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九九整肃”经过
1.逮捕人数。正当9月8日卢汉所乘专机由重庆返昆刚刚降落，接着便是蒋介石和毛人凤所派遣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乘坐的飞机到了昆明。
于是，在昆明所发生的一次大规模逮捕的“九九事件”便开始了，徐远举和大批特务，由军统昆明站长沈醉接到靖国新村他家里后，连茶都忙不及喝一口，便马上对蒋介石命令他执行的第一任务，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由原机解回重庆处理。原来蒋介石叫毛人凤命令沈醉在昆明要暗杀掉的安恩溥、谢崇文、龙泽汇诸人，则改变计划，暂不逮捕，以免使卢汉面子过不去。当徐远举和沈醉带着特务们走到杨杰家去捕杨的时候，却扑了一个空。原来杨杰正好在徐远举下飞机时，刚刚搭上当天才恢复的中航公司的班机，到香港去了。徐远举急得跺脚，大骂昆明站人员不负责任，没有做好监视杨的工作，使其逃脱，无法复命。当特务们还在杨家查抄时，陈复光却送上门来了。过去监视过陈的特务，一眼认出了他，便将他带到对门沈醉家中扣留。这时西南区的特务正在沈醉家的楼下，对杨杰的副官张德尊进行刑讯，张德尊经受不了手摇电话机改成的临时电刑的痛苦，而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在楼上客厅里听到后，一直发抖，坐立不安。当徐远举厉声追问他杨杰是怎样走了的时候，他马上答复说是由杨的侄女婿朱健飞（时任云南纺纱厂厂长）代买去香港的机票，并用朱的汽车送杨到飞机场的。徐远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看到陈复光那一副可怜的惶恐神态，便叫他把民革在云南的组织活动详细写出来，陈答应照办。不过他第一次写的东西，徐远举看来很不满意，向他大发脾气，还要对他用刑，他吓得很厉害，表示愿再写。第二次写出的东西，徐看后认为满意，并据此又逮捕了云南民革的负责人张天放等。
是日晚，卢汉把蒋介石在渝交给他逮捕参议员杨青田等15人的黑名单转令徐远举执行逮捕。据杨青田事后告诉作者，此项黑名单所列人员如下：
杨青田、唐锡畴（用九）、马曜、张天如、李耀延、刘淑清（女），（以上6人系第一聚餐会成员），马伯周、张守玉（女）、惠国钧、赵延康、万寿康、张敬恭、沈峻卿、康良藩（以上8人、为第二聚餐会成员）。此外还有罗南湖，是前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被误认为本届参议员，也予以逮捕，共计15人。
事后获悉卢汉对此曾耍了一个两面手法，先派员秘密通知刘淑清交由卢汉夫人龙泽清具保在外随传随到，并由刘淑清暗地飞报杨青田、唐用九、马曜、张天如4人外逃避匿，除马耀、唐用九已逃到滇西边纵处，幸免于难外，杨青田则以仓促无准备，暂逃至崇仁街腾冲同乡王少岩茂恒商号中，不料到王宅时，适张天如也暂避在此。二人准备第二天设法外逃，不料是日午夜特务们到柿花桥杨青田家，搜索不见，就把杨妻吊打追询，杨妻受不了苦刑，乃随带特务们到王少岩的“茂恒”商号上。杨青田与张天如躲在一间密室中，闻外面喧闹之声，将有搜查王宅之势，杨考虑到为了搜查自己而破坏了茂恒企业的老根子，是一不义也，同时被搜查时，又将连累了张天如也同时被捕，是二不义也，乃毅然出面自首就捕，张天如遂得幸免。（此节情况是杨青田在狱中亲口对作者所谈如此）。
张敬恭、沈峻卿为什么能避免此难呢？作者出狱后，据张、沈二人谈，当宣布解散省参议会之夜，听我发言后他们提高了警惕，因此，在警特到家敲门打户时，他们即从房头逃到邻居家躲避，故免遭逮捕。
黑名单15人中，除马曜、唐用九、张天如、刘淑清、张敬恭、沈峻卿六人未捕获外，其余9人，皆遭逮捕。另有一名参议员张广兴，黑名单中，并无其名，也遭到被捕。此外在第二批逮捕的百余人中，又有参议员陈炳被捕，（原属第二聚餐会成员，黑名单中并无其名，不知何故被捕，狱中亦各在一监），总计被捕参议员为11人。
10日夜晚逮捕省参议员后，当夜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并查封正义、观察、大观、现代、云南等日报或晚报，还令饬民意日报、朝报自行停刊，（只有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平民日报》未被查封），和各报馆所设的广播电台。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五华中学等也进行了搜捕师生员工，当晚10时起，全市宣布戒严，全城交通断绝后，马路上也布上铁丝网，军用电话也架设起来，警特一齐出动，如临大敌，搜捕通宵达旦，直到解除宵禁才停止。整个昆明一夜功夫，被弄得乌烟瘴气，家家不宁。在天亮时警察局看守所10多间房间，都挤得满满的。其中正义报职工70多人，观察报职工50多人，五十三兵工厂进步职工，如邹瑞、蔡义（均属地下党员）及田承敬、蒋子权等42人，其他如社会人士张天放、马伯安、教育厅主任秘书李群杰（地下党人），云南纺纱厂厂长朱健飞，华侨马扬生、民革尹嘉成等也被捕。计在第一天夜晚逮捕的为380多人。
第二天又继续搜捕了铁路局的一些进步职工以及第四区公路局和第四运输处员工20多人，另由刑警大队逮捕的嫌疑犯，更是不少。
由于没有在昆明将杨杰捕到，和没有逮捕到共产党在云南的负责人，加之审讯至关重要，蒋介石又叫毛人凤亲自到昆明主持。9月12日上午，毛人凤带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贵州站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和随从人员乘专机飞抵昆明，主持继续搜捕和侦审镇压。
2.狱中生活。毛人凤对搜捕审讯不满，他到昆明后，马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一面继续搜捕，一面漏夜进行审讯和清理。指挥部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任指挥，由副局长李志正、宪兵团团长王栩任副指挥，负责实际责任。下设两组行动组，由沈醉、周百先任正副组长，担任搜捕工作，审讯组以陈世贤、周养浩为正副组长，负责审讯。虽然每天由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会报进行检查督促，但为时将近一个月共逮捕了400多人，仍始终没有逮捕到一个中共云南负责人，也没有破坏中共任何组织。但是狡猾狠毒的毛人凤，却认为在这些被捕的400多人中，只要肯下工夫，总不难找出一点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他便下令指挥部在认真审讯的同时，只能逮捕人，不管什么嫌疑都可以抓，但绝对不准释放或保释任何一个人，这样只准进，不准出的办法，致使警察局看守所无法容纳，一间两丈见方的房内，挤了40多人，连坐一下，都要轮流着，更谈不到睡的问题了。
9月16日以后，特务们决定把一大批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狱囚禁，当此之时，我们第一次被捕的参议员10人之外，加上社会人士中张天放、李群杰、朱健飞、马扬生、尹嘉成等15人，名之曰，一个“户头”，这个“户头”得到卢汉通知监狱典狱长，在生活上给予一些照顾和方便。我们15人先一晚在“狱神”楼上住了一夜，即搬进“特刑监”（单独6小间），白天不关门，入夜不熄灯，还准许各个人抬进一张行军床去使用，安排我们每5人住一间，（张守玉住在对面女监中），其余3间，让给五十三兵工厂的42人中住了20多人外，其余的人，则住进东监大监里。伙食方面，监狱指派狱中“小锁”（犯人中管犯人的人）1人，每日替我们煮饭，菜由外买好送进来，推李群杰负责炒菜司厨，因此马伯周这个“户头”的人，吃得还好，有时还可喝酒、打牌，大有乐以忘忧之慨。马伯周经常从事有关养鱼法的写作，此书在狱中未完成，解放后，在昆明市农林局工作时，才完稿。某日，沈醉等特务四五人前来视察“特刑监”时，马照常写作，对彼辈则傲暱自若，视如无睹也。
3.酷刑拷问。我们被逮捕后的第三天（9月12日），参议员等在刑警大队部被第一次审讯，主审者，据说是派头十足的职业特务徐远举。当审讯时，他对马伯周特别严厉，由于马伯周在被捕之夜，为便衣特务搜获“反动”证据多份，其中有手拟《新中国国歌》，（词谱稿），手拟《续金圆券歌》，（词谱稿），手拟《妇女大翻身曲》，（词谱稿），《建议卢汉主席争取局部和平案》稿，《反对拆卸五三兵工厂机器迁台》案稿，《致香港友人转北京民盟楚图南（字方篷）、冯素陶》函稿，以及被诬蔑为“反动”的书籍、歌曲和传单等等，当时被装订成卷宗一厚册，徐远举翻开第一篇，看见《新中国国歌》内有“需要无产阶级来专政……”，一言，他便怒从心上起，将桌子一拍，指着马大骂说：“你比毛泽东还厉害些了”，又转过脸来冷笑一声说：“我看你年纪已大，也受不了刑罚，你还是和他们一样每人写一份‘自白书’交来好了。”我乃滑里滑头的写了一份所谓“自白书”交去，这是第一次审讯。
第二次对马伯周使用了非刑严讯。当我们已移送至模范监狱后数目的某夜，马又被调到刑警大队部，接受第二次拷讯，“问官”身着中山装据说是行政院的某科长，参议员10余人中，独对马伯周施用拶刑（以新竹筷子数根，夹住马伯周的左手无名指）由该科长及另一人，以四手合力捏拢筷子的两端，向马逼供是否共产党员？马坚决否认。再问有无联系任何共产党员？马仍坚决否认。适值刑警大队长周百先走进来，看到对马施用酷刑，便与记录人审讯股长某耳语说：“此人就是正在‘山那边’活动的马丽（地下党员）的父亲。”马闻言后，立即说：“马丽确属我的女儿，但早已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了。”特务“问官”，仍追问其与共产党员的来往，并威吓如再不招供，就改用电刑。时上拶刑已坚持20多分钟之久的马伯周，已身首大汗，神智昏迷只好说了一个假名字“王大昌”以资搪塞。“问官”逼问与王来往过几次，有些什么活动，马均支吾其词，毫不吐实。结果特务们在他身上得不到另外的什么线索，乃罢刑。
对其他除参议员外的同案人被施用电刑者有朱健飞及女共产党员杨XX；踩软板凳、上夹杆者有民革李挽澜，用拶刑者有马扬生，他若以辣子面水灌鼻孔者、乱棍毒打者、酷刑种种，不一而足，每夜均闻惨哭声、号泣声，呻吟声，喘息声，伤心惨目，极为恐怖。
第三次集体审讯：则在10余日后。这次审讯，据说是另一高级职业特务周养浩主持，将在押省参议员等10余人，解至宝善街蔡公祠宪兵队审讯，未用刑，共住了两天一夜，头天个别审问后，叫我们各写材料交去。但对其他部门在另一审讯地点者，仍有个别人士，备受毒刑，如马扬生就在此次受到拶刑的。
第四次马伯周个人受到优待传讯：又隔数日后，前“问官”周养浩特派小轿车一部，来接马伯周至蔡公祠作一度礼貌式的谈话，周以和蔼的态度与马进行闲谈，主要是问有关云南省参议会的会内言行，是否受卢汉主席的指使？马答以“各行其是，互不相谋，各人的言论主张，自有各人负责”。当周再问及万保邦与龙云、卢汉的关系时，马答，“全不知道。”周抓不到什么要领，只好扯了一些闲话，仍用小轿车把马送返监狱。
4.判刑过程。毛人凤自9月12日到昆明，直到10月13日止的这一个月间，用尽全力在策划如何完成蒋介石集团确保云南，使云南作为在大陆上最后一片反共基地的任务，并企图以血腥手段来加强对云南人民民主运动的镇压。谁知事与愿违，不能称心如意。同时，他们也看出迹象，认为卢汉终不可靠，将来必反蒋投共。于是下决心把“九九事件”逮捕的人，加以镇压，让卢汉分摊一大笔血债，使卢汉两手涂满鲜血以后，不能再动摇，更没有办法再转变，最后只能跟着蒋介石顽抗到底。特务头子毛人凤不打算把这批人解送到重庆去处理，也不采用过去军统所常用的一套秘密处死革命人士的老办法。而是去向卢汉试探，想把“九九事件”逮捕的400多人杀掉一半；卢汉认为杀得太多了，毛只好首次修改减为一半，杀100多人，并亲自和保密局法官徐钟奇二人连续日夜工作，编造罪名。当时被捕的人中，除马伯周外其他都没有证据，更拿不出判处死刑的罪证来。因此徐钟奇等便对准备处死刑的100多人，每人名下编造几十个字的所谓罪名，末了加上“拟处死刑”4个字。他们满以为这样做已算尽到了公开杀人的法律手续，卢汉会完全同意在他们所拟的判决上批一个“可”字，便可公开在昆明进行一次大屠杀了。没料到在9月25日前后，毛人凤第一次把这份判处100多人死刑的名册，拿去请卢汉核批时，卢一看，认为杀得太多，证据也太不充足，不仅没有批，反而劝他郑重一点并说：“这些人都是在云南有点名气的人，所以要郑重。”毛回来后对沈醉说：“卢汉这个人，太不够交情，杀百把个人都这样不肯买账。”在毛看来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所提的意见，罪不应该拒批或打折扣的，所以非常不高兴。但为了要达到使卢汉分摊血债的阴谋，他只好忍着性子，用讨价还价的方法，由100多人，再改减为80多人，最后甚至减为40多人，卢汉还是没有同意。卢汉认为既要公开枪决，总得有个充足理由，而不可草率从事。就这样一直拖到10月上旬，毛人凤实在不能在昆明老等下去，才气急败坏地走了。现将云南省档案馆保存原国民党关于“九九整肃”《匪谋分子侦讯名册》中《破获匪谍分子侦讯报告表》列在第一名的马伯周的“犯罪事实”及“拟处办法”照抄如下：
破获匪谍分子侦讯报告表
云南省档案馆公章(https://www.daowen.com)
1982年6月17日抄
在上项《匪谍分子侦讯名册》中，被列为“拟处死刑”的省参议员除马伯周外还有李耀廷、杨青田、张广兴、万寿康、惠国钧、赵延康、康良藩、张守玉等11人，属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有张天放等24人，此外，还有正义报、观察报等职工共约300余人，都分别拟处死刑。
另据作者获悉：在毛人凤走后，沈醉对屠杀在押人犯事，曾按毛人凤意图，再向卢汉提出总得杀几个，方能结束此案，乃由原定杀40余人，再减为杀17人，卢汉仍不同意。最后要求杀马伯周、李耀廷、杨青田、张天放、陈复光等5人，卢仍不点头，将此案悬而不决。沈醉便如实向毛人凤作了报告，听候处理。
5.案情好转。约在10月底前后，适值代总统李宗仁将由渝过滇返桂，张群则奉台湾蒋介石令，同机来滇，便中处理“整肃”案。消息传来，此案又顿形紧张，卢汉则势处两难，愈感棘手。据监狱陈科长谈起有人建议，欲转圜此案，非邀请在野名宿李印泉（即李根源）先生，出面斡旋不可，盖李印老在民初领导“政学系”时，张群为“政学系”成员，李印老前任农商总长，兼代内阁总理时，张群曾任农商部参事，均为印老部属，与印老关系至深，而印老在海内声望甚高，亦为李宗仁所敬重，故解决此案，得印老出面，当可迎刃而解。于是卢汉乃密派飞机一架，佯为运货接货至腾冲机场，而密迎印老至昆明。狱中杨青田、张天放二人，同时亦曾以同乡世谊之情，发电求援于印老。10月底（或11月初）某日，下午3时左右，昆市上空突现飞机两架，一来自东方重庆，知为李宗仁到了，一来自滇西腾冲，知为李印老降临矣（这两消息，系监狱中陈科长来告知我辈者），两机自天而降，巧集昆明。（当时，李印老已辞去云贵监察使、息影安宁温泉，昆明至腾冲，航机只到保山，所传情节，容有出入之处。）
莅昆之夕，闻李、张偕同先谒印老，翌日，印老回拜。昆明各法团，各公会，均纷纷向李宗仁、李印老呈递保释在押的各参议员，及各界人士。其中如省总工会主席杨振鸿，省农会主席褚守庄，省商会代表何敬修等10余人，还要求面见李代总统，及李印老，均由卢汉率领介绍会见，面投呈文。当印老回拜李宗仁、张群时，即向李代总统谈此案情，略谓：“中央逮捕此数百人，均属云南精华之辈，亦国家后起之秀，若予以杀害，实深可惜。旦人心所系，舆论堪虞，愿副总统以代总统之权，予以特赦，全部释狱，以示宽大，而维人心”。李宗仁说：“这批人情有可原，但法不可逭”，印老微笑示意，婉言：“此话要请代总统掉转过来说：这批人法不可逭，但情有可原。”时张群在侧，迫不及待，便插话说：“其他的都可以赦，惟马伯周等5人，罪大恶极，则非杀不可”，印老即面向张群道：“岳军（张群字）！我是向代总统说话，不是对你讲。”张群默然。李宗仁与蒋介石素有矛盾，李欲见好于云南，想就此机会，做一个顺水人情，乃不顾张群力阻，即在原呈文上，批“请永衡（卢汉字）兄全权处理。”于是卢汉奉批后，乃迅即重组机构，着手更审。
6.重组更审机构。卢汉奉到代总统李宗仁授权处理本案的批示后，即于11月初筹组更审本案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会由杨振兴、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徐钟奇、沈醉等9人组成，以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为审判长，地点设在模范监狱中，同月5日开始对情节较轻者逐批审讯，次而及于他们原认为情节较重者，也是逐批审讯，8日最后审讯各参议员等，独对马伯周等数人，则作个别审讯，马伯周个人则留在最后单独审讯，并饬将审讯各个问题作书面详述。当绥署筹组更审机构时，杨青田获悉情况后，即告知马伯周，事先赶写书面材料，准备推翻原案，并嘱马写好后，给他看一看，杨认为可以，即直言不讳。马本此精神作了准备，临审时，马强调反对五十三厂迁台及建议卢汉主席争取局部和平等案，是我们多数省参议员代表云南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至于马在受审时承认与共产党人王大昌有来往事，那是受刑难耐，被迫编造，实际并无王大昌其人，亦无往来之事。马大胆陈词，激昂慷慨，且口述与书面完全一致。堂上“问官”，均默然无言，于是监狱空气，由紧张黑暗，而逐渐转变为接近曙光了。
7.全部释放出狱。1949年11月5日开始更审后，对情节较轻的各报馆职工即成批审讯，成批无保出狱；对所谓情节较重者，在11月中旬，亦皆逐渐释放，直至同月27日马伯周请保出狱时，已仅余无法请保的寥寥三数人而已，又至12月初，最后数人，亦皆完全出狱，一场400多人的“九九整肃”大逮捕案，至此遂告全部结束。共计在狱期间，有少至60余日，多至80余日者不等。
8.出狱余波。11月28日，当被捕人士，已近全部出狱时，沈醉到绥署军法处大发脾气说：“好了，马伯周、李耀廷、杨青田三人，你们都放出去了，你们会放，我会抓，我不在三天之内把他们仍抓回来不算人”。卢汉得到情报后，立刻通知杨青田转张天放，嘱告知马伯周暂避其锋，以免发生意外，因此张天放驰告马季唐（马伯周之弟）密告马伯周后，马即避居于西郊福海村李选廷（字左青，唐继尧时代的军长）酒房中，直至云南于12月9日宣布起义、沈醉被擒，及保卫战过后，马伯周始安然回城。
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宋（任穷）大军，及周保中将军等率大军南进昆明不久，赵延康、李耀廷、惠国钧、张守玉等人，来商于作者，拟邀集同狱之参议员，将我辈在原云南省参议会进行之反蒋爱国民主斗争，及被捕入狱前后之经过，上书于陈、宋、周三将军，予从众议，遂于2月下旬上书，旋于3月8日接奉陈赓、周保中两将军，以昆明军管会名义，复函如下：
伯周先生，并转延康等诸先生：
手书诵悉，诸先生在蒋匪统治之下，能保持正气，为民主事业与滇省之和平解放而奋斗，致遭蒋匪嫉视，身陷囹圄，且受非刑，而斗志仍坚，始终不屈，此种精神，殊堪钦佩！现滇省已完全解放，今后建设事业，至为艰巨，尚望共同努力，完成建设新云南之历史任务。倘有卓见，并希随时告知。
专此布复，即致
敬礼
陈赓（印）
周保中（印）
1950年3月8日
1982年6月于昆明市政协时年82岁
【注释】
[1]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集粹》第一卷，云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278页。
[2]马伯周：时任国民党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