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无人道的审讯和骇人听闻的处理
对于被捕的人，以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为主的审讯组，加上沈醉、周伯先以及军统云南站及刑警大队的特务数十人分别进行审讯。先是用威胁、利诱、欺骗、恐吓的办法，叫所有被捕者写出自白书，若被捕者抗拒时，即采取非法拷打的办法，举手打人、开口骂人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徐远举审讯省参议员康良藩时，因康回答问题不能使徐远举满意，徐当即打了康良藩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打得很重，康良藩个儿又小，因而被打后身子转了两三个圆圈，脸上伤痕红了又紫。当时康良藩气愤地说：“有理讲理，为什么要动手打人？”徐远举骄横地说：“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的。”这一句话，充分表明了特务们痛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狰狞面目，也说明了反动统治阶级垂死前的最后挣扎。在审讯过程中，一般的是先由小特务审问，然后经周养浩、陈世贤等复审，所谓“重要犯人”均由徐远举等头目亲自审问。毛人凤也经常不动声色地坐在审讯地方，有时也插上几句。
特务们使用的刑法，是灭绝人性的。其中有用辣子面水从鼻孔里灌进去；有踩夹杠，即用两根木杠将被审者的双腿夹住，再用两人在木杠两尖端踩上，受刑者两腿受夹，疼痛万分；还有电刑，即特务们用手摇电话机做电刑工具，将电话的阴极、阳极两根电线分别拴在被审者的双手上，特务们摇动电话机，这时受刑者全身触电发麻，心脏跳动得很厉害，欲吐欲呕，头昏眼花，以致有的受刑后精神失常，有的受刑不过竟昏死过去。这种刑具万分残酷，又简而易行，迫害力强，故特务们最喜欢用它，受此种电刑者不计其数。在刑警大队被审讯的李古新，即被特务用辣子面灌入鼻内，受罪不小。李古新认识曾恕怀，即用50元半开银币买通原看守所的看守员，送出一个字条给曾恕怀，说明受酷刑的悲惨情况，请求援救。曾恕怀将特务们在警察局乱用酷刑的详情，向卢汉作了报告。卢汉指示说：“不准他们在警察局审讯，你们权宜处置。”曾恕怀叫我通知周伯先转达徐远举、沈醉等说：“在警察局审讯有不便之处，如果要审，可另找地方。”同时，我们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及看守所，加派了保安警察大队的武装警察岗哨，表面上是加强警卫工作，实际上是监视特务们的活动，如果发现特务用刑须立即加以制止，并向我们报告。此时（9月15日以后），我们已将原保安警察大队的大队长特务梁景略调为闲职，换上了曾恕怀的旧部又是曾的小同乡游华圃担任大队长，并加派了一个大队副凌蔓萍。此二人都是我们靠得住的人，这样我们就直接控制了保安警察大队的武装力量，而和特务们所掌握的刑警大队可以抗衡了。特务们为了他们的工作方便，同时碍于我们的监督，就陆续把被捕的人集中到昆明监狱（昆明市钱局街17号）去，就地审讯。
在昆明监狱里，由于加派了宪兵一个连和许多特务看守，加上宪兵又是全副武装，并用几挺轻机关枪封锁监门，对要解大小便的人，即有宪兵一名端着枪，对准脊背，监视来回。有一次几个守监门的宪兵，所持的轻机枪失了火，连放了10数响，因而惊动了被捕者的家属。恰好这时不少被捕者的家属正在送饭，不知是失火，以为是出了什么意外事故，皆纷纷互相走告，不到半小时，所有被捕者的家属几乎都来到昆明监狱探听情况，有的要求进去看看，有的要亲人出门来见一面，但均被宪兵拒绝了。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造成混乱现象，特务及宪兵们至为恐慌，乃加强戒备。争执达数小时之久，始经宪兵连长几次向大家解释，家属和群众才逐渐散去。
对于所有被捕的人，经过特务的审讯后，除要被捕者供出“罪证确凿”的东西外，还企图找到一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但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得对被捕者乱加罪名，如“与共产党有联系”“反叛政府”“进行非法宣传”等莫须有的罪名。以后又分别对被捕者拟定罪名和处理意见。在处理意见中，有的判处死刑，立即枪决；有的判处无期徒刑；有的判处10年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最少是3年，有多至20年者，甚至有的学生仅以阅读进步书籍为罪名，也判处几年的徒刑。
这些处理的罪名和判刑的意见，均由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审核后作出决定。书面决定是用24开的十行纸缮写成册，上有姓名、年龄、性别、籍贯，下面就是所谓罪名和处理意见。每人只占一行或二行，罪名只数十个字，处理意见是“拟予枪决”“拟判处徒刑××年”等简单的几个字。其中判枪决的有200余人，占第一批处理总数的二分之一，如杨青田、张天放、马伯安、陈复光、萧鉁等均在枪决之列。毛人凤拟定第一批处理名册后，不直接出面，而叫宪兵十三团和警察局出面呈报卢汉批准执行。9月30日，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拿着这份处理名册，到警察局来找曾恕怀会印。王来时，曾恕怀不在局中，找着我说明来意。我要王栩给我看一下处理名册，他推说等曾恕怀来时再看。当时我打电话给曾恕怀，报告他说：“现在王栩拿着处理名册来会印，我想这些人既不是我们决定抓的，又没有经过我们审讯，决定处理时又要我们盖印负责，盖印是值得考虑的。若盖了印，将来的负责就在我们，因此打电话向你请示。”曾恕怀说：“所抓的人，一切都由他们包办，现在处理时又要我们盖印负责，岂不是全部责任都推在我们头上。盖不盖印，俟请示卢主席后再为决定。转告王团长，请他过一个小时到市府来找我面谈。”曾恕怀立刻找卢汉请示。卢汉说：“你不盖给他们咋个整？反正是要送来给我处理的，你盖就是了，不要你负责我自有道理。”曾恕怀回到市府和王栩见面，看到这本名册，要杀这样多的人，不免大吃一惊，内心踌躇；又想到卢汉说过不要他负责，就大着胆子盖了印。为了慎重起见，还和王栩商量后写了一个报告给卢汉，说明所逮捕的人均系军统决定，宪警仅配合执行，亦未参与审讯，所作处理意见，也是军统决定的。曾恕怀、王栩带着报告和处理名册亲到五华山当面交给卢汉。卢汉对此名册并不重视，当时连看都没有看一下，听了他们二人口头报告后，慢吞吞地说：“你们回去吧，我会处理的”。王栩出五华山后，即将此事告知了毛人凤。毛很得意，认为只要卢汉批一个“准”字，或者是“如拟”字样，他就可以把这些人即日拉出去枪毙，实现他大屠杀的目的。当天毛人凤就去找卢汉商谈，要求卢汉立刻批准，以便事毕回台湾复命，殊知卢汉的态度冷淡，不动声色，细心听取毛人凤的谈话。卢听完后才表示，认为杀的人太多了，并认为罪证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希望毛人凤多加考虑，又劝毛处理这种重大问题要慎重一点。毛人凤得不到卢汉的批准，怏怏而回，甚为不满。毛人凤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亲自出马来昆明进行所谓“整肃”的，其主要阴谋不外是妄图实现一次大屠杀，以嫁祸给云南地方政府，迫使卢汉背数百条人命的一笔血债，造成最终走反动道路，不能靠拢共产党和人民的局势，以遂其借刀杀人的毒计，用心是十分险恶的。这说明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明争暗斗。当毛人凤离开昆明时，还再三交代给沈醉，须向卢汉力争，至少也得杀一半。但卢汉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始终采取拖的办法，曾命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会同沈醉和西南军政长官部科长陆坚如等会审，要进行复查。在会审期间，卢汉暗示杨振兴，对毫无罪证无辜被捕的人可先行释放，最后留下特务们认为罪行较大坚持要处以重刑的300余人听候处理。
卢汉对于“九九整肃”，本是应付当时局势的一种手法，一方面应付蒋介石，一方面又不敢开罪于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内心是十分矛盾的，故在行动上忽左忽右。到了11月中旬，国内局势益加明显，逮捕了这一大批人，不能不寻找一个转弯办法，以扭转这一错误行动。适代总统李宗仁来到昆明，目的是拉拢卢汉，反对蒋介石。卢汉认为是结束“九九整肃”的绝好机会，便利用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设法释放这一大批人。卢汉面向李宗仁报告：“整肃时所逮捕的人，经会审后均无罪证，不便处理。当此紧急时期，不能丧失人心，可否下令将所有被捕者一律释放。”加以李根源先生等从旁向李宗仁解释，说“整肃”时所逮捕的人，有的是知名之士，有的是工人，有的是青年学生，皆无辜被捕，为了安定人心，请求同意释放，李宗仁到昆明，目的是拉拢卢汉，卢汉提出这一请求，于他没有什么损害，相反地还有好处，又有李根源等说项，落得做人情，以达到他收买人心的目的，因此慨然允诺。卢汉立刻下了一个手令，给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谓“奉代总统李面谕：整肃时所有被逮捕的人员一律释放，即日办毕具报”。杨振兴接到手令后，按照一般法律程序处理，进度很慢，当天没有办毕。卢汉发现这一情况，怕事久生变，又怕特务们在监中暗害被捕的人，遂大发脾气责骂杨振兴，要查究他为什么拖延时间，是否有敲诈勒索行为。卢即另派保安司令部秘书赵生白前往昆明监狱，传达卢汉口头命令：“无条件的立刻释放完毕，不须办理什么请保手续。”杨振兴遵令执行，立刻释放完毕。这时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等已离开昆明，特务沈醉等知道此事，不免恼恨在心。但由于卢汉利用了李宗仁代总统这块招牌，毫无办法，只得向台湾报告而已。(https://www.daowen.com)
所谓“九九整肃”这一场轩然大波，自此告一段落。卢汉率领云南军政人员和平起义时，我自己也有机会参加起义，走向光明。
本文经曾恕怀先生看过，并提供意见，附笔致谢！
（1962年7月）
【注释】
[1]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86页。
[2]李志正：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昆明市警察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