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蒋武装的团结斗争和改造
在元江因远整编时，参加整编的武装约3000人，其中我党能绝对领导的占三分之二。我们计划打散整编，但统战人士思想准备不足，表示不同意。当时省工委指示我们进军车佛南，建立根据地，这是我军当时首先要考虑的任务，就改变计划，暂不打散整编，只进行初步整编。首先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纵队（我们原名“自卫军”，群众已习惯，经向省工委申报不用“救”字仍用“卫”字），以刘宝煊为司令员，袁用之为政委，余卫民为副司令，唐登岷为政治部主任，方仲伯为第七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廖必均为第四支队政委。部队编组略加调整，原第三支队编为警卫大队；第一支队仍为第一支队；原第二、第四、第七支队编为第四支队；原第五支队及第一支队在滇中吸收的新平、峨山统战人士的武装约600人组成的第六支队编为第七支队。纵队部和第一支队走北路，第四、第七支队走南路。这个军队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当前的目标就是建立根据地。它又存在着内部矛盾，主要是武装性质的矛盾，即人民武装和私人武装的矛盾，从而产生共产党拥有指挥权为人民利益而战和私人指挥权在某种情况下为私人利益而战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时候为统一的目标掩盖着，但当外部条件变化的时候它又会突出出来，故在向车佛南进军途中，发生了江城分裂事件。
1949年2月27日和3月4日，第四、第七支队先后到达江城，个别党员积极支持第七支队支队长、副支队长，与江城实力分子李依仁（张克义）相勾结，邀集第四、第七支队非党副支队长共11人，在江城清凉山喝鸡血酒拜把。借口第二纵队领导对他们行军路线的决定（经江城到车佛南）是对他们的歧视，反对到车佛南建立根据地，声言要到建（水）石（屏）龙（武）曲（溪）建立根据地，到别的地力找共产党等，以致在他们带来的部队中造成思想混乱，甚至有两个中队离开部队，形势严重。我第四、第七支队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依靠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和这些统战人士带来的武装中觉悟较高的人和广大战士及时展开反分裂斗争。两个支队的党员、领导干部召开联席会议，召开全体大会讲明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口号。会后，方仲伯、廖必均、范嘉乐分别找几个为首闹分裂的同志谈话，指出他们的错误，并要求他们应悬崖勒马，继续走向光明大道。对个别党员，严肃地指出他错误的严重性和痛改前非的紧迫性。同时动员党员、群众，揭露这些为首闹分裂者的本质及其危险性，要求大家站稳革命立场，不能盲从。在当地工作的思普特支书记潘明和荀彬、邹建民等对当地反蒋武装也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我们将自己的武装力量作了严密部署，以防武装冲突发生时我们措手不及。经过进一步做工作，并请示纵队部同意，将第四、第七支队调向纵队部所在地龙潭靠拢，由纵队部来解决问题。
纵队部全面深入地开展了反分裂教育。首先纵队党委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统一对反分裂斗争的认识和做法，方针是依靠党组织、依靠党的外围组织和广大群众，明确指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党的领导，反对私人领导”的口号，争取闹分裂的部队中的全体战士和中下级干部。对参加闹分裂的带头人，争取附和者，使为首的势单力孤，不能不悔改。纵队政委袁用之找积极支持闹分裂的个别党员谈话，严肃指出他作为党员干部参加分裂活动是反党性质的错误，如不及时改正，将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他当众承认错误，表示悔改。接着集中支队级以上干部开会，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明确性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分清是非，加强团结的目的。在下面由纵队部直属单位和第一、第九支队的全体战士向第四、第七支队的全体战士和中下层干部，广泛地开展慰问谈心活动，宣传分裂的危害性，动员大家起来投入反分裂的斗争，同时动员当地群众从外部配合，他们向部队表示心愿，希望部队团结一致，为群众的翻身解放集中力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反分裂斗争展开了。
当时纵队党委指出，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共产党的领导还是私人领导；是建立革命的人民武装，还是搞封建的私人武装；是坚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还是搞“游吃路线”的斗争。指出要真正革命就必须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建立革命的人民武装，坚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会上批判了闹分裂者以到外面去找共产党为幌子，实际上是要摆脱共产党的领导。会上揭露出钻进我们队伍中的敌对分子的挑拨破坏。党的领导干部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也做了认真的检查与自我批评。连队的干部战士经过讨论和揭发搞分裂的事实及其危害，提高了政治觉悟，纷纷表示：要党的领导，不要封建领导；要走革命队伍的道路，不走私人队伍的道路；要团结，不要分裂。在这种形势下闹分裂的人不得不承认错误，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从纵队部的统一指挥。反分裂斗争最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参与分裂活动的党外人士，集中到随军学校进一步学习提高，对积极支持闹分裂的个别党员，给予处分。这个胜利说明：我们党在有军队优势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吸收其他反蒋武装，而且应该有决心和信心，在依靠广大群众的基础上，改造这些武装。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些武装应该改造的方面；也要看到他们可以改造的一面。因为这些武装的组成成分，大多数仍然是贫苦农民，经过阶级教育，他们的觉悟是可以提高的。
二纵在龙潭时期，纵队领导与长期在景谷澜沧一带作党的工作的昌恩泽会晤，共同商定将景谷党组织与归侨党组织和当地统战人士罗正明、傅晓楼（后来二人均入党）组织的迤南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和普光部队，编入二纵为第十一及第十三支队。曾杀害我曾庆铨、蒋仲明两同志的普洱磨黑镇反革命两面派张孟希来向二纵领导表示愿改恶赎罪，交出武装200余人枪，这部分武装暂编为第十五支队。至此二纵除纵队部直属部队外有第一、第四、第七、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共7个支队4500余人。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使之成为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力量，二纵于4月下旬进入普洱之后，成立了军政干校，设立了军事政治、行政等干部班，集中各支队的领导干部和一部分其他干部学习，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也进行有关的业务学习，重点是进行整军、整干（整党、整团）。在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依靠群众，在原反蒋武装的负责人中，举行了献枪运动，共献出各种枪2000余支，炮数门。
在部队全体指战员中，亦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整军工作。首先取消了支队一级建制，各大队都成为整训大队。以整训大队为单位，开展了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诉苦教育运动。通过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滔天罪行，更深刻地认识人民大众贫穷苦难的根源，从而划清了阶级界限和敌我界限，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进一步认清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和私人拥有的武装的根本区别。又通过查思想、查斗志、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坚定革命到底的决心。部队的思想面貌出现了新的气象。
在整军整干的基础上，揭发出几个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坏分子，分别情况作了处理，使部队在组织上也得到进一步纯洁。至此，二纵在政治素质上进一步提高，原来一部分私人性质的武装也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为1949年9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打下了基础。
从因远整编之后到思普地委成立之前，我先是到个碧石铁路沿线各县检查工作，并到昆明向省工委汇报工作，这段时间的工作都是在滇南工委和袁用之、刘宝煊、唐登岷、方仲伯、廖必均、余卫民等同志领导下，共同努力完成的。事实证明，滇南发动武装斗争，执行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从总的方面来说是正确的。最初我们发动基本群众参军，并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在我们有了可靠基础之后，在我占优势的前提下吸收了反蒋武装，在统一战线内部又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依靠党依靠基本群众改造了私人性质的武装，教育和适当安排了统战对象，这全部过程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