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工委统战小组的革命斗争[1]
李剑秋[2]
1947年7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配合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南方局加强对敌工作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亲自领导，在昆明组成“特别小组”，成员有李剑秋、刘革非、江毓瑜、张执中，由李剑秋同志担任组长，直接与郑伯克单线联系。伯克同志指示：“小组成员均系30年代老党员，曾多次做公开或半公开工作；不适宜做群众工作，所在单位的群众运动也不要参加。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采取交朋友，发展组织等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运输、敌特活动等方面的情报”。最后还指出：“要打入敌人心脏，动摇敌人，瓦解敌人”。
1941年以后，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及南方局关于在敌占区工作要职业化、社会化的指示，小组成员都曾利用自己的专长打入国民党机构内部，找到适当的职业掩护，并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一直坚守在隐蔽的战线上，以待时机。
我当时是国民党省政府财政厅契税股长，以这个公开职业为掩护，执行党的重要任务。“特别小组”成员中，根据各人的情况、分工不同。我分工负责省级机关、财政、经济方面的情报收集和组织发展；刘革非、江毓瑜同志利用担任省公路总局汽车监理所长公开职业的条件，负责收集交通、运输系统的敌特情报和组织发展，由张执中同志负责收集军事情报方面的工作。张执中同志于1946年即以他父亲与滇东师管区司令张言传有亲属关系，进入国民党滇东师管区，先后任少尉文书和中尉机要秘书等职。张言传属蒋介石嫡系，滇东师管区暗中受国防部直接指挥，这就为我们获取军事情报提供了条件。
“特别小组”除按组织上指定联系部分过去失去关系的同志和发展党员以外，还发展进步分子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
“特别小组”根据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个别发展，单线联系，横不越点，纵不越级”的组织纪律，认真进行发展组织工作。我先后发展了省田赋处的段克荣同志入党，又发展了该处的周嘉模、李运昆等5人加入“新联”；发展了省财政厅张亚民同志入党，发展了该厅职员赵述、任祯权、朱玉玲、阎兆凤、杨吉亭等20余人和省会计处的缪雄章、常家骥及省田粮处的李树义、李生源等10几人加入“新联”。我发展了省政府职员李德和（他是过去入过党失去关系的老同志），经过他先后发展了省府秘书吴兴周、伪审计部驻滇办事处龙霖、侨务处朵树勋、伪地方法院杨运模、李螽庆等近十人加入“新联”。我又发展了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浦光宗和宋方重新入党，发展了王镇藩和原空军职员朱东平入党。我于1947年接上了任灿光（1936年入党后做过军运工作）同志的组织关系后，经过他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军政、特务人员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革命事业、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工作。在交通、运输系统的刘革非、江毓瑜和军事系统的张执中同志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其中刘革非同志发展昆明市警察局的杨厚安、刘自安、董自昌加入“新联”后，在该警察局中成立了3人“新联”小组；张执中同志发展了《大观晚报》记者陈大鸣，加入党组织。通过发展组织，特别小组收集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等方面的情报，进行了瓦解、动摇敌人的工作。
1948年8月，郑伯克同志批准建立“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地方军警单位、军事机关部门发展组织，收集情报，动摇瓦解敌人，组织上派李剑秋、费炳和任灿光同志组成3人党小组，由李剑秋同志负责，领导“军盟”的工作。经过不断工作，在国民党云南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省政府警卫营、刑警大队、军统滇站、宪兵团、保安团、师管区等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事机关、部队中都建立和发展了“军盟”组织或成员。据不完全统计，到卢汉起义时，发展“军盟”成员300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国民党中央及地方的高级军政人员。如严中英（原卢汉第一集团军参谋处长、玉溪专员），何象尧（绥靖公署处长），王栩（宪兵第十三团团长），张有谷（原空军第五路司令），李善（作战科长），王仲略（科长），林闲（参谋），罗展（第四十三补给区副司令），张绍楚（陇生文旅政治部主任），陆文明（龙泽汇旅科长），程灿章（军统特务），陶毅（国防部二厅测向台长）等。
1948年2月，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指示：由郭佩珊、吴邦彦、李剑秋3人组成一个“统战小组”，1948年冬后小组领导关系由赖卫民代管，郭佩珊同志为组长，直接负责新闻方面统战工作；吴邦彦负责联系社会知名人士；李剑秋负责联系军政界、省级机关的工作。
当时组织上转来李群杰同志的组织关系，由李剑秋联系。李群杰同志的掩护职业为省政府教育厅主任秘书，他列席国民党云南“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前任省工委书记马子卿批准）。能了解敌特活动情况和一些机密情报，他曾把敌人“处理异党办法”及敌特重要文件交李剑秋转交郑伯克同志。以后，李群杰转由郭佩珊联系。
“统战小组”成立后，在省工委特别小组和“军盟”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对新闻文化战线、社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https://www.daowen.com)
省级机关中，在李剑秋同志联系下，省财政厅的党员中的张亚民和省政府中的党员李德和利用其掩护职业，在省政府所属厅、处、局及省训团中，发展了一大批“新联”成员。他们通过组织秘密读书会等，在机关职员中进行革命宣传，学习党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大众哲学》等文献，传播革命思想，并针对省政府的“减薪”“裁员”等，开展求生存的经济斗争，并进一步发展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团结、教育了广大公务人员，争取他们站到中国共产党一边。对于各机关中的科处，甚至厅、局长采取团结争取大多数，对倾向进步的，都作为统战对象进行不同程度的争取，对他们中间的顽固派，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者则采取不同形式的孤立和打击；对卢汉周围的地方上层人士如财政厅厅长林毓棠，省训团的负责人安恩溥，省府秘书长孙东明，建设厅厅长杨静涵，都开展争取工作，促使他们向有利于我党事业的方向发展，对促进和影响卢汉起义，都起过积极作用。
统战小组吴邦彦联系民主人士杨杰、吴少默等，吴少默早年曾入党，他利用社会关系直接对卢汉做工作。他们对推动以卢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走上起义道路，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闻文化战线，在郭佩珊同志联系下，成立了新闻界党小组，由《平民日报》副总编辑严达夫、《正义报》编辑主任何锡科、校对龙显环3人组成，严达夫任组长。联系《正义报》党员记者章国昌、《大观晚报》党员陈大鸣、杨亚龄等，通过在各报记者、编辑及工人中发展“新联”组织，通过开展外勤记者业务进修，歌咏合唱团、郊游团和发起组织“编辑人员联谊会”等，扩大了党的宣传和影响，发展了组织。利用报纸广泛报道解放军的胜利，解放战争形势。利用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矛盾，发表反对蒋军残余撤入云南的报道、评论，揭露警备司令何绍周和国民党特务在云南的罪行，用报纸舆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争取地方军政人员、孤立和打击顽固反动分子。
1949年9月“九九”反革命“整肃”以后，组织上通知我和郭佩珊转移到滇东北，任灿光同志转移到边纵二支队，省工委特别小组、统战小组及“军盟”工作交由昆明市委赖卫民同志领导进行。
几年来，在省工委领导下，特别小组和统战小组及“军盟”组织，在争取云南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对瓦解敌人，争取卢汉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对敌工作和统战中，我们直接深入到敌特心脏中去。党员熊新民同志打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后任剑川县党部书记，对掌握敌情，掩护同志起了一定的作用。滇站中校军统特务程灿章加入“军盟”后，按组织指示，以双重身份打入保安司令部任情报组副组长兼昆明小组长，将敌特活动的重要情报，敌特重要头目的材料、照片报告我党。为争取卢汉，党还指示程将“滇站”有关卢汉问题的上报、下批材料暗中告卢。国防部二厅测向台长陶毅加入“军盟”后，按组织指示，将所掌握的军统人员在昆明的情况，国民党在云南公开、秘密的特务组织，电台及人员的情况和电讯情报密码等送交我党。在滇东师管区任少尉文书的党员张执中同志，在公路总局任局长的党员浦光宗、技术员聂映仙同志和在汽车监理所任所长的党员刘格非同志及江毓瑜同志，也不断将敌军军事情报、军用地图和国民党中央在昆单位、团体、个人使用的大小车辆及牌照号码等情报、资料详报党组织。
在各级国民党政权机关中，通过“新联”等组织成员，就其所在单位将各机关包括职员情况详报党组织，将敌“重要公报”及云南省保安团驻地、人数、薪饷等军政情报报送党组织。
在省政府警卫营，党员刘运宗同志利用特务排长的公开身份，按组织指示在警卫营中开展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盟组织，在卢汉警卫营中秘密建立了一支“军盟”“警盟”组织和成员。在推动昆明起义，以及起义后保卫起义成果，进行昆明保卫战，肃反肃特等一系列的斗争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外围组织及其成员，在开展反蒋斗争，推动昆明起义，和起义后保护资财、档案，做好接管准备等工作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选自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昆明起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227—232页。
[2]李剑秋：时为中共云南省工委所属统战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