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第三阶段
（从“七一五”大逮捕、坚持狱中斗争至大批师生下乡参加武装斗争）
何绍周从南京回来之后不久，召集他的特务爪牙吩咐说：“昆明的学生，是共产党学运最强的地区，我们要从破获学生组织中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且要找出与云南‘匪’区的关系，要把云南的共产党斩草除根，寸草不留。”“七一五”暴行的下午，他在招待记者时又夸下大口说：“只要把云大、南菁攻下来，便可将云南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卢汉13日的谈话中，也表露了同样的含义，只是不像何绍周那样说得露骨。这一情况说明，“七一五”大逮捕之后，破坏党的组织与保卫党的组织，成为敌我斗争的焦点。而这一斗争，又与维护“反扶日、反迫害”斗争的正义性紧密结合着。
为了实现破坏我地下组织，达到“斩草除根，寸草不留”的目的，反动派算是做到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上了黑名单的，全部被关进宪兵十三团、警备总部、警察局的监狱中，施以酷刑逼供。其余同学，除15岁以下的准予请保释放以外，全部拘押于夏令营（集中营）。敌人设置夏令营的目的，表面是为了“感训”，实际是“以瓮关鳖”，将有嫌疑的学生全部软禁，他们把主要希望寄托于监狱中的刑讯逼供，他们期待着地下党的组织攻破之后，顺着供出的线索，把夏令营中有牵连的学生如瓮中捉鳖那样也投进监狱。
这场斗争分别在两个战场进行，一个是监狱和法庭，另一个是集中营。
监狱和法庭的斗争又分两个阶段：一、警备总部、宪兵十三团和警察局刑讯阶段。二、特刑监阶段。
审讯学生的这伙特务，是一伙嗜血成性的地地道道的匪徒。他们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以监视、逮捕、屠杀革命者为职业；在革命学生与他们搏斗39个小时并互有伤员之后，他们对学生就更为仇恨；再加上何绍周已经下了坚决攻破云南地下党组织的死命令，又有重金奖赏的物质诱惑，所以他们更是卖力，用各种残酷手段对付学生。他们首先用恶劣的囚禁条件和饮食折磨学生。学生被捕后，没有垫盖物品，只能睡在地下，而他们故意先把牢房泼湿，让学生睡在湿地上。在警察三分局，他们认为重要的13个师生，竟被关押在一个用57根椽子做成的面积不到4平方米的木笼里，被关押的人根本无法睡觉。至于饮食，则全是霉味很重，砂子、稗子很多的糙米饭，很难下咽。他们对学生采取秘密审讯，在一个多月的审讯中，施加的刑法有电刑、踩杠子、绞手指、吊头发，等等，至于拳打脚踢，则是家常便饭。王维采同志连受多次电刑，被踩杠子，手脚差点残废，仍然一语不讲，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对杨畅东同志多次施以酷刑，敌人仍然一无所获，就用假枪毙吓唬他，他以为是真枪毙，但在绑赴刑场之时，态度从容，毫无惧色。同学们忍受种种酷刑，始终保住党的组织，使敌人的企图无法实现。这种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各方面的人士都感动佩服，如云南耆老，前民政厅长丁兆冠说：“这些人才是云南的人才，土匪吃不消的刑法，他们可以安之若素。”就连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宪兵团长彭景仁也不得不表示佩服：“这些人才算大丈夫、好汉，像我们国民党，真是找不出这样的人来。”
敌人把特务装扮成受害者，和学生关在一起，企图用欺骗和秘密侦察的方式获取刑讯逼供难于得到的材料，其诡计也被学生识破，对之严密防范，使敌人一无所获。
敌人为了掩盖其围攻、毒打、逮捕学生的血腥罪行，还采取下述卑劣伎俩欺骗群众。
一、在云大会泽院制造假现场，把警察进攻时造成的破坏（如在化验室中造成的破坏）归罪于学生，大造舆论，诬蔑学生破坏了多年的教学设备。
二、美化镇压学生的“勇士”，把那些因进攻学生而受伤的宪兵警察装扮成英雄，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去慰问，“表示钦敬”。
三、诋毁、诬陷学生，为屠夫民贼涂脂抹粉。“七一五”以后一段时间，昆明的一些报纸充斥着诋毁、诬陷学生的谣言，如《平民日报》竟制造弥天大谎，将童子军用的木枪拍照，说在南菁搜出大小枪支32支，把那个从房顶坠落跌死的宪兵编造为被学生捉住之后，对准脑袋开枪打死，然后从窗口扔出。与此同时，竭力为这场大屠杀的指挥者涂脂抹粉，卢汉、何绍周也多次粉墨登场，发表谈话，不惜颠倒黑白，把受难者诬蔑为灾难制造者，屠杀学生的指挥者却反而成了大慈大悲的菩萨。
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揭露敌人的卑劣伎俩，坚持“反扶日、反迫害”斗争的正义性，还在会泽院三楼被包围的时候，就将惨案情况发布省外，《大公报》于7月16日即以专电刊登了“七一五”惨案实况，在全国震动很大。[15]
一部分侥幸逃出魔掌的同学，以“昆明学生反迫害联合会”名义，发出《为“七一五”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对反动派的血腥罪行作了控诉。在历数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之后，他们愤怒地表示：
我们昆明学生认得：谁迫使我们不能安心读书！谁不让我们爱国！爱国竟成了罪过！谁活生生地夺去了我们的兄弟姊妹！谁剥夺了我们的自由！甚至不让我们活下去！我们有高度的爱，三万学生同生死、共患难！因此我们也有高度的恨！我们将用一切方式为我们受难的兄弟姊妹复仇！我们要把悲哀变成愤怒，把眼泪变成力量！一句话，我们要复仇！[16]
云南旅北平同学成立了“昆明‘七一五’后援会”。于7月19日致函云南省参议会，愤怒地表示：
这次“七一五”血案的责任问题，我们是誓死，追究到底，我们要把这个血案控诉给全国爱好正义的人们，控诉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他们了解这些屠夫刽子手们的罪行。[17]
由于全国舆论的压力，更由于广大学生忠贞不屈的革命情操使反动派的刑法失去作用，敌人感到继续实行秘密审判对他们不利，乃改变做法，于9月下旬将他们认为“情节严重，证据确凿”的76人移交特刑庭，在陆军监狱专门辟了六间牢房（女牢除外）作为特刑监关押他们。
从此，监狱斗争和法庭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76人中，有党员34人，其中还有7个同志，分别担任市工委委员、区委书记、区委委员、学联党组负责人，大学、中学党组织负责人的职务。此外，还有许多“民青”成员。这情况表明了斗争的严峻性。严重的刑讯虽已过去，但敌人并没有放弃破坏云南地下党的意图，而为数不少的革命者（包括拘押于集中营的同志）还控制在敌人手中。如何搞好对敌斗争，如何在新的条件下保卫党的组织，仍然是摆在每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严重任务。为了适应战斗需要，昆明市工委委员兼西北区委书记袁用之同志采取秘密串联，单线联系的方法，联系了云大附中的杨一堂、中山中学的王家榘、天祥中学的卢华泽、昆明师院的杨畅东、云南大学的杨知勇等同志，建立了党的临时支部，由袁用之同志任支部书记。临时支部后来得到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追认。袁用之同志于1948年11月出狱，临时支部工作，先后由卢华泽、杨知勇同志负责。
党的临时支部提出了“把监牢变作战场，把监牢变作熔炉，把监牢变作学校”的战斗口号。
为了发扬同舟共济的革命友爱精神，支部组织大家讨论之后，确定凡是外面送来的钱物，百分之三十归本人享受，百分之七十交集体统一分配；还专门组织了物资保管分配小组。但实行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同学愿意享受那百分之三十，所有外面送来的钱和物资，都由集体享受。这就克服了因家庭经济不同而形成的牢狱生活中的物质差别。这种做法，物质方面的价值不大，在精神上、思想上体现的意义却十分巨大。
临时支部组织全体同志进行了一系列斗争。
一、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https://www.daowen.com)
刚关进特刑监，放风每次时间每天不到半小时，经过斗争之后，敌人被迫延长了放风时间，基本做到在特刑监外面那块狭小的范围之内，白天整天放风。
狱中饭食极差，饭食是砂子稗子多的糙米饭，没有菜，只有一点点漂着几片菜叶的“玻璃汤”，经过斗争，敌人同意由那些可以到狱外买菜的囚犯代买蔬菜，由特刑监的同志自己做菜。
旃桂馥同志在狱中饱受折磨，害黄疸病，缺乏医治条件，经过斗争，敌人被迫同意保外就医。
二、组织学习政治、认识形势。
国民党陆军监狱的狱吏中，也有同情学生的人，他们曾多次暗暗地给予帮助。对他们做了工作之后，曾通过他们把《时代》杂志、《时代日报》等刊物带进狱中，作为认识形势的学习材料。允许探监以后，外面的同志用各种秘密方法把学习材料带进狱中，甚至把省工委秘密印制的登载新华社电讯的《新华通讯》带进狱中。
支部把一间牢房变成一个学习小组，共同学习时事，学习革命理论，互相批评帮助。许多同学反映，在狱中几个月，思想上得到的收获，比在外面一年学到的还要多。
三、组织锻炼身体，既增强抵御特刑监恶劣生活条件的体力，又为出狱之后参加武装斗争准备好身体条件。
四、利用敌人的法庭揭露敌人，宣传“反扶日、反迫害”斗争的正义性。
敌人玩弄公审的把戏，表示他们是依法办事，企图以之挽回因武装镇压而失去的民心。“公审”是在华山南路的高等法院进行，最先提去“公审”的同志要戴手铐，支部组织大家拒绝戴手铐，敌人没法，只好取消这一做法。支部与狱外党组织联系，尽量动员同学在“公审”时到特刑庭旁听，支部又组织被审同志在法庭上揭露敌人。被审的同志，绝大多数这样做了，如有的同志把笔砸在桌子上斥责敌人“你们宣判的不是我的徒刑，而是宣判宪法的死刑。”参加旁听的同学都反映，看到被捕同志们的表现，受到很大教育。
五、追悼烈士、勉励战友。
共产党员曾庆铨、蒋仲明两同志于1948年9月在滇南磨黑镇壮烈牺牲。得知此消息后，即串联两同志的生前友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了悼念活动。旃桂馥同志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保外就医没有几天，就饮恨去世。同志们因她的牺牲而无比悲愤。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当敌人以为大家已经入睡而放松警戒的时候，六间牢房的战友分别在一幅黑布前默哀。黑布上写着这样两行白字：“沉痛悼念战友旃桂馥，血债要用血来偿还。”那一晚，大家都立下誓言，一定要给敌人以加倍的惩罚。
一二·一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全体战友在狱中开了纪念会，悼念死难烈士。
1949年1月，撒尼人民的好儿子毕恒光同志被敌人从狱中拉到虹山杀害。毕恒光同志是中山中学的学生，1945年入党，1946年被派回路南圭山区开展工作，在武装斗争中被捕。他被关押在特刑监旁边的牢房里。同志们因他的牺牲而万分悲痛，又在特刑监举行了小型追悼会。
六、发展组织、吸收新党员和“民青”成员。
临时支部根据战友们在狱外和狱中斗争的实际表现，经过严格考察以后，还个别吸收了一些同志参加党和“民青”组织。如建民中学的张伟琦同志，金江中学的李余圃（吕有林）同志，龙渊中学的严德裕（严实）同志，在狱中被吸收入党；云南大学的欧明修（欧三）被吸收加入“民青”。
临时支部和狱外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党员、“民青”成员出狱，支部都把他们的关系介绍给党组织，使他们一离开监狱，就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云大党员李德钰同志出狱时，临时支部还让她把全部被关战友签名的“上省参议会书”带出去，请党组织设法交给省参议会。
何绍周从未放松他攻破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他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关押于特刑监的这76个“要犯”。11月30日，他曾发给特刑庭一份代电：“无罪证而有实际作用者，不能释放，并依法延长侦查时间至最大限度”。[18]表明他总是不甘心失败的。
1949年4月15日，被捕同志全部出狱，胜利地结束了法庭斗争和监狱斗争。
监狱斗争的另一个战场是“夏令营”（集中营）。
被软禁于“夏令营”的学生有500多人，其中有不少党员和“民青”成员。“夏令营”斗争的焦点，仍然是保卫党的组织和坚持“反扶日、反迫害”斗争的正义性。省、市工委决定的“夏令营”斗争方针是“在保持革命节操的情况下，保存力量、争取出营。”党组织要求组织成员坚决保护党的组织，不能暴露。由于“夏令营”的情况与监狱不同，即敌人对被软禁于“夏令营”中的同志不像关押于狱中的同志那么重视，敌人为了欺骗社会舆论还要装成“感化”学生的样子，不轻易采取逮捕、毒打的做法，因而要尽量稳住敌人，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对付敌人，不经组织同意，不能擅自逃离，以免惊动敌人。有的领导同志曾冒着危险，以家长名义到“营”中探望学生，向党员干部传达了党的指示。
“夏令营”中的同志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敌人要求写悔过书，他们以软拖硬磨的手段对付，坚决不写。敌人要写自传，他们就写些生活琐事，不涉及政治。敌人要他们填写最崇拜的人，他们就填古代著名诗人和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如李白、杜甫、居里夫人等。敌人开座谈会讨论学生应不应该过问政治，他们就缄默不语，你进我出，搞得敌人非常狼狈。建民中学的一个党员教师、被捕时冒充一个已经回家的师院学生名字，使敌人减轻对他的注意，但随时有被发现而抓进监狱的危险，师院几个党员冒着自己被抓的危险，共同签名担保他外出，这个同志外出后即由组织接走。敌人有延长“夏令营”时间的图谋，党组织即发动家长给何绍周施加压力。“夏令营”的党员和“民青”成员秘密串联，将家庭住址和家长姓名交给外面的党组织。党组织动员了学生家长170余人发表呼吁书，要求当局实现诺言。卢汉、何绍周只好于9月5日宣布结束“夏令营”。
“夏令营”的斗争，也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宣告结束。伪教育厅厅长王政曾对他的秘书科长说：“夏令营的工作我们基本上是失败了。开学以后，我们的麻烦又多起来了。”
这次法庭斗争和监狱斗争，从1948年6月17日开始，至1949年4月15日被捕人员全部出狱而宣告结束，历时十个月。经过这场严峻的考验，保护了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骨干，证明云南地下党是一个坚强的组织。敌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表面上，他们弹冠相庆，举杯祝贺，内心深处却忧虑重重、惶惶不安，所以不得不在《中央日报》发表评论：“谨防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