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边纵第七支队是在战斗中成长的，曾经经受过两次重大考验。
第一次是在剑川暴动胜利后，建立剑川人民自卫团，当时只有200多人，180来条枪。却立即被两股反动武装从三面包围。东面，以罗瑛为首的永胜“民主联军”进占鹤庆，威胁剑川、丽江、洱源，有人枪4000余。西面和西南面，保山“共革盟”杨剑鸿率领的第一支队1500余人占领了永平、漾濞；“共革盟”独立第四支队，1400多人，其中大部为反动分子所控制，进占云龙石门后，反动分子发动哗变，矛头指向乔后、剑川。敌人气焰非常嚣张，罗瑛在鹤庆发布“日日命令”，积极笼络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和反动武装，封他们为“指挥官”“纵队司令”，同时扬言“收编”剑川人民武装。妄图把初建的人民游击武装一口吃掉。
敌人的力量超过我们30多倍，形势紧张，压力不能说不大。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滇西工委毫不动摇，团结一致，信心百倍，意见一致，明确对罗瑛等反动武装，团结全部党组织坚决斗争。我们这信心是建立在对全国胜利形势的认识上的。同时，也知道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里面有旧军官、旧军人、旧军队、惯匪，毕竟是乌合之众，且内部矛盾重重。我们虽然力量还比较小，但战斗力强，是党的革命武装。剑川人民自卫团的成员，都是经过组织选拔的有觉悟的贫苦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中的党员、“民青”成员，虽然战斗经验不足，但政治素质很高。这是我们能够争取胜利的重要条件。
滇西工委下定打的决心，首先迅速解放乔后，随即在已经具备条件的牛街、兰州、洱源等地区立即发动武装暴动，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当时，罗瑛正企图进占丽江。丽江是滇西北的政治中心，又是武器集中的地方。国民党丽江专员史华已在永胜与罗瑛合流，他在丽江有一定的影响。而丽江地下党还没有掌握武装，但有较好的群众组织基础。丽江县委发动15000多农民于5月1日进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鲜明地提出“打倒罗瑛”的口号。这在滇西是前所未有的群众革命行动，显示了人民的力量，地方实力派和社会上层人士，也采取了坚决抵制罗瑛进占丽江的态度，地下党组织通过这次斗争开始掌握武装，遏止了罗瑛部窜扰丽江。
罗瑛即未能进占丽江，接着又遭到我大理地下党控制的武装和滇西人民自卫军的迎头痛击，曾经貌似强大的罗瑛“民主联军”，只得北渡金沙江，退回永胜老巢。从此开始分崩离析，走向覆灭。
经过坚决斗争，“民主联军”逃遁，解除了东面的威胁之后，滇西工委立即指挥滇西人民自卫军和各游击部队，发动各族群众，歼灭西面两股“共革盟”武装。除“共革盟”支队司令杨剑鸿率领少数人投奔“滇西剿匪司令部”余建勋和部分逃窜外，大部敌人被歼。歼灭“共革盟独四支”是一场典型的游击战。在以兰坪啦鸡井到剑川大树长达200里的地区内，除了游击部队，还有上万各族群众参战，在打入“共革盟独四支”的保山地下党组织及其掌握的武装的配合下，在10天中，全歼“独四支”，俘虏700余人，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连。
这样，刚刚组建的滇西北人民武装通过了第一次重大考验。这是滇西北武装斗争最艰险，最困难的时期。由于通过了这一次考验，取得了胜利，就为以后建立边纵第七支队，开辟滇西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次严峻的考验中，滇西北的党组织思想一致，团结战斗，没有人表现畏缩，大家斗志昂扬。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是全国革命胜利形势鼓舞着我们，使我们坚信党是所向无敌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次重大考验发生在1949年9月。敌人按照蒋介石反动派的部署，对滇西北人民武装和游击根据地发动“围剿”。这也是一次敌我力量悬殊的斗争，敌人动用了14个保安团的兵力，再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而第七支队当时只有四个主力团。第一次，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形形色色的地方反动武装。这一次，敌人是以正规军为主（国民党第七十四军全部，第九十三军的陇生文师，第二十六军的石补天师）。敌人不仅兵力多，武器装备好，而且以东、南、西三面齐头并进，并调动以汪学鼎为首的武装分三路南下，形成南北夹攻的大“围剿”，各部队相距不远，可以互相呼应。这一次对我们的压力不如第一次大，因为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了。当时正值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率西进部队迂回到滇西北，经朱家璧等西进部队领导与地委商定，西进部队跳出内线，到保山腾龙地区再迂回到滇西南，第七支队坚持根据地斗争。但因为敌人兵力强大，很难捕捉战机，不容易找到薄弱点给予打击。
当时，滇西北地委决定：第一派3位地委委员率100多名干部随西进部队挺进保山，任务是发动群众，开辟新区，为第七支队跳到外线作战创造条件。当时，地委考虑如果形势发展到需要到外线作战，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祥云，一个是保山。祥云已有基础，比较可靠，但是到保山可以扩大游击区，进一步截断滇缅公路，在战略上更为有利，所以选择保山。
第二，第七支队主力4个团保持集中，隐蔽在剑川周围，寻找薄弱环节，伺机歼敌。但敌人警惕性高，这方面我们不很成功。一个成功的战例是歼灭云龙自卫队。这支地方武装是敌人进占云龙后成立，配备有机枪、步枪100多支。当时敌保安第四团驻马登街，还有一团驻大栗树，距云龙都很近。第七支队第三十三团从剑川沙溪出发，远距离奔袭，一夜间全歼这股敌人。部队的战斗意志很强，群众支援部队作战也很突出。一些白族妇女从很远的地方背米去支援部队，部队已经结束战斗返回，她们又把米背回来。
另一次是乐天场战斗，这是一次遭遇战，歼敌60余人。这次胜利首先是白族农民和炳泽作出了贡献。敌人强迫和炳泽带路，如果他带敌人走大路，我部队就会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和炳泽带着敌人走山路，拖延了时间，我第三十五团正从东山来，地形有利，取得胜利。和炳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剑川围城之战。当时，我们的意图并不准备围城，因为还不具备攻坚战的条件。首先只准备由第三十一团消灭敌人出城的一个排，第三十三、第三十五团埋伏在西、北两面打击敌人的援兵和钳制敌人。结果敌人发现后逃回城内，于是形成围城的局面。围城后，曾准备争取被围之敌起义并布置打援。敌旅长陇生文率两个团由鹤庆东来剑川，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团曾在清水江、汝南哨、狮子山伏击。
以后，由于形势变化，敌人从滇西北撤走；从中甸南下配合保安团向我夹击之汪学鼎部被我击溃。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但和敌之正规军作战战绩不大，而部队、群众的斗志很高。这次反“围剿”斗争时间不长，但滇西北地委是作了长期斗争的打算的。如果敌人不撤走，我们也能长期坚持。虽然敌人进入根据地、占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等县城，但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天下。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我们有各族人民的支持，能来去自如，对坚持斗争很有信心。
从云南武装斗争的全局看，滇西北地区发动较晚，是一个次要的、辅助的战场。滇西武装斗争发动以后，卢汉所属地方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滇西，从而减轻了对其他地区的压力。到1949年后期，蒋介石反动派曾计划把云南变成最后的反共基地，把胡宗南等残余军事力量经西康撤退到滇西，把云南省政府和绥靖公署也撤到滇西。这样，发展滇西地区的武装斗争，截断滇缅公路，对于战争全局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