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英国作家、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写有这样一句诗：“啊，东便是东，西便是西，这两者永不会相遇，直到在上帝最后审判的宝座前，地和天都静静候立。”^[1]（Kipling，1993：75）吉卜林“东便是东，西便是西”的说法似乎暗示着东西方文明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的沟通与交流是不可能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中则提出，文化将成为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文明的冲突”的历史时期，“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Huntington，1996：320-321）。

或许，正如吉卜林与亨廷顿所言，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鸿沟永难逾越。然而，世界历史上却一直不乏致力于填补不同文明之间沟壑的实践者。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位一生致力于填补东西文化沟壑、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誉为“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2]的伟大女性。她就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3]（Pearl S.Buck，1892—1973）。赛珍珠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之所以获奖是因为：“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裕康，1992：53）赛珍珠在中国生活长达38年^[4]，具有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视角。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20世纪中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理解与和谐。赛珍珠是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赛珍珠以其中国题材作品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赢得广泛声誉，她也因此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中国“阐释者”（Hunt，1977：33），乃至美国的“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林语堂，1939：109）。赛珍珠在西方如此受欢迎，她在中国的际遇如何呢？中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赛珍珠这样一位美国“他者”对中国所做的“阐释”呢？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通过翻译这个途径回到中国语境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这正是本研究致力解决的问题。本书运用形象学理论中关于形象建构的观点以及翻译学中有关翻译与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之间关系的思想，研究赛珍珠中国题材小说The Good Earth（《大地》^[5]）的中译本如何描述中国、重新建构民族自我形象，中译者如何通过中国形象的自我建构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想象”与期待，表达他们对民族建构的个人诉求，《大地》中译如何参与到现代中国的民族建构这一宏大叙事之中。