印须要有底稿存卷，以备查考。”我将这问题提出来问王栩，王栩说：“底稿在指挥部，这里不必留底稿存卷，你盖就行了。”盖印时已在下午7时以后。接着王栩又说：“我还没有吃饭，回去吃了饭还有事情。”说着我就同王栩走了出来。盖印工作就由张振国和警察局的监印科员去办理，盖印地点是在警察局督察处办公室。印盖好后全部由张振国携去。
大逮捕是在9月9日晚上10点钟开始的，号称“民主圣地”的昆明，霎时间变成了军警林立、特务横行、到处抓人的黑暗世界。
9月9日晚上9点半钟，沈醉在刑警大队会议室召集了行动会议。出席会议的，宪兵方面有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团附张振国及连长数人，宪兵十三团特高组组长钟醒民及其所属特务30余人；警察方面有：警察局副局长李志正、督察长何秀钧，一分局长陈思忠、二分局长张德基、三分局长段文弼、四分局长傅汝德、五分局长潘春霖、六分局长黄秉新、七分局长卜为弼、八分局长车天锡，保安警察大队长梁景略，还有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和大队副两人，以及刑警大队所属各组的组长，有内勤组长李占云、审讯组长赵鸿举、第一区组长韩相成、第二区组长王仁智、第五区组长朱仲德、第六区组长何云贵（第三、四、七、八区组长也参加了会议，但我已忘记他们的姓名），刑警大队所属的队员及大小特务共100余人；此外，还有军统云南站特务数十人。会议室甚小，不能容纳这许多人，高级一点的都坐在会议室，其余能坐下的就坐下来，不能坐下的就站在窗子外面，吱吱喳喳一大堆。会议由沈醉主持，他说“现在时间不早，我们开会，请大家静下来。”接着说：“奉总统的命令（沈醉当时着国民党少将军官服装，说到总统二字，作立正姿势，全场起立，一时骚动，四五分钟后才安静下来）。在昆明进行‘整肃’，今天是行动的开始，所以才召集这个会议。现在昆明的情况极为复杂，共产党在昆明活动得很厉害，也很隐蔽，与共产党唱和的人不在少数，省参议会成为他们公开活动的场所，有的报社和广播电台成为他们的喉舌，有的学校更是闹得不像话，可谓混乱已极。为了肃清叛乱分子，整顿社会秩序，所以总统才下令进行整肃，希望大家认真执行。”接着又说：“关于逮捕工作的分工问题，我曾请示毛局长和徐处长，决定宪兵担任查封报馆和广播电台，并逮捕所属工作人员以及负责逮捕住在郊区的人；警察负责逮捕住在市区的人。各区编为一个组，由警察分局长和刑警大队各区组长负责，配备云南站人员数人和刑警大队队员若干人，会同武装警察执行。宪兵以连为单位，由所属宪兵配备云南站人员数人和特高组人员若干人执行。刑警大队的队员应留一部作为机动。执行时不能非法勒索卖放，警察方面所有逮捕的人一律交刑警大队看管。我和周大队长等候，如果有事，可以和我们联系处理。”沈醉说完以后，还以敷衍的口吻向王栩和我问了一声：“你们两位还有什么要讲的？”我们都答复“没有”。然后，沈醉即亲自将逮捕令、查封令、封条等分别交给宪兵团长王栩和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周伯先又将逮捕令分发给各组长，每交一份时，随即念逮捕令上所列被捕者的姓名。周伯先并说：“如果未捕到，应将逮捕令交回刑警大队。”被捕者以五区最多（五区系包括宝善街、护国路、金碧路、复兴新村、盘龙新村一带）一、二、三区次之（此三区系正义路、长春路、武成路、青云路、圆通街一带），其他各区较少，如第六区（太和街、拓东路一带）只有一份，分发完毕后，即行散会。宪兵回到宝善街蔡公祠一个宪兵连的连部（因此处地点适中，便于行动），由团长王栩、团附张振国再行分工，各带着大批宪兵配合军统及特高组的特务执行命令去了。警察各自回到分局后，又分为小组，每一小组人数多少不等，分头出动。
关于大逮捕的执行情况：
警察方面，特务们配合武装警察，分别到被捕者家中，（过去反动政府抓人，必须通知当地保甲长会同，这次为了严守机密，并未通知。）先将前后门以及可能逃走的地方包围起来，然后开始叫门。特务们撒谎说：“XXX先生（叫被捕者姓名），曾市长请你到市政府开会。”门叫开后，特务们持枪在手，冲了进去，直入卧室，不由分说地拉着就走。有的门叫不开，竟越墙而入加以逮捕。特务们对被逮者，有的还把逮捕令拿出念了一下，有的却很野蛮，连逮捕令也不拿出来，还要戴上手铐。捕获的人直接送到刑警大队集中，然后送到警察局看守所管押，并加派特务看守。被捕者有杨青田（云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张天放（云南省木棉公司经理）、马伯安（云南省政府顾问）、李群杰（云南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李耀廷（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员、《观察报》社长）、马伯周、万寿康、赵延康、康良藩、张广兴（以上都是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员）、尹嘉成（富春和经理）、朱健飞、罗南湖（《复兴报》社长）、李古新（私立古新医院院长）、许建初、朱琨、许发新、惠国钧等数十人。
在逮捕过程中，一般都是手到擒来，但有一些是扑了空，因而不免有一些曲折。例如逮捕杨青田时，特务们首先到柿花桥杨青田住宅去，但杨青田事先得知消息，已转移到复兴新村腾冲同乡茂恒总经理王少岩的家中。刑警大队第五区组长特务朱仲德，伙同军统云南站及其他特务研究分析，根据杨青田平时往来的情况，又根据杨青田离家时间不久，估计一时走得不远，即按线索四处侦查。不到一小时，就弄清了杨青田的确躲在王少岩的家中。特务们大着胆子到王少岩家中去搜查，果然就把杨青田捕获了。又，特务们到第七区盘龙新村逮捕朱健飞时，先将朱健飞的住宅包围起来。经叫门不应，即有一个特务爬上墙去，准备跳下时，里面却发现了这一情况，以为是土匪抢劫，大喊“有贼”，并用电话通知云南纺纱厂警卫队。该队队长是朱健飞保荐的私人，立即率厂警30余人到达朱家，即将特务和武装警察包围起来，并鸣枪警告。在黑暗中警察不明情况，也开了几十枪，枪声杂混，惊扰四邻。厂警喊话问“什么人？”特务们答复：“是奉命逮捕朱健飞的。”厂警又问“有无公事？”特务们答：“有”。厂警队长说“朱健飞是我们的厂长，有公事也不行，不准逮捕。你们立刻退开，否则打死人我们是不负责的”。特务们当然不愿离开，双方对峙，皆严加戒备。特务们随即跑出一人，打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沈醉。沈醉马上找我处理，要我打电话通知第七分局长卜为弼亲往解决。卜为弼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到云南纺纱厂，找着该厂总稽查杨右丞，说明了情况，约同杨右丞前往朱健飞家。卜、杨先找着厂警队长，说明是奉蒋介石的命令逮捕朱健飞的，不得违抗。在说服了厂警，撤销了包围，并把门叫开后，才顺利地把朱健飞逮捕起来。
宪兵方面，由各宪兵连长率领的武装宪兵，配合特务前往各报及附设的民营广播电台去查封，并逮捕工作人员。当时除《中央日报》（系国民党中央在昆明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机关报）两家之外，一律都被查封。被查封的有《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大观晚报》《现代晚报》《西南风》和《大观报》附设的大观广播电台及另外两家私营广播电台。《潮报》原来不在查封之列，是当晚临时决定查封的。（因《潮报》社民王公弢是文化特务，和军统有密切联系，查封《潮报》是为了掩人耳目，以便王公弢更好地做工作。）是夜一时许，电话通知我派二分局去执行，故仅由警察局写了一个通知：“奉指示：该报予以查封，即日起停止出版。”由于只叫查封该报，故《潮报》的工作人员一个也未逮捕。
宪兵逮捕报馆工作人员，毛人凤原决定只逮捕主任以上的负责人（先曾开有名单，并填好了逮捕令），但在执行时，毛人凤又下令给宪兵：不分职位高低，一律逮捕，所以被查封的报馆，除留几人负责清点物资及会同搜查外，其余一律被捕。如逮捕令上有名，而本人不在报馆的，就到宿舍或家中去抓。被捕的有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主笔、采访主任、编辑主任、记者、职员、排字和印刷工人、学徒工等共300余人。其中《正义报》有何锡科、张国昌、曹世文、李和生，《大观报》有萧鉁。报馆工作人员除少数走脱外，其余不分青红皂白，均遭逮捕。被逮捕的人，暂时看管在宝善街蔡公祠宪兵连连部，所抄出的东西也运往该处。第二天，除少数外，其余全部送往钱局街17号昆明监狱管押。钱局街监狱除原有的看守人员外，加派了武装宪兵一个连和便衣特务数十人看守。对于这些所谓“政治要犯”，看守是极其严密的。
在大逮捕开始的当天深夜，沈醉来约我出外看看。我俩先到《正义报》，后到《云南日报》印刷厂，这两处被特务和宪兵翻得乱七八糟，还正在搜查，有的工作人员已经被捕，准备带走，其中以《云南日报》印刷厂搞得最为厉害。因为该厂厂长薛琨，既是军统特务，又是刑警大队队员，工作人员平时只要说过一句不满现实的话，他都列入黑名单，对他有恶感的，也趁机报复，故这个厂被捕的人数达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逮捕逐渐扩大，9月10日由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率领宪兵一个排和特务10余人，前往昆明西山云南纺纱厂西山分厂和昆明海口五十三兵工厂，去后即配合该两厂的警卫队和警卫稽查组，逮捕进步职工60余人。川滇、滇越铁路警务处，在特务苏子鹄的指挥下，逮捕进步职工40余人。西南公路运输局，在特务李家杰的指挥下逮捕了进步职工50余人。此外，军统云南站、刑警大队和宪兵十三团特高组的特务，分别在沈醉、周伯先、钟醒民的指挥下，未经指挥部的统一布置，即自行逮捕了300多人。这些人都是黑名单上无名的，仅特务认为有嫌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抓起来，其中有的是因指定要逮捕的人而未抓到，就抓其家属、亲戚、朋友作抵，因而只要有一点牵连就无辜被捕，一连二，二连三，甚至因一人未捕到，就牵连到数人。这样一来，昆明市宪警荷枪实弹，处处敲门打户，道路侧目，特务横行，人人危惧。逮捕时间持续达20多天，逮捕的人开初最多，后来逐渐减少，特务们在审讯过程中，当发现了线索，又个别地加以逮捕。所有被逮捕的人，有的被捕是所谓有“证据”的，有的被捕后，连特务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被捕者更是莫名其妙了。这次大逮捕总数接近千人。
9月10日下午5时，云南省政府总务科科长邹凤石，奉命查封云南省参议会。他事先打电话和我联系，说要会同警察局执行（邹和我有私人交情，故约我亲自走一趟），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曾恕怀。我按时前往云南省参议会（会址在云瑞公园抗战胜利纪念堂，即今省政协礼堂）。邹凤石已经到达，而省参议会只有管总务的秘书倪德馨一个人在会，其他的均已离开。邹凤石将云南省政府的命令给倪德馨看了一下，并说：“省政府命令，解散省参议会，会址及一切档案用具予以查封，听候处理。”邹凤石即命令带去的人，将预备好的省政府封条分别贴上。后来省参议会的一切文件、器物，都由省政府总务处接收了，会址由警察局派保安警察大队的一个分队驻守。
9月10日下午7时，搜查和查封学校开始了。在查封之前，教育厅曾命令昆明市、县教育局，通令各被查封学校的师生回避，这是根据卢汉“只查封学校，不逮捕师生，即时通知各校师生离校”的指示通报各校的。但教育当局不作紧急处理，竟故意拖延时间，采取正式公文的办法。这样，教育厅经过主办科员拟稿，又层层核稿，加盖印信，才封发送达昆明市教育局。而该局局长李仁不在局中，承办人即持命令到李仁家中批阅，再回到局中拟办，待通令发出时，已在下午6时左右了。城内学校路程较近，以最速件送达，师生尚可仓促离校，而郊区学校距离较远，又要通过昆明县教育科转令各校，因而公文往返耽延，命令不能按时送达，以致查封学校的警察到达时，学校师生不知情况，也未离校。西区的学校，是由特务沈醉、周伯先负责搜查和查封，特务们在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逮捕了师生30余人。东区的学校，是由我率领保安警察大队长梁景略负责查封。当前往小东门外环城马路边建国中学查封时，师生已全部离校，只是宣布查封命令而已。但我们到达小坝天祥中学时，因该校尚未接到命令，故师生全部在校。我率领了梁景略和警察30余人到校后，找着校长熊某，即宣布查封命令，并派出警卫。对于未离校的师生，本拟命令学生立即出校回家，但因天色较晚，不便进城，故只得暂时让其留在学校。正在与该校熊校长商谈时，刑警大队的特务，以组长王仁智为首的特务七八人赶到天祥中学，报告我说：“奉徐处长（指徐远举）的命令，前往逮捕该校有关师生，请副局长派武装警察配合执行。”我当即通知保安警察配合，并叫他们找熊校长会同办理。这时特务们配合武装警察在校内进行搜查，教室、寝室以及图书馆，搜查极为细致，因而在图书馆中搜查出刚埋下不久的一批进步书籍，其中有《鲁迅全集》一部及其他书籍数百本。当时我到图书室去看了一下，看情况是警察到学校后，图书室工作人员和教师为避免搜查才临时将书埋在地下，但因时间仓促，还未埋好，特务们就到了，特务们一面搜查，一面照黑名单抓人，共逮捕师生10余人。其中有一个学生，原黑名单上是没有名字的，仅在他的书箱中搜出进步歌曲数张，特务们即根据这几张歌曲，就认为是“罪证”而加以逮捕了。在查封天祥中学时，云南绥靖公署曾派了高级参谋少将王某及上校杨某二人前往监督查封，并由绥靖公署派交通兵架设了临时电话，以资联系。天祥中学的学生当天夜晚仍留在学校，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时，才召集所有学生宣布：学校已被查封，应立即回家，听候教育当局负责处置。
在“九九整肃”中，云南省政府也实行部分改组，如民政厅长安恩溥被解职，以秘书长朱景暄接任，朱所遗秘书长一职，以杨茂实充任，在杨茂实未到职前，以杨适生代理。其余各厅处或因与中央有关系，或因与卢汉有关系，均没有变更。
看管在警察局的人，卢汉曾当面指示曾恕怀，要予以“优待”。曾恕怀把这个指示传达给我。我了解一下，除原有的看守人员外，加派了刑警大队特务10余人轮流看守，看守是极其严密的，断绝与外面的关系，不准接见亲人，也不准送东西。卢汉又在10日上午打电话问我，捕了多少人？情况怎样？我回答被捕人数后，并将特务们看守严密的情况向卢汉报告。卢汉说：“警察局是你的，不是刑警大队的，你优待照顾他们，刑警大队会把你怎么样？”当时我将卢汉打电话来的情况转告曾恕怀，并建议说：“我下去看看他们。”曾恕怀同意了，并说：“要关照看守所长优待他们。”我立刻到看守所，一则是执行卢汉和曾恕怀优待他们的指示，再则是我也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留些余地。在我去时，先找了周伯先，要他陪同我去，但周说他有事，不愿去，还顶了我一句：“副局长自己去好了！”我随即率领一个身边的警卫员去看守所。到时，只见刑警大队的特务戒备森严，持枪在手，往来巡逻。被捕的所谓“政治要犯”，集中看管在腾出的一院房子里，和其他刑事犯分开。一间房子就关着十几个人，挤做一团，不仅不能睡，坐下来也困难，多数人都是站着。我和他们相见之后，说：“各位受委屈了，曾市长派我来看看各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和我相识的，于是和我打招呼。在我请他们抽香烟时，李耀廷出来说：“这一间小房子的门请不要关锁，可将院子的大门关起来，让我们在天井里活动一下，我们也跑不掉。”我说：“可以”。遂立刻叫看守所长把门打开。接着马伯周说：“我是最喜欢吃水烟筒的，是否可以拿进来。”我答应说：“可以。别的东西也可以送进来，曾市长有过指示，我已经告诉看守所长照办了。”我看看其他几间房子，垃圾成堆，非常肮脏，每间有几个大小不同的马桶，臭气冲天，我即下令给看守所长，叫他立刻派人打扫。我回来后，又把看守所长找来当面交代，要他认真执行优待被捕者的指示，若有什么情况，可立刻向我报告。从此，关在看守所的人稍好一些，可以接到家中送来的东西，但特务们仍然坚持不准接见亲人，生怕走漏消息。我为了认真执行卢汉、曾恕怀优待被捕者及准许接见亲人的指示，不顾特务们的反对，还是给他们接见了亲人，如没有被捕的省参议员要来警察局看被捕的副议长杨青田等人，都接见了，其他接见的很多，有的甚至把东西直接送进看守所交给本人。不过特务们仍在旁严密地监视。
在查封天祥中学逮捕的师生中，有一个女学生，是兴文银行协理石醴泉的女儿，石醴泉和曾恕怀与我都相识，故托人向曾恕怀说情，并亲自来找我，要求释放。但我们无权过问，碍难相助，只得给石醴泉出了一个主意，叫石醴泉去找朱景暄想办法（因朱景暄是省府秘书长兼兴文银行董事长，中统特务，又是石醴泉的顶头上司）。石醴泉找着朱景暄，经说明请求后，朱景暄就写了一封信给曾恕怀，大意是：“石醴泉的女儿石某是青年学生，年龄较轻，不懂事，请免处分，予以释放。”曾恕怀即在原信上批字：“原件发交刑警大队处理。”继经我将此信交给周伯先，周不表示态度，即马上拿去请示徐远举、沈醉。徐、沈见是“自己人”朱景暄写来的信，当天就同意请保释放了。
在大逮捕的过程中，特务们借逮捕为名，到处敲诈勒索，如刑警大队的特务万维武，是执行逮捕朱健飞的特务之一。朱健飞被捕后至为恐惧，四处进行活动，万维武看出这一情况就向朱健飞示意，说他可以帮助找徐远举、沈醉等活动，朱即可早日脱险出狱，但需要一点活动费。朱健飞听后如获至宝就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云南纺纱厂索取黄金30两。后经该厂总稽查杨右丞之手，将黄金交给万维武。万维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了30两黄金。类似这种情况的不少。还有利用逮捕机会企图奸淫妇女的，例如特务们搜查一个被捕者的家，竟将被捕者的儿媳逮捕起来，交由刑警大队的两个特务送进女看守所。而这两个特务顿起不良之心，借口夜已深了，不直接送进女看守所，而带到万钟街三星旅社开了一个房间，妄想趁机奸淫。幸好被捕者的家属跟踪而至，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找曾恕怀报告。曾恕怀立即打电话叫我从速派人查究，我乃派了一个督察员会同第一分局长前往查办。这两个特务最初还强词夺理，经严加申斥，说曾市长已知道此事，至为愤怒，这两个特务才自知理屈，软了下来，会同督察员等把这妇人带进警察局女看守所。该妇人由于营救及时，幸未遭辱。过了几天，徐远举等特务认为这妇人是无关系的，也就把她释放了。
特务们在“九九整肃”大逮捕的过程中，无法无天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给昆明全市人民留下了谈虎色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