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整训
在热带丛林、激流、险关面前，部队陷入了人地生疏、给养缺乏、瘴疟横行的困难境地。从保罗到河阳，首先是1000多人部队的粮食给养不易筹集，其次是道路不便于部队行进。怎么办？我们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子斋、郑敦率领纵队机关和直属队走越南境内直达河阳；一路由我和何现龙、祁山带领主要战斗部队，从保罗返回，绕道“苗王区”去河阳。“苗王区”，是苗族聚居的地方，在边境越方一边，不仅地势险要，更难办的是苗王武装凭险据守，不许外部武装进入，要通过这样一个地区，我们在思想上做了应付种种不测的准备。当部队行进到“苗王区”外围的清水江边，正欲渡江时，苗王的儿子和军事参谋（日本军人）带着武装闻讯赶来，荷枪实弹，不准我们过江。经交涉，他要我方派人过去谈判。我们派牛琨前往，但对方一定要求我方主要领导人出面才能谈判。当时，情况紧急，主要领导若不过江会谈，部队就无法前进，其后果是严重的。过江谈判，对方又只准带一两个人过去，要冒一定的风险。为了开辟通道，我决定带两个警卫员过江谈判。
江那边，苗王武装戒备森严，刀枪林立，兵丁对我们虎视眈眈，大有兵戎相见之势。我们虽然作了出现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但我也想：运用我们在国内做统战工作的经验，以诚相待，争取对方信任，问题是可以圆满解决的。在会见苗王的儿子时，我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告诉他：我们是中国的红军，我就是这支红军队伍的司令员。红军历来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维护各民族的利益。此次途经此地，只是借路通过，别无他意。苗王的儿子看到部队的司令员亲自过江，已打消了几分疑虑，再听了我诚恳的谈话，态度有了变化，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了。会谈中，他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耽心我们要他的东西，拿他的粮食。我乘机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三保证除了借道行路外，决不要他们的一针一线。最后，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意我部队通过。
进入苗区，在山间小路行进。隐约中看得见路两侧的草丛密林里，有苗王武装潜伏着，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武装冲突。我们的干部、战士是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模范，以自己的行动解除了对方的敌意，顺利到达了苗区中心地带何叶。再往前，苗王的日本参谋提出不准我们走关坝方向的大路，要我们走南边的小路。南边小路是羊肠小道，骡马不能通过，而且要多走3天。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大路？从与苗王的儿子谈判中了解到，大路上有一险要关卡，是苗王区的防御要地，有防御工事，为了保密不准外人通过。经反复交涉解释，由于我部在实际中表现的坦坦诚意和严密纪律，他们让了步，但提出要我们在夜间通过关卡。为表示诚意，我们同意夜间通过。当夜走近关卡一看，那里确实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只要一个班防守，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回想起来，当时通过“苗王区”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中国红军的声望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具有强大的力量，不仅化险为夷，而且使苗王十分感动，对我军表示友好。我们离开苗区时，苗王的儿子奉苗王之命赠送我部一支日本造“三八式”步枪。
张子斋率队先于我们到达河阳。桂滇边部队得讯后，派黄景文等到官坝来迎接我们进入河阳。在欢迎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的大会上，桂滇边部队负责人和我们都讲了话。两支兄弟部队在境外胜利会合，大家热情友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响彻云霄。(https://www.daowen.com)
在河阳期间，越共领导、胡志明主席对我们很关心，从很远的地方给我们运来了大米，并派代表到部队慰问，给战士们每人100元越币作零用。在中、越两党都为夺取革命胜利而战斗的岁月里，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党的同志给予我们的兄弟般的支援和关怀，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在河阳，部队开展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由桂滇边部队帮助进行射击、投弹等单兵技术训练。政治教育由张子斋编写教材，较系统地进行时事政策、军队任务等教育，采取上课、讨论、忆苦等方法实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部队开展训练期间，正逢桂滇边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在靖镇区的经验教训并整顿组织。他们邀请我们派代表列席会议，研究后，由我和祁山等5人前往离河阳四五十里路的桂滇边工委驻地。在会上，我们介绍了“自救军”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的情况。会议期间，越共河阳省领导对“自救军”顺利通过“苗王区”很感兴趣，说他们进不了苗区，问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并要求我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应他们的邀请，我们派干部协助他们去“苗王区”开展统战工作。
河阳属热带丛林地区，恶性疟疾蔓延，在水土不服、医药缺乏的情况下，“自救军”几乎人人染疾。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被疟疾夺去了生命，非战斗减员达百分之四十，我们悲痛不已。在河阳，我们没有电台，不能直接与香港分局联系。面对大量减员这一严重事实，我们及时拟写电报请桂滇边工委发给香港分局。边工委的同志答复说：“最近和分局联系不上，发不出去。”“自救军”南下遇到的混乱和部队在境外陷入困境的情况，无法向分局反映，分局也始终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其他通讯手段，处境是困难的。在当时与兄弟部队会合的情况下，“自救军”的同志们虽有困惑，但仍以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为重，保证了“自救军”顺利回师云南。关于“自救军”下河阳的问题，后来在1949年7月滇桂黔边区党委于阿猛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结论。现在回头看这次会议的结论，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