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扶日”示威游行前夕的政治形势
“反对美帝扶植日本”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运动爆发前夕，第一条战线（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战争）出现一派大好形势。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转入战略进攻已整整一年，东北百分之九十九的地区已经解放，其他各个地区的解放战争都取得重大进展。
1948年4月30日，党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号召，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工人阶级，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4]。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第二条战线（即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派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继续向纵深发展，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年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得反动统治者手忙脚乱，狼狈不堪，蒋介石惊呼此次学潮“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5]。此次学潮之影响，有关国家元气之损失，已属不可数计”[6]。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不得不为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所谓处理学潮的“战略战术”问题。6月19日，各地学生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的成立，标志着蒋管区的学生运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全国学生从此将更好地紧密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更有力地和蒋介石反动政府展开斗争。从8月份起在全国主要城市相继开展自救救人的“助学运动”，以及“反对迫害，保障人权”运动的斗争情况，便是有力地说明。
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陷于孤立，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失败的命运越来越明显。
蒋介石政府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决定强化蒋管区的反动统治，先后公布了《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企图以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同志在狱中被杀害，就是典型事例。1948年5月10日，国民党国防部还通令各地“严密清查户口”“注意各校学生运动”“遇有共党嫌疑分子，得随时予以逮捕审讯”。
这些情况表明，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搏斗。
位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政治形势和全国形势基本相同。中共云南省工委坚决执行了党中央于1947年3月8日发出的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和南方局的有关指示，于1948年2月揭开了云南武装斗争的帷幕，于5月间正式打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的旗帜，敌人震动很大。学生运动方面，继一二·一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又取得“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助学运动”“人权保障运动”的胜利。党在学生中的力量日益壮大，群众斗争情绪高昂，绝大部分学生自治会牢牢地掌握在党和“民青”手中。1948年省工委分析的下述情况中，充分显示了党组织在学生中的力量：(https://www.daowen.com)
1.党员加“民青”占全校人数一定比例，可以影响学校动向的21校。
2.特务在学生中不敢以反动面目出现或已被清算出校者21校。
3.可以参加罢课游行，但不一定做到绝大部分参加者共10校。
4.尚无“民青”及其外围组织的4校。
云南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使反动政府惶恐不安。1947年9月，蒋介石就以允许扩充地方武装（保安团）作交换条件，要云南地方势力的代表卢汉同意逮捕昆明学生领袖，解散学联。卢汉接受了蒋的交换条件，与蒋介石在云南的嫡系何绍周合谋，曾于1947年11月开始逮捕革命学生。党领导的“人权保障运动”使敌人的计划无法实现，但反动派并不因此就放弃镇压云南革命力量的计划，五人特务小组计划在1948年暑假逮捕上了黑名单的学生350人。
1948年6月17日的“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示威游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