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整肃”发生的原因
昆明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抗战初，北大、清华、南开迁昆，组成西南联大，民主气氛，日愈活跃。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发生，反蒋爱国声势，更为高涨，昆明即被誉为民主堡垒。当时的云南省参议会能保持正气，为民主事业与滇省之和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云南省参议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做了一些工作。根据我的回忆，议员们先后提出了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许多重大提案，这些提案，或多或少反映了三迤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也触及了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丑恶灵魂，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决计“整肃”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将当时的一些重要提案与正义行动，简记如下：
1.吁请停止征兵、征粮。1946年4月1日，云南省参议会成立，7月，蒋介石即发动内战，实行征兵、征粮，配额苛重，扰民尤甚。云南省参议会，针对这一问题，呼吁停止。有些进步参议员，每次大会都提案反对，但国民党政府，均不理睬。关于征兵方面，直至1948年3月，参议员中兼任国大代表张天如、何少诚、陈炳等，到南京出席国大会议，省参议会特邀请他们座谈，坚请他们代表云南人民向有关主管机关呼吁，停止征兵、征粮，以纾民困。经过艰苦努力，主管方面允许将征兵数额，由增加数之28000名中，减去20000名，只征8000名，但基本数额，则秘而不宣，实际仍继续征兵。征粮方面，1947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粮食会议作出了“仍继续征收实物”的决定，只对征收办法中有关省、县分配成数，略有提高，征收标准略有降低，折征法币范围扩大，而征实征借配额不变。1949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财粮会议，仍坚持向西南各省人民勒索巨额军粮，引起云南、四川、贵州3省人民严重不满。
2.为李、闻惨案，吁请查办主谋者及驱逐霍揆彰出境。1946年7月11日及14日，相继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后，昆明各界极为愤恨。省参议员唐用九等20余人提出“为李、闻惨案呼吁当局查办主谋凶犯”案，马曜等32人提出“请驱逐霍揆彰出境”案。国民党中央派参谋总长顾祝同来滇处理，顾设宴邀请驻昆全体参议员，迫于形势，不得不指责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处置乖戾，表示定予撤职，并查缉凶手从严惩办。
3.呼吁释放被捕学生，支持“七一五”学生运动。1947年6月12日，昆明各校学生举行“反美扶日”运动之后，在1948年7月15日又举行一次“反饥饿、反迫害”的大示威，全市大、专、中学学生数千人上街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镇压，许多青年学生遭受逮捕，群情愤怒，声震云霄，省参议会呼吁查办主谋凶犯，并转饬释放被捕学生，以支持“七一五”学生运动。
4.拒绝签署“联名讨共”文电。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事失利，大厦将倾，蒋介石被迫退居幕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策划由各省主席及各省参议会发起签署“联名讨共”倡议，时值云南省参议会第六次大会休会期间，云南省政府及参议会接到征求我省联署文电，除省主席卢汉表示同意，已签署外，参议会随即召开“临时驻委会扩大会议”邀集在昆参议员五六十人，商讨本省应否参加各省联名“讨共”问题？当经一场激烈争论，最后表决我省参议会不参加签署，深为蒋介石、李宗仁所不满。
5.反对银元券流滇使用。1949年春，国民党中央以金圆券贬值剧烈，势难挽救，乃另发银元券，与金圆券并行使用。同年4月，正欲运滇使用之际，部分省参议员获悉即提出“反对中央银元券流滇使用”案。此案提出后，一方面由会咨请省府转达中央；另一方面得到昆明各报支持刊登消息，广为传播，果然银元券即停止运滇使用。
6.拒绝客军入滇。①1949年4月，正当云南防务空虚，国民党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准备进驻云南，4月15日，省参议会邀请在滇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及国大代表等，举行座谈，一致呼吁反对国军入滇。结果胡宗南部队，未入滇境。
②同年5月底，6月初，桂系白崇禧部，准备入滇，派李品仙率所部第三〇三师，进驻百色，企图窥滇，并电知卢汉谓：将协助滇军剿匪。云南省参议会于6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拒绝桂军入滇，并由省府通知南防各县，不得补给军粮，因此桂军终未入境。
③同年7、8月时，蒋介石嫡系原驻贵州之八十九军刘伯龙部，突然进驻滇东沾益一带，其对云南之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与此同时，有某参议员在卢汉处获悉刘伯龙军进驻沾益后，奸淫抢掠，受理诉讼，擅杀良民，抓兵抓夫，无恶不作乃商得全体参议员同意，提案呼吁国民党中央，调刘伯龙部离滇，以免蹂躏地方，荼毒生灵。昆明各报亦同时大登消息，予以支持。9月，刘伯龙即被调入黔境。
7.请肃清在滇特务。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等校迁滇后，国民党中央即派遣特务随入云南，进行活动，因而各大中学生，遭受迫害者颇不乏人，学生为避免迫害而逃亡者，愈来愈多。抗战胜利后，特务越加活跃，以致造成“一二·一”等许多惨案。1949年初淮海战役后，中统、军统大小特务，群集昆明。于是昆明特务机构愈增多，组织愈庞大，实力愈增强，活动面愈广泛。1949年6月省参议员马曜邀集马伯周等30余人特提出“请省府肃清在滇特务”案，略谓，“目前云南特务之猖獗，实已空前严重，其危害之深，大而可以影响本省之政局，小而可以危害个人之生命，为了前车可鉴，防患未然计，特呼吁政府，第一步请采取登记办法，将在滇大小特务，举行一次总登记，第二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照名单逮捕之，当杀者杀，当关当者关，当监视者监视，当遣散者遣散，此斩草除根，消弭隐患肃清办法也。请当机立断，毅然采纳”。以后获悉保密局云南站当时虽也得到特务头子毛人凤电令，对机构人事有所紧缩，但特务活动仍在继续。(https://www.daowen.com)
8.反对拆卸五十三兵工厂机器迁台湾。1949年7月，国民党中央认为云南局势不稳，遂密令驻滇部队第二十六军，及第八军各派步兵一团，武力拆卸五十三兵工厂机器，搬运台湾。其计划步骤是：对于该厂造枪支机器，重要部分带走，笨重者破坏之，对光学仪器厂设备，则全部迁台。并在未拆卸之先，由厂方以裁员减薪之名，布置遣散职工，职员每人发半开8元，工人每人发5元，作资遣费，全部遣散。省参议员马伯周获悉此项消息，立刻向省参议会驻委会提出“反对中央拆卸在滇五三兵工厂机器迁台”之紧急提案，略谓：“五三兵工厂，原系在滇之二十一、二十二及五十一等3个兵工厂合并而成，为国内在胜利后有名之大兵工厂，人所共知。该厂无论有关制造枪械，及光学仪器方面之机器均系德国名厂出品，其质量之优良，在国内首屈一指，其惨淡经营，艰难缔造，而成为全国规模宏伟之一大兵工厂，实属不易。今突闻中央对该厂之重要机器，将有拆卸部分迁台之举，闻之惊奇万分。窃以为目前内战危急，国都屡迁，中央一再提出将以云南作最后反共基地之计划，果尔则云南现有之五三兵工厂，实具有反共基地之一大优越条件。乃突闻五三兵工厂将拆卸迁台，难道又将原订计划，有所变更？而不以云南作反共基地乎？何以朝令夕改，互相矛盾！吾人认为保全五三兵工厂，即是保全整个云南，拆卸兵工厂，即是将放弃云南，此云南人民不得不提出反对者一也。查该厂自1948年3月，中枢以财政奇绌，对该厂已无暇顾及，致令发薪无力，渐成瘫痪，云南省府不忍坐视该厂职工警飧不继之苦，遂与该厂作订购枪支之议，藉作救济该厂按月发薪之方，每批付款，不下半开一、二万元（如第一次卖轻机枪360挺给省府，每挺议价350元，共得半开12600元），使该厂赖以维持现状，迄今一年半之久，该厂终未发生任何异状，今中央突令将该厂部分机器运台，此云南人民不得不提出反对者二也。该厂机器，均属流水作业式，若拆卸一部分，则全部皆废置，迁台者既属无用，留滇者亦属废物，似此化有用为无用，此吾人所以提出反对者三也。该厂现有职工3000余人，连同全部家属，数在万余口之巨，若为机器部分拆卸，而使全部停工，则该厂大量职工之失业问题，必将造成云南治安上之严重局面，此又本会同人亟应提出反对者四也。根据上述四项理由，无论中央对处置该厂之用心何在？本会代表云南人民，均应有提出抗议之权限，愿本会咨请省府电请中枢立即收回成命，停止拆卸五三兵工厂机器迁台之举，使该厂机器，全部保存，得以实现中枢对云南作反共基地之宏伟计划，则国家幸甚，云南人民幸甚。”
此项提案在省参议会通过后，翌晨，昆明各报，均刊登全文消息，大为宣传，卢汉见报，非常惊异，乃急请参议会正副议长徐继祖、杨青田前去追问情况。卢认为马伯周提出此案，可能受到第三党（指李宗仁）之利用，而挑拨云南与中央之关系，将使台湾对云南之怀疑愈甚，矛盾愈深。副议长杨青田则表示，马伯周此项提案，是出于正义主张，决不可能为第三党利用。双方争议未定，最后卢汉强调：“不管，仍请致意马伯周今后凡提到此类重大提案时，最好先通过两位一声。”事后，杨青团即将卢汉所谈转告马伯周。
五十三厂工人，看到报载消息后，立即推派代表田承敬、蒋子权二人与马伯周联系，愿互为支援，坚持到底，并在厂成立“决策委员会”，号召全厂职工“反搬迁”，表示如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果以武力拆卸机器时，则全厂职工决以武力抵抗到底。结果五十三厂终于得到了完整保存。
9.向卢汉作紧急秘密呼吁，争取云南局部和平。1949年9月上旬，卢汉奉召将有飞渝面蒋之行，省参议会集合驻昆参议员数十人于某夜间，邀请卢汉举行秘密座谈会（无新闻记者参加），在当晚提前举行预备会时，马伯周临时动议，今晚应对卢主席提出：“争取云南局部和平”之紧急动议，略谓：
“慨自抗战胜利以还，中央即作内战准备，年年加紧征兵，积极征粮，以云南边远贫瘠之区，而负担则较他省畸重，致使哀鸿遍野，怨声载道。加之第五十八军方被调离滇抗日于前，第六十、九十三两军复被调东北参加内战于后，数年之间，试问三迤健儿归来者几人？此吾滇对中枢之奉命惟谨，服从至周，已可谓竭尽委曲求全之苦衷也。然而中枢之对吾滇是否开诚相待？则属疑问。龙前主席（指龙云）被改组拘留之殷鉴未远，深刻人心，足资警惕。最近谣传频兴，使人疑虑重重，今日谓‘中央’将改组云南省府，明日谓将派某将军主滇……忽焉胡宗南将入滇，或白崇禧部队驻百色窥滇，或刘伯龙部队已自黔入滇，等等事实，数月来甚嚣尘上，而新闻报导消息，更层见叠出，凡此种种迹象，岂能视为偶然？故舆论纷纷，民心骚乱，人皆谓‘中央’又将重演对龙前主席之故技。吾则谓从国内形势观之，‘中央’改组云南，何足惊奇，盖今日时局严重，大厦将倾，中枢欲作偏安于西南半壁河山，而以云南作反共基地之计，既有此内定之谋，又岂肯放手以非嫡系人物特别是视为有怀贰之心之卢汉将军，而作反共基地之主角乎？然以云南之处境如此，主滇政者，是杏束手待缚？抑或幡然醒悟，作断然之主张？此正英雄决策，改造时势之秋也。况此时解放大军已渡江南下，势如破竹，聚集在西南半壁河山之残兵败将，已成瓮中之鳖，‘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正卢汉将军化被动为主动，俯顺民心，高举义旗，争取局部和平千载一时之机也。云南地位优越，举足轻重，若能登高一呼，追随解放，则现余半壁河山，皆可一致响应，他日全国统一，宁非卢汉将军不世之功勋乎？当机立断，愿卢公图之，愿本会促成之。”
马伯周当晚的大声疾呼，语极沉痛。言毕，马入厕小便，马曜（地下党人，现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追语伯周曰：“吾兄为人，我辈深知，今晚的发言固好，但非其时，你不注意会中之特务数十人乎（指国民党反动派）？恐将对你不利”。伯周答云：“我的发言，已得到青田（时杨青田为地下党参议会统战小组负责人）的同意，既敢发言，即不顾生死性命之安危，为人民、为起义、还顾其他。”
以上提案及正义行动，大多是通过省参议会内两个进步组织聚餐会的形式来团结力量，进行反蒋爱国斗争的。第一个聚餐会在1947年10月第四次大会时，由小部分参议员组成，以杨青田（中共地下党员）为首，计有唐锡畴号用九解放后参加中共组织，马曜、张天如、李耀延、俞文侯、刘淑清、詹秉忠、徐亚雄、段保中（后又加入第二聚餐会）、李奂若等11人，每星期轮流聚餐一次。
1948年10月，第六次大会期间，又有第二个聚餐会的产生，以马伯周为首，计有张守玉、陈炳、惠国钧、赵延康、张敬恭、张茂廷、康良藩、沈峻卿、段保中、耿瑞华、万寿康等12人参加，也是每星期轮流聚餐一次。
两个聚餐会的聚餐日期，都为适应驻委会每周召开例会的需要，以便每次会前有所联系，商讨问题。
初，自民社、青年两党参加了省参议会后，在每次大、小型会议上，都常发生意见分歧，引起吵闹。当张守玉、张敬恭两人，邀请马伯周参加第二个聚餐会时，马提出询问，谓：“如果这个聚餐会，要想与杨青田那个聚餐会唱对台戏的话，本人就不愿参加。”二张同声道：“愿唯您的马首是瞻”，因此我参加了第二个聚餐会。由于两个聚餐会发挥了协作和民主精神，从此减少了大小会上的吵闹现象，亦无对立意图，因此在反蒋爱国斗争时，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也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不满和仇视。解散云南省参议会和“九九整肃”终于无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