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援昆明

西进部队东渡怒江，在镇康县集结休整时，我野战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广西、贵州，即将挥戈向云南进军。当时，由于我们带的电台在行军途中摔坏，无法修复，我与边区党委的联系中断。面对野战军将进军云南的形势，我们研究分析认为：由于滇缅公路沿线有我第七、第八支队和保山地区游击队的阻击，尤其是几座公路桥梁已被我破坏，国民党军队从滇西逃缅甸已不可能，消灭敌军、完全解放云南的战斗，主要将在昆明和滇南两地区进行。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回师向东，到思普区与第九支队会合，然后继续东进，配合野战军入滇作战。

12月5日，我们以军事压力和统战工作相结合，派人说服耿马土司让路，进入耿马。8日，进入双江县城。11日，抵缅宁（临沧），然后东渡澜沧江。13日在我们到达镇沅县镇太区时，才获悉卢汉已于9日宣布起义，国民党中央军向昆明附近集结，有进攻昆明之势，我第九支队余卫民、袁用之已率原计划参加组建第二支队的第四十一团以“二支队四团”番号向峨山、易门推进。卢汉在宣布起义后到处派人找我，要我赶快到昆明建立联系。在昆明还保持地下隐蔽方式开展活动的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通过第八支队陈家震和第九支队的同志通知我，要我率西进部队驰援昆明。(https://www.daowen.com)

接到上述通知后，自12月15日始，我率西进部队昼夜兼程，经景东、楚雄急奔昆明。23日到漂川，得知在南下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经昆明地下党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全力支援，起义部队进行了昆明保卫战，英勇地抗击了蒋军反扑，迫使进攻之敌于22日退集于开远、蒙自一带。经昆明党组织与卢汉的安排，我于26日到达昆明，龙泽汇驾车到安宁接我。部队于29日进入昆明。进昆明后，部队住在东郊昙华寺，我和卢汉见了面，并给各方面人士做了工作。当时，因原计划成立的第二支主力部队未能正式组建，加上对敌斗争的需要，西进部队使用第一支队的番号，余卫民、袁用之带领驰援昆明的第二支队第四团（原为第九支队第四十一团）使用第二支队的番号，在昆明会师，并于31日与昆明各界人民和起义部队举行了联欢大会。此时，野战军第五兵团先遣队第四十九师的副师长亦到昆明，与余卫民、袁用之、杨守笃、张白林等共同会见起义部队的团以上军官，我们一起商讨了如何配合野战军围歼滇南敌军的问题。

进昆明之后我才得知，郑伯克要西进部队驰援昆明，是根据党中央和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指示，以及昆明当时的形势和卢汉的要求决定的。卢汉起义后，毛主席、朱总司令给卢汉四条指示，要卢汉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在未与我军联系上时，即发生了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向昆明进攻的叛乱。党中央和刘、邓首长立即命令野战军第五兵团和边纵部队驰援昆明，协同起义部队和昆明人民保卫昆明。当我第五兵团第四十九师和边纵部队赶到昆明外围时，进攻昆明之敌虽然已退集于开远、蒙自一带。但是，敌军动向不明，敌特势力仍在昆明活动，人心尚未安定，卢汉亦迫切要求我率部进昆明稳定局势，建立公开联系。而庄田、林李明等同志远在广西南宁迎接野战军，无法征询他们的意见。因此，在昆明的郑伯克，决定由我率队进入昆明与卢汉建立公开联系，其主要意图是稳定昆明，并组织起义部队协同我军围歼向滇南逃窜的蒋军。历史的周折有的难于逆料，我与余卫民奉命率部驰援昆明一事，多年来竟出现“抢先入城”的种种讹传。中央批转云南省委解决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中，才澄清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