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靖镇区的斗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指示，5月发出关于华南工作的指示，要求南方“靠本身力量于本年底建立起三四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组织几支成为中坚的游击队，准备迎接与配合明年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同时批准香港分局领导下的武装向滇东南地区发展。中共香港分局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作出了各项决策，其中之一是，命周楠、庄田、郑敦组建粤桂边工委，周任书记，领导广东南路、桂东南和桂西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粤桂边工委7月建立并接收左右江的组织关系后，原计划率领“老一团”回广东南路参加斗争。10月间，接分局来电要边工委考虑不回广东南路，把第一团开至桂西开展斗争，进一步向滇桂黔边发展。边工委几位领导同志反复考虑商讨，鉴于当时南路和桂东南地区游击战争已全面恢复发展，部队发展到几千人，组成六七个团；左右江地区也举行了武装起义，右江的万冈、凤山、果德、田东、田阳、天保和左江的龙章、凭祥、思乐、扶南、靖西、镇边等12个县，我党都组有武装游击队。分局建议把第一团开至这一地区开展斗争，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富有远见的战略计划。建立滇桂黔边与粤桂边遥相呼应的两个根据地，对西南和华南革命战争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边工委从这一全局出发，认为应坚决执行分局的指示，决定改变原计划，把“老一团”开往桂西。在改变计划前，该团的二营大部、四营和一批领导干部已回广东南路了，到桂西的只有一、三营、二营一部和二、四营组织的华侨武装100余人和机关干部共七八百人。边工委在转向桂西途中，奉命于11月8日召开干部会议，改建为桂滇边工委（周、庄9日给分局方、林的报告电称为滇桂黔边工委）。1948年初，分局派梁广到南路另组粤桂边委。

桂西靖镇区，原属左江党组织领导，当时已建立靖镇工委。邓心洋任书记。这个地区在红七军、红八军创建时，便有我党活动，红七军撤离后，留下的革命火种一直没有熄灭。居住着各少数民族，长期受国民党地方封建势力的压榨，群众中潜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并普遍建立了秘密的革命同盟会和农会组织。

“老一团”指战员，经过一年多的整训，军政素质都有提高，所以一进入靖镇区，犹如猛虎下山，不到一个月内便三战三捷，连续攻克敌果梨、百合和弄蓬同3个据点。这三仗都是歼灭战。当时一团指战员在军事理论上懂得不多，只是根据自己的实践，采用了晚上运动，包围据点，出其不意，拂晓突然袭击；四面围攻，又求避开正面，选择侧背攻击的战术。看来这是符合我军依照敌我情况和客观条件进行作战的经验的。

三战三捷后，大大震动了敌人，鼓舞了群众。在初步打开局面后，边工委决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组织政工干部协助当地党组织，深入各民族村寨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农会、民兵、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并根据群众的要求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土霸主，搬掉压在群众头上的大石头。通过这些工作激发了各族群众对国民党的仇恨，他们积极要求参军，投入埋葬蒋家王朝的斗争。在开始的两个月时间里，部队人数翻了一番，民兵也翻了一番，农会人数由1000多人发展到1万多人，根据地几十个乡连成一片，成立了“靖镇区民主政府”。恢复和发展了圩镇贸易，恢复了小学教育，办了识字班，出版了靖镇简报，群众兴高采烈，热气腾腾。(https://www.daowen.com)

到1948年2、3月间，部队发展了，边工委整编部队。第一团除抽出部分骨干外，编为第一支队。抽出来的骨干与当地发展起来的部队。组成第二支队。此时，敌广西保安副司令莫树杰率领第一七四旅和保安第三、第六、第九团的部分部队前来扫荡，并派龙州保安副司令杨丽天赴越与法国侵略军签订联合围剿密约，妄图消灭我革命力量。就是这样敌也不敢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构筑防御阵地，逐步向我根据地推进。边工委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打算与敌硬拼，使作出“小股坚持，大股插出”的决策，留廖华、梁家率领第二支队在那里坚持斗争，边工委率领第一支队和直属机关作战略转移，准备进入滇东南展开斗争，以建立滇桂黔边根据地。

主力第一支队撤出时，为了迷惑和钳制敌人，边工委派林杰率领第二连向东奔袭广西边境重镇水口。在左江党组织和群众配合下，经过周密侦察，利用夜晚下雨条件，强攻固守之敌，只经约40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敌1个加强连17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电台等物资，给广西反动派又一次打击。

回顾在靖镇区斗争的经验教训，首先应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组织了群众，发展了部队，消灭和钳制了敌人，策应和支持了广西其他地区游击队的斗争，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在军事上讲，打了几次胜仗之后（三战三捷后，还打了几次胜仗）未及时抓紧镇边空虚的时机，分兵去发动群众，以求更广泛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企图集中力量一下把局面扩大。敌增援到来时，在德窝前线与敌对峙半月之久，失去时机，这些都是教训。在地方工作上，当群众起来之后，由于我们缺乏建设根据地经验，不研究主客观条件，时机未成熟，便在平孟乡一些农村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犯了急性病；镇反扩大化打击面过宽等，犯了“左”的错误。这都使我脱离群众，增加反围剿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